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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备边,多在北疆塞防,而较少注目于东南海防。海上建立较为完善的防御体制始于明代。明初,倭夷与海盗渐成合流之势,屡肆寇劫沿海诸地。如何建立可以行之久远的海防体制,成为明代朝政的重要课题。


巡洋会哨即是明统治者探索的一项重要的海防制度。巡洋是各水军按其驻防位置与武备力量划分一定洋面作为其巡逻信(汛)地,每逢春秋二汛巡逻哨守。会哨是相邻的两支或多支巡洋船队于信(汛)地连界处约期相会,交换凭证,并受一定官员稽查。其建制过程大致经历了洪武及永乐、正统、嘉靖三个阶段,与固海岸、严城守、守内河共同构成明代多层次、有纵深的海疆防务体制,而巡哨尤为“紧关第一要义”。




明初海防体系的构筑与舟师出海巡捕


明代确立完善的海防体制源于海上反明势力和前朝少见的倭患。明初,“(方)国珍及张士诚余众多窜岛屿间,勾倭为寇”,为祸甚剧。为加强沿海防卫,朱元璋在东南诸省广置卫所,修造战船,并相势配置巡检司、烽堠、墩台、水寨于滨海及海上形胜之处,形成了“陆聚步兵,水具战舰”、报警有烽堠墩台堡、盘查有巡检司的沿海防御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水军出海巡逻捕倭处于第一重防线,也是能否御敌于海洋的关键。洪武二年四月,朱元璋遣使祭东海神时即言:命将统帅舟师扬帆海岛,“以靖边氓”。三年七月,诏置水军等24卫,每卫船50艘,军士350人缮理,出海巡捕。六年正月,又命广洋、江阴、横海、水军四卫增置多橹快船,“无事则沿海巡徼,遇寇以大船薄战”。是年三月,即以广洋卫指挥使于显为总兵官、横海卫指挥使朱寿为副总兵官,出海巡倭。七年正月起,“每春以舟师出海,分路防倭”。二十三年四月,朱元璋又诏滨海卫所,每百户置船二艘,巡逻海上。永乐时,朱棣除继续完善沿海武备建置外,亦多次派将领统率水军出海巡捕,见于史籍记载的即有永乐二年五月、七月,三年三月,六年十二月,九年正月,十四年六月,十五年八月,十六年五月,十九年二月等事。


纵观洪永时期的出海巡倭,主体力量为在京诸卫水军及沿海诸省卫所出海军;统领官多为侯伯、都督府官、都司卫所官,出海多挂备倭总兵官、副总兵官职衔;多属临事奉诏出海,巡捕洋面较广,或跨数省,或贯两省,而地方卫所出海军经制性巡捕时,多在近海洋面;出海时间多为春秋二汛,春汛起自二月或三月,秋汛多起自九月。但中央临事选派将领充总兵官统舟师巡倭时,则多有不同,且周期较长。


整体而言,虽已具备巡哨的大致雏形,但仅是巡捕洋面,沿海各卫所军尚不见有较明显的汛地划分,亦不见各相邻舟师在连界处会哨的记载,完善的巡洋与会哨制度尚未真正形成。


正统间闽浙海防调整与会哨制的成形


经洪武、永乐时几次大规模的出海捕倭与海防建设,至仁、宣之际,海上无大侵犯,“朝廷阅数岁一令大臣巡警而已”。正统初海防废弛渐显端倪。正统四年、七年官军在桃渚、大嵩等地御倭中的失利,使明廷又开始派员整饬沿海备倭事宜。


在福建,明廷从焦宏之言,将沿海诸卫所分隶南北两路防区,各抽调出海军分防烽火门、南日、浯屿、小埕、铜山五水寨,巡哨近海。在浙江,将乍浦至昌国后所一十九处、健跳至蒲门所一十七处,分署都指挥佥事领之;昌国卫当南北之中,由总督备倭都指挥驻扎。这样闽、浙沿海皆形成了各分南北防区,分委将领负责,总督备倭官居中调度的防御体制。正统七年二月,又从赵忠和陈暹之言,在浙江建立起各卫所水军近海巡哨和观海等四卫以部分兵力巡哨冲要海道的制度。


经过此次调整,各备倭官有了较为明确的防区划分,其辖下各卫所也有了固定的汛地。如福州左、中、福宁诸卫官军汛地有澳门、镇下门、嵛山、大金等处;福州右、镇东、梅花、万安、定海等卫所分守小埕水寨官军,“前哨汛北茭、西洋山,后哨汛竿塘、白犬山,左哨汛竿塘、下目山,右哨汛上下竿塘山,远哨东澳山”;兴化、平海、泉州协守南日水寨官军,哨守南茭、湖井、湄洲等地。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遇警互相推托”,以致误事现象的发生。


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大至诸省洋面之间,小至水寨之间、水寨内部各哨间,建立起定期会哨的制度,巡哨制正式形成。如浙江兵船南哨至流江等处,与福建烽火兵船相会,福建兵船南哨至大城千户所与广东兵船相会;福建五水寨之间,由南而北,铜山会浯屿,浯屿会南日,南日会小埕,小埕会烽火,“势如常山”,“阵如鱼丽”,加强了区域配合。


嘉靖中期严饬海防与巡哨的多层次性


经过正统间的整顿,沿海较为承平。天顺以后,明廷又放松了海上防卫。至嘉靖初年,沿海水军明显减少,备倭战船破损严重,倭患再起。从嘉靖二十六年起,明廷相继在东南沿海诸省调整、增设海防官员,并打破过去卫所的防御区划,构筑新的防区。


广东海防区分东中西三路,置总兵官、副总兵官、参将、把总等官,各卫所水军协守六水寨,出海巡哨,相互策应。福建海防分北中南三路,各置参将,配以五寨、五游,巡哨联络。浙江沿海分布六备倭把总,分领各卫所、寨、游巡守信地,分隶于四参将,总领于总兵官。这种联几卫几所为一防区,设一把总或参将,几区或几省设一总督,居中调度的海防体制,加强了沿海防务的整体性和各防区间的联系,各出巡舟师在连界区的会哨亦更为周密,巡哨明显呈现出层次性。


经此阶段的整饬,特别是海上梭织会哨的展开,明代多层次有纵深的海防体系大大增强。隆庆至万历初年,倭患大为减少。万历中抗倭援朝期间,沿海诸地防御又有所加强。此后,由于日本德川幕府推行锁国令,流浪武士难以出海,明朝倭患近乎绝迹。


巡哨制在海疆防务中的地位


明代以水寨、游兵为主体的巡哨制度是在帝国沿海遭遇倭寇袭扰的大背景下逐步探索建立并发展完善的,是“御海洋”海防战略思想的体现,与沿海瞭探联络的烽堠、烟墩、陆上卫所营堡军兵及巡检司弓兵共同构成一多层次、有纵深的海疆防务体系。三者相互策应补充,而尤以巡哨为海上第一道藩篱。


首先,明帝国在沿海诸省直建置的以卫所为中心,包含巡司、烽堠、墩台、营堡在内的诸多军事设施本质上仅是海岸的防守,一旦倭寇来犯,只能被动迎敌。选派水军出哨洋面及各岛,则能较早侦知敌情,相势而动。不但能掌握战争主动权,若还报、调配及时,还能歼敌于外洋,使沿海减免兵燹之害。其次,巡洋诸军信(汛)地以海中岛屿为中心,联点成线、梭织成面,几乎遍布帝国整个洋面,大大增强了海上防务的整体性与内部战区、哨区哨守的协调性,拓展了海上防御纵深,适应了海上防御特点,故时人谓之“紧关第一要义”。


当然,大海广袤,防御面广,纵然巡哨军哨道梭织,终难免有疏漏或薄弱之处,给倭寇进犯以可乘之机,此时海岸与内陆防御又显得尤为重要,故明代海防又重“固海岸”与“严城守”。另外,作为一项综合性军政制度,其御倭效能的实际发挥,亦不是孤立实现的,时时受到明帝国军事体制、行政运作、财政管理、司法监察等诸多方面运行状况的影响。某些时候,巡哨在运行中也的确出了不少问题,但终赖帝国中央和沿海诸省多端调整方得以维持,使明朝最终抵御了倭寇的入侵,遏制住海盗的跳梁,维护了海疆的安全。入清后,又为统治者变革性承袭,在巡哨官职事分工、会哨交验凭证、稽查监哨等方面呈现出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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