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硝烟的财富分配战争:流民,中产阶级,中国未来

从春运说起

过年,是中国人心中最为重要的事,即使远在千里之外,我们也想回家,在岁末与岁首,与最亲的人团聚在一起,回家,这本是个温暖的词汇,但对于几百万中国人来说,返乡,却成了一件让人困惑的事。任凭你归心似箭,开往家乡的列车却总是一票难求,

回家难,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象?

我们总是对票贩子恨之入骨,大骂他们的无耻,愤怒地认为是他们对票源的垄断才造成了我们在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里,孤独地露宿在火车站的广场上,远隔着千山万水的距离,任凭爱人在家望眼欲穿也无能为力。但当我们的愤怒稍微冷却之后,相信我们也会问过,普通人已是一票难求,票贩子为什么就可以垄断?若是没有内应,这可能发生吗?新闻媒体总是对其做重点报道,难道监督部门就从来没有想过中间环节哪里出现了问题吗?难道政府部门从来都不会觉得,这么多人有家不能回是一种尴尬吗?

如果我们愿意深究一下,就会发现这个简单的社会现象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为什么这么多人每年都要背井离乡到千里之外的异地打工呢?谁愿意远离自己挚爱的人,漂泊在陌生的城市,过着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生活?事实上,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历史源头——它的历史几乎和中国的历史一样长,尽管这些流民在盛世之年有了一席安身立命之地,但就像逃不掉的宿命一样,王朝在更替,这种宿命也在反复循环,流民得到安置后很快又失地流落,而中国大部分王朝的更替,流民就是其直接原因:他们的生存受到了威胁之后奋起反抗。这与我们今天的流民形成的原因几乎一致:都是因为生存问题,不得不四处流浪。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的流民是受到战争的威胁,或被剥夺了土地,从而无家可归,今天,我们的流民虽然没有遭遇战争,也没有被剥夺土地(少数人可能已经遭遇了这种不公,比如房屋被强拆),但却同样面临着生存问题,遭遇着被美化的看不见硝烟的财富分配战争,他们在经济发展滞后的家乡找不到容身之所,为了养儿,为了养老,他们终于背起行囊去到了遥远的地方。

春运难,财富分配不均才是主因。 这种不均又是表现得这样淋漓尽致: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发展不均,同一地区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的巨大发展差异,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不均,工薪阶层与富豪之间的收入差距……

国家

改革开放之初,一个响亮的口号响彻全国各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我们暂且不管党和国家是否真有决心这么做,先来看一看这个美好的愿望是否有实现的可能性。按照当前的发展模式,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中西部地区的资源输出之上的,当然,这种输出还包括廉价的劳动力,那么东部地区发达以后,会“帮助”中西部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吗?

中西部的矿产资源已经输出给了东部地区,而工农业的发展却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东部如何帮助中西部呢?靠东部的资方到中西部投资吗?那么中西部地区吸引资方的热点是什么呢?农业?虽然中西部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小,但因为恶劣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壤使得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十分不利,很多地区仍处于较为原始的耕作状态,农业很难吸引资金。

那么制造业呢?因为中西部地区深居内陆远离港口,交通运输很不方便,而中国的制造业又主要依赖外贸,这种不利条件也无法吸引资金进入。除非有一天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廉价到抵消交通运输的费用,资金才有可能被吸引到这里,但这种状况已经说明东西差异已经到了极限,更谈不上共同富裕了,更何况,这种情况下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多半会选择远去东部沿海城市,而非呆在故土。

服务业更不会帮助中西部地区脱贫致富,没有任何工业做支撑的服务业也就没有了服务对象。当然,这些地区或许可以开发一些原生态的自然资源作为旅游景点吸引东部游客,但因为对矿产资源的开采,加上水土流失等等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很多地区的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破坏。

那么可以指望中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依靠国家力量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吗?比如在此投入资金发展高技术和新兴产业,这些适合发展高新技术的人才以及被东部的高新和便利的生活吸引过去了,还有什么人才愿意来到这里?事实上,一个国家中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像不同国家在国际上的分工一样,发达国家永远只会剥削和压榨发展中国家,而不会帮助他们,而国际上也没有任何先富带动后富的成功案例。

现在,北京上海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国际化大都市,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却从未被记起,于是,人们继续颠沛流离,过着候鸟一样的迁徙生活,不同的是,候鸟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家乡,只有在寒冷的冬天才飞到遥远的温暖地带,而中国百姓却恰好相反,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背井离乡,只有在短暂的年假里才得以与妻儿团聚。

当然,我们国家的决策层太过忙碌,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和14亿的庞大人口需要他们管理,百姓们能与自己的家人团聚的时间是长是短就不在他们关心的范围了,但这不等于这种现象不会产生蝴蝶效应。

全国人口都涌入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之后,造成它们的超负荷承载,城市职能无法全面发挥,这必将造成治安混乱。一线城市的居民居住面积狭窄,当人口密度增大到一定程度之后,邻里关系很容易发生摩擦,比如为了门前的一个鞋柜而发生口角,交通也变得堵塞,公交车超负荷运载,当汽车的运载能力小于需要搭车的乘客数量时,匆忙的上班族便把秩序丢到了脑后,人人争抢,这种时候很容易发生摩擦甚至会造成伤害,而这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也会每况愈下,人们的生活垃圾将会堆积如山.

当然,在拥挤的都市生活中最受伤的,还是这些流动人口。虽然一线城市的建设是建立在底层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基础之上的,但当局者只看到了他们带来的治安管理难题,于是就想用户籍制度来打压他们:你们可以选择留在这个城市,但城市不需要承担保障和保护你们生活的职能。

于是,在这种“中国特色”的畸形制度之下,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的人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待遇,户籍人口享有完善的医疗保障等社会福利体系,流动人口却从来没有任何名额,有些人的孩子自出生开始就被安排进最好的学校,享有最优越的师资配置,而有些孩子却要相方设法才能接受教育。

这两种反差明显的待遇激化了两个基层的矛盾,“仇富”并不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而是在特定的制度下的特定产物,即便你真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传奇人物,也会因为这种不公平的制度而遭受怀疑,当然,最后受伤的永远都是弱势群体,流动人口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但却从来没有是这个城市的主人的感觉,他们只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过客,而一旦这种心理长期存在,它很容易使人变得消沉和不思进取,使人们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久而久之,一直受挫的自信心也会彻底消失。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这种畸形制度不仅会伤害流动人口中的个人,还会伤害他们的家庭,就像异地恋往往以失败告终一样,分居的婚姻也很难维持,而中国的底层打工者,很多都是男方到都市里闯荡,女方留在家里耕田和持家。分开的时间久了,男方会因为寂寞而想要寻求刺激,女方亦会因为男方的疏忽和怠慢而产生怀疑,他们的婚姻平白无故地增添了诸多考验和猜疑。

尽管去年我国的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中国仍是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贫困国家(就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而言),不管加快城市化进程建设的口号有多响亮,它的实际进程显然远远没有国家“期望”的那么快。当户籍制度把原本可以定居在城市的流动人口拒之门外之后,“城市化进程”就成了一句可笑的空话,我们没有看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措施,倒是看到了不少阻止这一进程的不少政策。这个目标实现的唯一方式嫣然变成了一线城市的扩张,用暴力剥夺周遭农村居民的住房和耕地,强迫他们加入城镇户籍,而得到了光荣的城镇户籍后的农民,除了当时获得一点少得可怜的赔偿金之外,却没有得到任何适应城市生活的技能培训,失去了土地,他们甚至不知道该怎样在城市里扎根,但没有人会关心他们的生存问题。至于备受冷落的二三线城市,它们依然毫无生机地成为一线城市发展的附庸。

流动人口的生存空间已经被反复挤压,他们逆来顺受般(事实上也毫无选择)接受了种种不公平待遇,但即便如此,他们在城市中谋求一席之地的工作机会也越来越少。

虽然国有企业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解决大部分公民就业问题的(尤其是农村人口),却不是它们,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小企业们。它们在地租,资源配置,税收等等方面备受排挤,却仍旧顽强地抵抗和求生,也正是它们给了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一个生存的机会,但这些中小企业们非但没有受到褒奖,反而迎来了“国进民退”的风浪,今天是某某企业被吞并,明天是某某企业被爆丑闻遭遇罚款。当投资房地产一年的利润远远高于实业辛苦一年的利润时,资金又被吸引到投机行业,我们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再一次被挤压。

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劣质品也就层出不穷。国有企业因为法律赋予的垄断优势而缺少竞争,也就无需对产品质量和企业信誉负责,中小企业则因为遭受各种挤压造成高额的企业运营成本,在国民整体消费较低的经济环境中,企业主们只有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找到廉价替代品才能赢得市场,一些劣质品便应运而生,中国被称为山寨大国,产品质量不但不被国际认可,甚至受到国人的嘲讽,但只并不是由企业主的良心决定的,而是由市场经济决定的,举例而言,如果一磅纯正花生油的售价是30元,而一磅转基因食用油的售价则只有10元,我想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他们即便知道转基因食用油有损健康,却也毫无选择,因为他们的消费能力不允许他们进行高消费。

中国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劣质品,反复发生食品安全事件,说到底是由中国的内需决定的,如果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提高到国际水平,人人都能消费得起自己想要享有的日用品,那么高质量的产品就会有着空前的利润空间,资本便从低端劣质品的生存中被吸引过来,转而从事普通百姓都愿意消费的质量合格的产品,劣质品因为失去市场也会迅速被淘汰。

正是由于中国的当权者了解国人的购买力,所以才有各种对劣质替代品的法律监管漏洞。中国的统治者始终都了解国人的需求,他们清楚地知道,让国人都吃不起食用油,让城市儿童都喝不起牛奶的社会危害远远大于食品安全的危害,食品安全出了问题,大家最多骂骂无良的生产商,而国人没油吃,他们愤恨和抗议的对象就变成了政府。于是,在这种悲催的社会现状面前,国人既要忍受着各种劣质品的毒害,又因为国企对民企的挤压而陷入找工作的痛苦中,这又形成了一个国民收入不高,消费能力不足的恶性死循环。

当然,国企对民企的挤压带来的社会影响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它使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在大国崛起的近代史上,自英法战争结束之后,英国在连续两个世纪里称霸全球,靠的既不是女王至高无上的权威,也不是庞大的军队,而是千千万万个小店主们给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富。

近代和现代意义上的战争,已经完全告别了冷兵器时的武力较量,它比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而经济在综合国力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英国流传着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威灵顿将军能够打败拿破仑,靠的不是优良的军队,而是无数个小店主们对皇室的借款。这是一场自亚当斯密以来自由经济体制与传统经济体制的较量。

而这些小店主们,在今天有个时髦的称呼:中产阶级。他们积极进取,对财富的渴望激发了他们的创新能力,不断为自己,同时为自己所在的国家不断创造新的产品或者提供新的思路,而大资本家则因为无需付出多大努力就可以手握斗富而无需思考可以改变自身命运的良方,穷人也因为没有经费而很难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只有中产阶级才适合做发明创新。所以中产阶级最终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但是在中国,中产阶级就像中小企业一样成了反复被打压的对象,当然,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中产阶级的壮大势必造成竞争的增多,而竞争的增多又势必造成对以垄断为主导的经济体制的破坏,即便有法律的保护,国有企业也经不起一浪高于一浪的竞争狂潮,最后将导致垄断的瓦解,所以政府必将利用国家权力不遗余力地保护国企利益,中产阶级狭小的生存空间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中产阶级的萎缩又将造成国家权力经济的嚣张和猖狂,当市场完全失去竞争之后,商品的定价便可以脱离生产成本和市场需求的约束,甚至可以随着人们的喜怒哀乐而变得随心所欲,当各种怪现象如此反复,最后的结果将会,普通百姓因为找工作困难或即便找到工作也只能拿去低廉的工资而变得更加不敢消费,而国企的猖獗又可以肆意抬高商品价格而是普通百姓的购买力更加低下,中产阶级则因各种挤压而变成了夹心阶层,只有大资本家们则有着滚滚而来几乎花不完的钞票,资方和劳方的收入对比差距悬殊,这种经济体制将会彻底沦为国家权力经济(即官僚资本主义),贫富差距将会越来越大,两极分化也将逼近上限,至于被国际社会所热捧的创造力,中国则要永远跟在以最具创新能力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发达国际的屁股后面。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未来很有可能成为社会常态。

个人

无论从人类道德上,还是经济生活上,我始终都不能理解计划生育,就如同当初国家鼓励生育一样。利用国家工具强制性对妇女实行结扎,这简直是对广大女性同胞的羞辱,也是对人权的最无耻践踏,造物主赋予了人类生育的能力,使人类可以传宗接代,繁衍不息,这种权利是造物主赋予的,但国家统治者却要人为地剥夺,这简直是最惨无人道的事情,我们且不说女性同胞需要为此遭受怎样的创伤,单是从伦理道德上讲,这已是一种罪孽。我不知道当时千千万万个妇女是怎样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手术的,也不知道男人们是怎样容忍得了有人这样侮辱自己的妻子的。即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德国人为了种族的繁衍,国家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夫妇每生一个孩子就会得到一笔奖金,如果这个国家需要限制人口,我相信他们也会采用同样以奖金为鼓励的措施,而且,就中国来说,一个孩子从出生到长大所需要的所有费用都是靠父母供养,国家为此没有提供任何福利(当然,近几年国家终于取消了学费,实现了学生义务教育时间内的免费读书),政府又有什么资格说夫妇多生一个孩子是在增添国家负担?在孩子的所有开支都由夫妇承担的条件下,想要多少个孩子,能够负担得起多少孩子的成长费用,我相信父母比国家更了解自身的经济状况,当然,可能有人会对此指责说很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众由于性安全知识的缺失,即便没有能力抚养自己的子女,也不知道怎样采取避孕措施,这种情况下只有结扎才是最好的办法,也许这是个好办法,但这必须经过当事人的同意才能称之为好办法,任何其他人都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去剥夺别人生育的权利,尤其是这种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普遍的强制性避孕。当然,我相信政府是不愿意做这些思考的,政府要做的就是提出一个目标,然后不问过程地去实施,而不怕这些措施是否会得到广大公民的接受,不然今天也不会招致如此多的骂名与抵抗。政府可以不计后果,但后果一定会到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新的十年里,受计划生育影响最深的一代人90后们也逐步步入社会,开始了他们的人生,很多人都怀疑,他们可以挑得起建设祖国的大任吗?他们的身上可以负担得起中国的未来吗?

不能不承认,这个社会对90后的看法是非常消极的,他们吵吵嚷嚷,有着令人诧异的发言,做出各种怪异的举动,一而再地挑战着人类的心理接受能力,这显然不是令人放心的一代人。

但如果你愿意想想原因,这就怪不了他们。如果一个人总是做些不着调的举动,你可以骂他脑残,但是这个社会中一个年代的人普遍如此的话,那就是这个社会病了,而不是这代人。90后也是父母所生,也接受着同样的教育,为什么他们就变得脑残呢?难道家庭和学校,社会不该对此负责吗?

而事实是,当90后出生的时候,这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已经完全迷失了,人们失去了理想,不知终日忙碌为何物,炒作和另类成为时尚,社会上又在上演各种弄虚作假,受了这种引导,90后又能在浮躁的社会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吗?这其实是十分可怜的一代人。当他们出生的时候,周围已变得浮躁不堪,而当他们长大的时候,却要承担从未有过的压力。

中国自高等院校扩招以来,大学生呈爆炸式增长,但中国经济的发展显然没有跟上教育的节奏。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做了巨额投资,理应期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得到与这种投资想适应的回报,可以找到一份薪水合适,工作内容配得上所学知识的工作,但中国仍是一个经济格局相对低端的农业国家,城镇的发展主要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外贸导向性经济体始终没变过,社会上并没有那么多需要高端知识的就业岗位,而这些依赖体力的机会又无法与大学生的教育投资与所学知识相辉映,于是中国就产生了体力劳动力稀缺,脑力劳动力过剩的怪现象。而又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即便受贫困压迫原本无力承担子女大学费用的父母们,也因为只有一个孩子而千万百计助其脱离贫困命运,而对农村子女来说,大学几乎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而当这些大学生毕业之后,却发现工作岗位与求职者之间出现了供远远小于求的局面,这样相当大比例的大学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成了社会常态。而这代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又实在让人担心,在中国父母的眼里,爱孩子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孩子的要求,而不是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计划生育之后,很多父母更加溺爱自己的孩子,而这种溺爱却让他们的成长多了一份依赖,一向要什么有什么的年轻人到社会上之后忽然发现自己竟然找不到一席落脚之地,自己甚至不被接纳,而一旦遭遇这种就业的挫折,他们很容易在思想上走上极端,甚至会因为这种挫败感长期挥之不去而产生抑郁,长期下去甚至会有自杀倾向。就业,是90后步入社会的第一个挑战。

即便一些幸运儿顺利地实现了就业,也并不表示他们可以就此远离压力,相反地,各种各样的生存压力会接踵而来。

现代科学的发展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但就像人们早就发现的那样,科学也深深地伤害了我们的文明。对胎儿的性别检测和流产技术的发明使得人们有了对孩子性别选择的权利,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畸形政策和养儿防老的传统使得国人更倾向于只养一个男孩,医学的发展也确实给了他们选择的自由。于是十几年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衡现象,如果纯粹按照人口来计算,中国至少有三千万男人娶不到妻子。那么这三千万男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该怎么得到解决呢?寂寞的生活很可可能逼迫他们走向嫖娼的道路,当然,甚至是强奸。

当然,婚姻远远不止男女配对这么简单,人与人的结合需要各种条件的保障,有性格的相投,更要有物质的保障。尽管爱情上的理想主义者们可以大声宣称,只要找到真爱,无所谓贫富,但美满幸福的婚姻却从来不是柏拉图式的幻想,即便两人真正可以因为信念结合,但若没有物质的保障,婚后很容易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吵得多了,就会伤到感情,最后是婚姻。而今天的婚姻,却面临着最大的物质上的考验。虽然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比现在要贫困得多,但那时候贫困是普遍而公平的,当国人的情况都是如此,即便贫困你也没有了选择的权利,而今天,贫富差距却是史无前例的增大。当人们越来越崇尚自由恋爱时,婚姻却越来越依赖相亲,社会忽然出现了一大群剩男剩女,这种现象不是很讽刺吗?由此看来,婚姻,是90后踏入社会的第二大考验。

有幸步入婚姻殿堂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组成了一个家庭,家庭的压力却几乎让人窒息。一对90后夫妇(尤其是对农村出生的人来说),他们几乎要养活除自己以外的6个人,双方的父母,加上取消计划生育后可能想要的2个孩子,而中国大部分普通百姓的收入,远远低于这个地球上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任何一个国家(包括非洲),他们支付自己的生活费用和一个孩子的费用已是需要十分节俭,如果再加上两双老人和另一个孩子,其生活负担可想而知。但直到今天,我们仍为发现政府采取任何有利于提高国民收入的政策,倒是有着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房价物价一直在不断疯涨,你会发现,90后几乎面临着应接不暇的重压和挑战。

当种种压力接踵而来,而人们又没有解决的途径时,就不得不冒险采取一些极端措施,诈骗,偷窃,抢劫很可能成为社会常态,而当我们翻阅报纸,就会发现媒体中报道的各种案件几乎皆因financial problems,难怪很多西方媒体都把中国人描述为除了物质的之外没有任何追求和理想的靠动物本能或者的民族,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当一个人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当一个人还在饿肚子的时候,他又有什么多余的精力来关心自己的食物以外的事情呢?收入的低廉导致中国百姓消费能力不足,人们可以获得的物资就很匮乏,物质生活没有保障,人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自身需求,甚至可以为此不顾道德,不讲情义,世界嚷嚷,皆为利来变成了社会的真实写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和猜疑,甚至会发生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2011年,“小悦悦”事件几乎挑战了人类道德的极限,十八个路人一夜间成了千夫所指的恶人,如果一个路人对此表现出冷漠,我们或许还可以骂他冷血,但如果十八个路人皆是如此,我们是否该反省一下,这个社会是怎么了?为什么它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冷漠不堪?而在这十八个路人之前,其实也发生过许多令人震撼的事件。人们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用假摔等手段骗使善良的人们上钩,并因此赖上此人要求赔偿医药费,而几年前,南京法院居然宣判扶起摔倒老人的高中生向其赔偿5万元,社会受到这种引导,还有什么人敢于施救?骗局本来就比比皆是,作为维护公平与正义的法律却偏向了骗子的一边,你叫我们还有什么心思助人为乐?就像我们第一次会捐款,第二次会鲜血,当这些骗局被揭穿的时候,我们还会犯同样的错误码?

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可以想象,冲突与维稳将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扭曲的价值观,沦落的道德观将会成为社会常态,经济生活将会成为普通百姓关注的头等大事

货币

今天,中国的金融还十分落后,但在历史上,中国却是一个最具金融创新的国家。早在北宋时期,中国便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开始时交子只流通于信誉较好的四川几大商行,他们彼此了解,彼此信任,进行大宗商品交易时用金属货币结算非常不便,于是就用彼此的信誉做担保,以票根结算,收到票根的一方可凭此单到对方的钱庄兑换等额的货币,久而久之,这种票根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商人再无需携带沉重的金属货币,而是凭借自己的信誉用票根做交易,这种商业行为传到政府之后,政府很快就发现,如果以政府信誉做担保,全民携带一张纸(票根)岂不是更方便?于是纸币应运而生,交子成为了北宋的全民通用货币。

这种轻便的货币很快就风靡全国,这时候,纸币的发行还是按照金属货币的多少来的,即一张纸币对应着多少铜钱,但中国人向来有着太过聪明的优良传统,很快,聪明的中国人就发现,铜钱的铸造颇费时间,且可开采的总量有限,纸币却完全没有金属货币的这些“弊端”,它可以无限制生产,当局完全忘记了纸币面值背后的信用和契约精神,他们有了第一次偷偷摸摸制造“伪币”的尝试之后,很快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以致后来北宋政府因为战争的开支太大,纸币的发行让政府以为有了永久性提款机,便肆无忌惮地开始了印钞行为,结果可想而知,不屑契约精神的行为也必当被契约所嘲弄,北宋政权葬于自己的金融创新——滥发纸币带来的通货膨胀。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发行纸币的王朝皆因滥发纸币而加速了其灭亡:宋,元,民国无不如此,直到明朝政府不得不废除纸币,重新启用金属货币——白银,中国的经济发展才恢复稳定。

由此看来,纸币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东西,它的问世虽然便利了各种商业贸易,但其危险性也不可忽视,人的贪婪很容易受其诱惑,稍有不慎便会玩火自焚,中国的宋朝和元朝就是最好的例子,要想捆绑住它的爪牙,在纸币发行前,首先需要的是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监管体系,这样人性的贪婪才能得到收敛,无法与纸币的可印刷性相结合,纸币才能发挥其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不断为经济发展提供新鲜血液,使其生生不息,而避免因人的欲望造成的货币滥发对经济带来的无限伤害作用。要想有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法律必须约束纸币的发行有着健康的依据,而不能因为个人的贪婪而变成洪水猛兽。

所以近代意义上的纸币发行史,我们不得不忽略历史上最具金融创新的中国,而要追溯到遵守契约精神的欧洲的纸币史。1694年,英格兰银行发行的具有纸币意义的票根开始流通,凭借健全的法律监管,纸币迅速得到社会认可后,这种手写体的票根很快改为印刷体并大规模发行,这时的货币发行量,是建立在金本位的基础上的,即一英镑对应着一定量的黄金,英国人可以凭借纸币随时兑换等值的黄金。

后来,自自由经济体建立以来,英国经济有了迅速发展,各国逐步消除贸易壁垒,国际贸易空前繁荣,全球资源得到最优质的配置,世界经济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加上两次工业革命,有人说,这两百年来的经济总量超过过去人类历史中的经济总合,可见,自18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是多么昌盛,当然,作为经济发展的血液,这种空前繁荣也带来了货币的需求旺盛,黄金白银的开采量渐渐无法满足日益兴盛的贸易,加上劣币驱逐良币的自然法则(当然,这个问题有些复杂,不然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清楚),见证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金本位原则被迫放弃,人们不得不重新寻找一种新的货币——或一个合适的货币发行依据。

而这时候,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衡量标准也有了潜移默化的改变——不再是是一个国家有着多么庞大的黄金储备和多大的货币流通量,而逐渐变成了以劳动量,或国民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加上几百年间信贷,股票等金融的发展,还有经济学理论的成熟,人们开始尝试重新赋予货币新的定义。新的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依据的货币发行制度便诞生了,这也是最适合当下经济发展的货币发行模式。

但反观中国的货币发行制度,你会有种多少看不透的感觉,宋,元,民国末年,连年的战争使得物资匮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在这个时候还滥发货币榨干民众最后的储蓄岂不等于自取灭亡吗?但中国的统治者却偏偏如此,只有能过得了今天,他们似乎永远不在乎明天会发生什么,于是,有了宋朝的亡国经验,元朝,民国还是紧随其后的步入后尘,朝代终结于货币政策。今天,我国的货币政策似乎依然令人担忧。

我们现在虽然没有遭遇冷兵器战争,但却时刻应对着金融战争,2008年,中国经济遭遇金融风暴的侵袭时,依然出台了与历代王朝相同的货币政策——滥发货币,自去年开始,这种举措的伤害性已经明显地显现出来,物价给了百姓最确切的感受。

未来,这种情况会好一点吗?我想会很难。

中国的财务,司法,行政完全统一,三者不能监督,却可相互利用,这就使得权力和资本在法律的“保护”下相互结合,无限膨胀,而缺少或根本没有监管的货币政策,你不能指望它凭借所谓的“良心”(资本没有良心,无需道德)自己监督自己,于是当权者便可按照自己的喜欢发行自己认为可行的货币。

发行机制是保持货币健康的重要因素,金融体系也同样如此。新发行的货币大多要靠金融体系贷款出去才会流通到市场中,由此可见,在国民经济生活中,信贷制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但负责将新发货币流通出去,还起着调节经济结构的重要作用。举例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信贷调控,那么根据信用至上的原则,银行非常愿意跟运营良好的大企业合作,而中小企业和创业者则因为要面临更高的风险而可能遭遇银行的闭门羹,如果政府又对此不加干预,那将很容易造成大资本的垄断行为,所以很多政府规定银行的信贷必须有多大的比例是属于中小企业的来保护它们,如美国就是如此。我国的信贷也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可惜这种管控保护的不是中小企业,而是一个个早已垄断市场的巨头们,国企,央企自然不在话下,民营企业中与政府走的最近的房地产商业同样尝到了这种金融管制的最大甜头。最近几年来,房价的飙升一度让国人抓狂,房地产似乎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为GDP的增长做着最重要的贡献,建筑公司的施工队浩浩荡荡地开过中国的大江南北,即便一个没有任何经济增长和住房需求增长的小县城也掀起了购房热,房价在短短时间内不知翻了几番……当政府在庆祝自己的GDP使得自身的国际地位有了多大的提高时,却不愿意考虑,这种繁荣背后隐藏着深深的危机。作为民生之本的住房本应由国家保障居者有其屋,但就像我上文中提到的那样,中国是个两极分化异常严重的国家,原本属于大部分居民都该享有的住房却成了奢侈品,仅被先富起来的那批人享有,住房使得两极分化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房地产的过度繁荣也给国家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据消息称,2010年中国居民的存款总额为20万亿,而贷给房地产的就有10万亿!这个天文数字会带来怎样的可怕后果不用我描述相信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出来。中国实业的增长远远没有跟上房价飙升的步伐,那么由房地产借贷引发的债务漏洞由什么来填补呢?这显然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业无法填补空白,那么只能不断推高房价,用交易所得来填补借债,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我前面也已交代,购房者是那批已经富起来的人,一个官员手中甚至有着上百套的房产,那么在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土地政策都由他们垄断的国家里,你怎么可能指望他们抛弃手中的肉,来让利于实业,让实业的发展来逐步填补这一缺口呢?由此看来,中国未来的经济形势非常不乐观。

为了填补银行的债务漏洞,每个中国公民都要为此买单,我们手中可怜的积蓄会继续被稀释,通货膨胀率会日益严重,中国百姓的生存压力只会有增无减,打工族不得不更节衣缩食的生活,而广大的中小企业主们,则因为生长成本的极速上涨和消费市场的萎缩两头夹击,造成生存困难,不得不走上借债的道路,而国有银行并不或很小份额地为他们提供贷款,他们只能寄希望与民间借贷,虽然政府想要用吴英案的震慑作用使民间借贷有所收敛,但经济环境只会迫使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税收

税收是政府利用国家权力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税收是否合理决定着经济结构是否合理。我国的税收政策,有着太多太过刺眼的弊端。

地税与国税

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地方没有任何自治区(少数特区除外),但这从中国的税收政策上完全看不出来,相反地,你会觉得它比任何一个联邦制多久还要分裂。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直接伸入到地方抽税,反应普通百姓身上就是一个企业必须要有地税和国税两本证书,而中央政府拿走了财政总收入的70%左右,只把一些零头小税“让”给了地方。这与税改前相比刚好做了互换,94前中央政府大约占据20%-30%的税收比例。

这个简单的数字互换游戏却造成了我们今天的生活面临的重重重压。在国家建设中,地方发挥着90%以上的政府职能,却只有20%-30%的税收,如何才能维持其财政上的收支平衡呢?而中央政府总是不管地方的财政如何如何,一味地按照自己的宏图大志提出一个建设目标,这必然导致地方政府为达目标不得手段,弄虚作假就成了最重要的途径。举例而言,比如政府要求今年C省今年多修建一条高速公路,然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却没有较去年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只是强制性下达了经济目标,却不考虑地方政府如何筹集这笔资金,更不会提供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只要选择弄虚作假,用劣质材料来降低修建成本。我不知道那位一手促成了分税制改革却不给地方政府任何资金救助的总理在大骂“豆腐渣”工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力量促使施工方不得不走上这样一条为民唾弃的道路。

地方政府在这种财政收入减少,经济建设任务膨胀的憋屈中,不得不选择自我扩充政府收入来维持平衡。作为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的最珍贵的土地资源便首当其冲。如果有人问中国近些年来价格上涨最大的是什么,那必是住房价格无疑。上个世纪,住房一直供不应求,房价更是涨得离谱,中国百姓们忽然发现,原本自己可以集资建房或者由单位分配住房的“好事”一夜间蒸发了,城市居民不得不购买那些“炙手可热”的商品房,这就是中央政府把地方政府逼向土地财政的最真实反应。政府为了增加收入,不断以高价拍卖土地,开发商(这些开发商最开始时是挂在政府名下的)从政府手中接过地权建成一座座商品房。为了保持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这样地方政府才能捞到越来越多的钱),他们甚至造成了商品房供不应求的假象,可怜的百姓纷纷抢购并欣然接受了它的涨价。到今天,土地该买的几乎也卖快完了,但土地财政不能走向思路,因为这是地方政府最大的收入来源。于是各种强拆事件屡见不鲜。政府不得不像强盗一样从居民手中多地。

土地财政还不能满足地方政府的胃口,他们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增加收入。反应到我们的生活中就是,在全国法律,行政等等一切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里,你却不能像联邦制国家的居民一样随意往里,任意由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甚至你都不能在异地办一张身份证,而不得不花费一个月的工资跑回出生地办理。因为这些都可以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于是各个地方像不同的国家一样为了保护“贸易”(都是赚钱)不得不修筑了高高的壁垒。

企业税

税收是将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有效杠杆,政府利用它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同时,也可以将这种差距无限扩大,显然,中国政府选择了后者。

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足以让初来中国的外国友人以为自己是到了两个国度,中西部地区无论从地理位置上,还是资源配置上,都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若想追上这些已经“发展起来”的沿海城市,政府必须有所作为。虽然占据了先天的不利地位,但可以利用税收这一人为的政策来刺激当地的发展,比如,东部地区虽然条件优越,但税负沉重,如果中西部政府可以降低税收吸引资本进入,那么同样可以使资本家们看到相对低廉的生产成本而来此投资,但中国政府并没有这么做,也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们要的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这种差距的有增无减。

中小企业与大资本的关系,就像小鱼与大鱼一样,因为自身力量的有限,中小企业很容易被吞并,造成大资本的独霸天下,垄断市场,肆意抬价。保持中小企业的生命活力,就好像人体多了免疫细胞。但中小企业本身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怎样才能保护它们呢?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它的宏观调控职能,比如经济发达国家采取的一贯做法就是减少中小企业的收税负担,将其转移到大资本身上,这就使得两者都有利弊,相互平衡。乐购,沃尔玛这些几乎垄断了中国零售商场的国际巨头却无法在香港生存,税收就是其原因。但在内地,情况往往是享有垄断地位的国企央企巨头因为连年的“亏损”而免于纳税。

企业家们还不得不忍受重复课税的痛苦。比如售价二十元的十枚蛋挞,需要4只鸡蛋4元钱,生产商在出售这十枚蛋挞的时候需要按售价二十元纳税,而不是减去已经由鸡蛋供应商纳过税的4元钱,这种营业税的算法在国际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中小企业的生存面临的种种严峻考验我前面已经交代地很清楚了,而高额的税负更是让他们雪上加霜,为了求生存,企业主们不得不开始动“歪脑筋”,披上隐身衣规避纳税,即不去工商局注册,躲在暗处生存。他们穿了隐身衣之后就会逃脱法律的监管,产品可以不达标,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甚至不惜采用有害的化学添加剂,地沟油就是最好的例子。未来,我们会接触到层出不穷的劣质品,百姓的身体健康会受到严重威胁。

在此,同时为“国家”那一节稍作补充。

由于大城市的扩张,使得原本围绕在城市周围的菜田都变成了水泥地,而主要蔬菜产地又遭到巨头们的垄断,城市蔬菜的供应开始下降,甚至出现短缺,菜农们为了满足都市人的需求,不惜使用各种激素和农业来缩短蔬菜生长周期(同样的道理,家禽家畜等肉类产品也是一样),再加上我前面所讲的,国民收入不高,消费能力不足的情况,企业们不得不采用廉价的替代品,于是就有了转基因油取代纯正食用油,这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尤其是城市居民)所摄入的各种食品几乎都含有或多或少的有害物质,90后更是非常可悲的一代人,他们几乎没有吃过干净的东西,而人体的免疫系统并不是万能的,长期摄入有害物质无疑会损害人的健康,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近年来,癌症的发病率直线上升,中国人的健康状况在未来很是让人担忧,甚至会挤爆医疗系统。而生存压力又是如此之大,医疗费用如此之高,很多人看不起病甚至会成为普遍现象,我们不得不悲痛地怀疑,将来因病死亡的中国人肯定会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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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了,没有看全。


前面的提到的春运难的问题,本质不在于“票贩子”。

根本原因在于运力不足。

(产生春运的原因我说不好)


打击票贩子是背本逐末的做法。

即使没了票贩子,也照样有买不到票的,有回不了家的。

票贩子生存的土壤是运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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