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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家高达270亿美元的印度首富穆凯什·安巴尼目前正在印度经济中心孟买市为自己打造一座60层楼高的“摩天宫”:这座高达173米的大厦上不仅有直升机停机坪、空中花园,还有健身俱乐部和6层楼面积的停车场,堪称是一座空中宫殿。据悉,这座摩天豪宅的总楼层面积甚至超过了法国凡尔赛宫。

孟买建筑师哈菲兹·康特拉克特说:“在以前,那些最富有的印度人总是尽力隐瞒自己的财富,他们甚至不会开奔驰车,他们生活在狭小的公寓里,即使安巴尼先生的富翁父亲,生前也是生活在一座小公寓里,他们总是担心收税员盯上他们。但现在的富翁们已经改变观点了,穆凯什赚了很多钱,他想要炫耀自己的财富。”

然而,由于6000多万印度人仍然生活在贫穷之中,孟买的贫民区在全国更是屈指可数,穆凯什花巨资打造价值5亿英镑的奢侈“摩天宫”,显然在印度社会中引起了剧烈的争议。不少人认为他行为张扬、炫耀财富。

印度一家报纸的专栏作家普拉福尔·比德万称,印度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安巴尼建这样的大楼,炫富个性暴露无遗。他说:“安巴尼先生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利己主义的大厦,公众显然不会对它感到满意,人们对于这样荒谬奢侈的花费,已经越来越愤慨。”

显然,“涓滴理论”失效了(涓滴理论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与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或认为政府财政津贴可经过大企业再陆续流入小企业和消费者之手,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但“喷涌理论”却起到了作用(喷涌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与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这不但不会给贫困阶层带去富裕,而会使富人像喷涌的泉水一样获取大量的财富,而穷人依旧是穷人)。正因如此,在一个有着12亿人口的国家,最富有的100名印度人如今拥有的资产规模,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四分之一。在印度,有3亿人属于新兴的后“改良型”中产阶级,他们身边游荡着25万因负债累累而自杀的农民的幽灵,还有8亿穷困潦倒无依无靠、只为给富人让路的农民。同样,还有那些每日生活费不足50美分的苟延残喘的人们。

穆凯什·安巴尼在今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名列14位,个人身家超过200亿美元。穆凯什名下的信实集团是印度最大的私人公司,市值达2.41万亿印度卢比(合470亿美元),靠投资石油、零售业、生物科技和电信业积聚了巨额的财富。信实工业持有Infotel 95%的股权,后者数周前收购了一家媒体集团的多数股权,该集团设有电视新闻和数个娱乐频道。Infotel是唯一获得4G宽带全国性牌照的公司。安巴尼还拥有一支板球队。

信实工业是少数掌控着印度的企业之一,这些企业中有些是家族企业,有些则不是。类似的重量级企业还包括塔塔集团(Tata)、金达莱(Jindal)、韦丹塔(Vedanta)、米塔尔(Mittal)、信息系统技术公司(Infosys)、艾萨(Essar),以及由穆凯什•安巴尼的兄弟——安尼尔•安巴尼(Anil Ambani)所有的另一家信实。它们竞相扩大自身业务,足迹遍及欧洲、中亚、非洲和拉美。以塔塔集团为例,它在80个国家开办有100多家分公司。它们是印度最大的民营能源公司之一。

印度著名作家阿兰达蒂·洛伊在英国媒体《金融时报》评论道,印度的企业是收买政客、法官、政府官员和媒体,民主已被掏空,只剩下了形式。储量巨大的铝土矿、铁矿石、石油和天然气原本价值数万亿美元,却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各家企业,违背了即便是扭曲后的自由市场逻辑。贪腐的政客和企业勾结起来,在低估资源储量的同时,也低估了这些公共资产的实际市场价值,他们侵吞的公共资金高达数十亿美元。还有抢占土地——社区被迫迁离,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他们的土地被国家“征用”,随后被交给私人企业。(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的概念很少适用于穷人。)群众开始造反,许多人配备了武器。政府已表示,它将派军队予以镇压。

阿兰达蒂·洛伊称,面对种种民怨,企业自有一套“高明”的应对策略。它们从利润中拿出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用于创办医院、教育机构和信托基金,信托基金反过来又为各种非政府组织、学者、记者、艺术家、电影制片人、文学活动、甚至是抗议活动提供资金。这是一种借助慈善活动、将舆论引导者拉拢到自己影响范围的伎俩。通过对常态进行渗透和移植,如此一来,挑战它们似乎就和挑战“现实”一样荒唐可笑(或是难以理解)了。接下来,“别无选择”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塔塔集团及其子公司拥有印度规模最大的两家慈善信托基金。(它们向财务拮据的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捐赠了5000万美元。)金达莱及其子公司(业务主要涉及矿产、金属和能源领域)开设有金达莱全球法学院(Jindal Global Law School),不久还将开办金达莱政府与公共政策学院(Jindal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Policy)。而向社会科学家提供奖学金及研究基金的新印度基金会(New India Foundation),其资金来源则是软件业巨头信息系统技术公司。

阿兰达蒂·洛伊认为,找到办法“摆平”政府、反对派、法院、媒体以及自由化观点后,剩下来要对付的,就只有愈演愈烈的动荡局势了,也就是“群众力量”的威胁。你们会如何驯化它?你们如何让抗议者变成乖乖听话的宠物?你们如何平息人们的愤怒,让它改变方向,进入“死胡同”?由安纳•哈扎尔(Anna Hazare)领导的反腐抗议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场抗议活动的参与者多为中产阶级,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一项由企业赞助的全天候媒体活动称其为“人民的声音”。这场抗议活动呼吁立法,清除残留的民主糟粕。与“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同,它未曾对私有化、企业垄断行为或是经济“改革”有过半句抗议之辞。其主要的媒体支持者,成功地将关注焦点从骇人听闻的企业腐败丑闻上移开,利用公众对政客的抨击,要求幕后操控势力进一步退出政府,并呼吁加大改革和私有化力度。

在推行这些“改革”的20年后——这20年里,印度经济虽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增长,但失业人口依然大量存在——营养不良的印度儿童数量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多,其8个邦的贫困人口数量,超过了26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贫困人数总和。如今,全球金融危机已接近尾声。印度经济增速大幅降至6.9%。外资纷纷撤离。

阿兰达蒂·洛伊感叹,资本主义真正的掘墓人,原来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而是存在于其自身错觉中的红衣主教,他们将意识形态变成了宗教信仰。他们似乎难以理解现实,也难以领会思潮变化的精髓。这种变化清晰地昭告着:资本主义正在毁掉这个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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