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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马又重病:邓小平的长征路怎么挺过来的?(1)

2012-02-01 14:58:46 * [大 中 小]


邓小平


在长征中,邓小平“跟着走”,走到了陕北。


有一件事,邓小平记得很清楚。在过雪山时,邓小平的马死了。邓小平跟红军战士们一样,一步一个脚印爬过夹金山。他后来曾回忆说:“过了雪山后,傅钟送了我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样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


邓小平同傅钟是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和从事革命活动时认识的,两人相交甚笃。时下傅钟是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颇有实权,部队又兵强马壮。红一方面军过雪山后到达四川西陲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时,傅钟见老同学、老战友的马死了,便慷慨解囊送给邓小平“三件宝”。


爬雪山、过草地以后,邓小平又有了新的任职。1935年6月18日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邓小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所遗中央秘书长一职由刘英(后为张闻天夫人)接替。


刘英后来回忆说:当她接到李富春写的“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工作”条子来到中央队报到时,毛泽东对刘英说:


“小平同志要上前方去,我提议你来接替他的工作。”


刘英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


毛泽东笑道:“你做得了!前方需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这是毛泽东的良苦用心,也是一种厚望。


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为朱瑞,副主任罗荣桓。邓小平在他们手下当宣传部长,工作很认真、很敬业。“宣传部长”对他来说,虽已“久违”,却驾轻就熟。


据时任政治部宣传部宣传队队长梁必业(江西吉安陂头人,14岁便参加红军)回忆:


“我们宣传部的作用,行军打仗时,要保证部队吃饱走好,保证不要生病,保证战士不要掉队,保证不要减少战斗人员。我们主要是进行宣传,最困难的时候,也要宣传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坚定信念,宣传北上抗日的思想。宣传部在长征沿途和长征后,还管编印一份《战士报》,是油印的。宣传部和政治部其他的干部,还要经常去师、团传达重要精神,研究工作。”“这以后,我就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小平同志很注意宣传队。他说,‘宣传队不只是做宣传工作,还是准备干部、培养干部的地方’。宣传队要做群众工作,要做部队工作,还要做敌军工作。邓小平总是说:‘宣传队是培养干部最好的地方。’……”


据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潘振武回忆:


红一军团有次在甘南某村镇宿营时,已经日落西山了。宣传队员吃过晚饭后就烧水洗脚,准备睡觉。这时,邓部长突然推门进来,面带愠色地问道:


“怎么搞的,街上为什么一条标语也没有?把我们宣传工作的传统都丢掉啦?!”


宣传队李光炳二话没说,提起石灰桶,带着宣传队员们举着火把写标语去了。从此以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凡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放下背包就写标语,可自觉啦!


邓小平对红军战士工作上要求很严格,生活上却很关心。红军翻过六盘山后,战斗中有不少缴获。邓小平看到宣传队员们衣着褴褛,就找到红四团政委杨成武,说:


“听说你们团在青石嘴一仗,缴获了敌人不少布?”


“是的,上缴了不少,还留了一点儿。”杨成武回答道。


“关心一下宣传队的同志,给剧团的小鬼每人做套衣服怎么样?”


“好,照指示办!”


不久,宣传部战士剧社的战士们每人添置了一套新衣服,上台演出显得更加精神了。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主力集结达10万余人,力量大为增强,可内部却波澜迭起。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时有8万余人),不同意中央占领川、陕、甘的“北上”方针,主张红军南下成都或西进西康。在红军“北上”与“南下”的严重分歧面前,毛泽东同张闻天,周恩来等一道,为维护红军团结与统一,一方面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一方面作了组织上的某些让步,在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上任命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但张国焘仍不满足,不断制造事端,要挟中央。


伟大的开拓者,不平凡的长征路

失马又重病:邓小平的长征路怎么挺过来的?(2)

2012-02-01 14:58:46 * [大 中 小]

1935年9月,当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借口涨水停止向毛泽东等率领的右路军靠拢,并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毛泽东从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外获悉电文后,当机立断,即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先行北上。当四方面军有人主张武力追拦时,徐向前坚决表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维护了红军的团结。中央红军到达俄界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和意见,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组编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迅速率军北上。


这时,张国焘仍然一意孤行,力主南下,攻击中央“秘密出走”,并于10月5日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中央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公开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红四方面军因南下伤亡很大,减员过半,到甘孜时只剩4万余人,张国焘的“南下”行动严重受挫。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胜利完成长征。中央机关移驻瓦窑堡。为了适应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的形势,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并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政治形势与策略问题的报告,并于25日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政治报告。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系统地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革命急性病倾向,全面地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强调了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重要领导作用,提出了将“工农共和团”改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从而在理论上、策略上解决了党在遵义会议上来不及解决的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


为了以实际行动表明红军抗日的决心,贯彻瓦窑堡会议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实行“东征”,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抗日先锋军从1936年2月20日开始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并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地区进军,以便与日军作战。


邓小平随抗日先锋军东征。梁必业将军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在东征途中,我们宣传部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一路宣传,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我们还要做敌军工作和俘虏工作。小平同志在东征途中还亲自编写宣传提纲和教材。小平同志写东西快,大家形容他写东西是“倚马可待”。有一次朱瑞主任催他写一个连队讲话材料,他说:“这个好办。”马上找来一张纸,用一支铅笔,没有桌子,就在膝盖上写,很快就写好了。这也就是他的特点。


红军抗日先锋军在东征中受到蒋介石、阎锡山的重兵拦击,为避免内战,是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部队撤回陕北,结束东征。


东征归来后,邓小平接替罗荣桓,担任红一军政治部副主任,分管党的组织、宣传和教育工作。


张国焘在南下破产、西进失利的情况下,经过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和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团结、争取工作,被迫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率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军总部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1936年9月,在西康甘孜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到达陕、甘边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邓小平等前去迎接、慰问,传达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受到部队的热烈欢迎。


是年10月22日,红二、四方面军到达静宁将台堡,红一方面军派左权、聂荣臻、邓小平等前去迎接,同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等会面。红一方面军赠送红二方面军二十头牛,两千只羊,数万斤粮食,两万斤羊毛,数百张羊皮,两台缝纫机,慰劳红二、四方面军战友。


至此,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长达两年之久的长征宣告结束。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毛泽东同张闻天、周恩来等一道,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洞察局势,明察秋毫,正确、稳妥地处理西安事变,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促成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以抗日为前提的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邓小平在此时大病一场,得了严重的副伤寒。他在重病昏迷的状态中听说事变的发生,幸得战友们的相救相助,在生命垂危中“缓过劲来”。邓小平后来回忆说:那次病得很重,差点死掉。


但邓小平跟着毛泽东,从瑞金到陕北,在长征中一步一个脚印,战胜了困难和疾病,毕竟挺过来了,成为走完长征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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