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1653-1654年南明丢失复兴最好时机,皆因东、西两线抗清力量同床异梦

很多历史学家在说到李定国和郑成功关系时,都说什么两人是志同道合、共同抗清。其实仔细一看,两人是同床异梦,而且我们还以推广一下,将李定国推广至南明西线抗清力量、而郑成功推广至南明东线抗清力量;那么就可以发现,这两线的力量其实都是单独作战,从来没有配合过,也就说他们其实同床异梦,同一个抗清复明的床、但做的是不同的梦,其中尤以郑成功为例。正是这种同床异梦使得南明丢失了1653-1654年最有希望的复兴机会,当时经过休整后的大西军改编而来的明军在孙可望、李定国等人领导下发起反击,并取得一系列胜利,正值兵威盛,这期间大约有三次机会。

1,1653年李定国的广东肇庆之战

这一次是李定国在衡阳大捷之后的关键时刻——如孙可望配合完全可以灭掉那支南下八旗精锐、进而收复湖南全境,然而孙可望处于私心和嫉妒将李定国逼走。不得不说,纵观李定国一生,虽然也有失误、私心,但李定国绝大多情况下是从抗清大局出发、以复兴明为己任,相比之下郑成功却往往把自己经营的闽海利益置于首位。从这次肇庆之战就可以看出来,因孙可望的原因,李定国在无法实现恢复湖广然后东进的计划后,李定国就另找其他复兴道路。为此他采取东进广东战略:首先同郑成功合力收复广东,进而乘胜追击双方从东西两路进攻夺取福建、江西、浙江等省,从而使得拥戴南明的各支抗清武装控制整个江南,然后分路向北推进。由于这个战略目标实现的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郑成功是否愿意积极配合,于是李定国就积极联络郑成功、并苦心劝说郑成功这个战略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当时,正值李定国、孙可望军威大振(连续击毙满清孔有德、尼堪二王,并且在野战中击败八旗精锐),但是清军在湖南等各个战线处于守势,而且还有兵力不足之态。如果李定国是处于私心攻广东,那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李定国衡阳大捷击毙尼堪之后,广西清军主力不是被李定国消灭就是被赶到广东去,而李定国完全可以独自一人占领广西,在自己作威作福、割据称雄岂不是更好,犯不着去乞求郑成功联合攻广东。然而,郑成功的反应是推三阻四,从李定国1653年2月出发,到4月败退,郑成功一直没有出兵。

2,1654年李定国的广东新会之战

如果说上一次,还可以说李定国和郑成功联系不够具体以及李定国准备不够充分的话,那么这次李定国就准备非常充分了,而且还和郑成功联系非常密切甚至到了商讨具体时间和具体部署的地步。李定国在出兵前写信给郑成功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李部有兵4万,而郑部也可出兵几万,而广东福建仅有绿营兵3万和少数八旗兵,而那支上次肇庆之战南下援助的八旗兵已经回到了京城;而且明军在广东等地有不少反清力量可以作为援助,而且清军最近援助力量在南京,距离遥远,如果以雷霆之势,完全可以在对方援兵来之前打下新会,从而盘活全局。并且李定国对会师地点做了详细考虑,最终确定为确定两军会师地点为广州南面的新会——可见充分考虑了郑军水军的特点,从海道来助可以不受潮州、惠州清军的阻击。

然而,在李定国出兵并已经在沿途攻克广东多个城池之时,郑成功依然没有出兵,李定国多次书信请求出兵,结果郑成功却说什么已派部将随张名振北上江、浙去攻打清军(这个在后面讲到),然而张名振带去的是鲁监国的部队(张名振带的鲁监国水军和郑成功合并后,一部分被郑成功收编,另一部分虽然郑军联合但依然是独立,而张名振带去的正是这支部队),郑成功本部人马基本没动。李定国再三分析指出,这次新会(四周水网发达、适合水军作战)战役是关键,夺下广州就能顺势夺取广东,从而盘活全局,以获胜后士气高昂的部队北上攻击闽浙毫无问题。最后多次写信劝说没用之后,李定国不得不孤注一掷,独自攻击。虽然最后因为李定国关键时刻的妇人之仁(在另外一个帖子“李定国的几次重大失误”里讲到),而功亏一篑,但郑成功如果肯配合的话,早就攻克新会,夺取广州了,进而收复广东全省了,从而打通东、西两线抗清力量合成一体了。也许,郑成功正是出于联合之后,自己没法独立割据称雄,才故意不配合的;毕竟当时而言,西线有大西军改编而来的明军显然是抗清主力,是抗清主导,郑成功是不愿意屈居别人之下的主。

3,1654年张名振、张煌言三入长江之役

如果说前面两次会战是南明军西线在打、而东线不动的话,那么这次可以说是东线积极准备一切就绪、而西线不动。之所以说这次东西是准备就绪而不是开打呢?乃是因为三次如长江,别看一次比一次声势大,但打战比较少,可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东线部队力量虽然不小(但也绝对算不上大)但更多让人感觉是去找人似的。

这次战役可以说是复明势力东西会合战略的一个部分,这个战略是由隐蔽着的复明分子钱谦益、姚志卓、朱全古等人经过调查和秘密策划,并呈报当时永历朝廷的实权派秦王孙可望,而孙可望在派人联合定西侯张名振。可以说策划者是钱谦益、姚志卓等人,决策者是孙可望,积极响应并执行的是鲁监国的部将张名振。说到钱谦益,大家都知此人乃是投降派当过清廷的礼部侍郎,晚节很不好,而且还被嘲笑说是其妾柳如是(就是那个秦淮八艳之一)要求跳河殉国,结果钱谦益说是“害怕水冷”。然而很多史料表明钱谦益确实是这些战略的积极筹划者(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八记载张名振、张煌言入长江时,“平原将军姚志倬、诚意伯刘孔昭偕其子永锡以众来依,号召旧旅,破京口,截长江,驻营崇明”;而钱谦益《牧斋全集》《投笔集》等诗集里面又说到:“姚神武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内子尽橐以资之,始成一军。”说明钱谦益和其妾柳如是资助抗清义军;而且在姚志倬和永历方面来往后,钱谦益利用自己身份多次召集众人在家里谈论)。也许可以说成清廷入关初期有多么残暴和不得人心,连钱谦益这样贪生怕死之徒也积极密谋反清了,但不管怎么说,钱谦益都应该是这次反清策划者之一。

至于孙可望,虽然后期个人私心极度膨胀,一手挑起内讧,并且后来投降清廷,大肆出卖南明。但就其挑起内讧攻击昆明前,还是功大于过的,因为他接管和改造面临灭亡边缘的南明永历朝廷,创造一个足以同清廷抗衡局面,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人做到过这个局面,可见这个人的内政管理方面相当强。他之所以决策进行这次东西联合夺取江南战略,乃是因为他因嫉妒逼走李定国之后,和清军交战失利,在湖南局面一直打不开的情况下,他想另辟蹊径,以取得战场上更多功绩从而提高威望。他决策部署长江战役是颇具战略眼光的,然而非常可惜的是他没能以大局为重、为先,如果当时他暂时先压制住自己当皇帝的野心,缓和与根本没法威胁他地位的永历的矛盾,从而使得永历不惊恐至极而求救于李定国,以及取永历代之的趋势令李定国和刘文秀等大将不满;进而亲自率领大军东下、并委托刘文秀为前线总指挥,那么这次战略实现的可能性非常大。结果是,孙可望政治野心急剧膨胀,梦想取代永历,为此要坐镇黔、滇,故而不愿亲自统兵东下;而刘文秀等又对其的政治野心非常不满,不愿意为其卖命,故而对其战略执行先是不愿意积极响应,后来东下进攻常德(可以视为这次战略的一部分)失利后又不积极再次组织东下其他路线战役,被孙可望解职。从而,张名振、张煌言和钱谦益、姚志卓等人翘首以待的会合上游“秦藩”之师迟迟不来,也就出现了三次入长江那样气势大、实际行动小的情况,使得夺取江南的复明大计化为泡影。

这次战役可以说个郑成功没有关系,因为虽然鲁监国兵败后和郑成功合营,但张名振、张煌言等人一直是独立于郑成功部,虽然职位比郑成功地,但他们不是郑成功的手下。而且他们此次出击出了积极响应孙可望的战略决策之外,还有为了避免被郑成功吞并之意。


其实这几次最关键都在于郑成功的私心,后来1658年南京战役显示了他的兵力相当强盛,如果在1653、1654年李定国、孙可望军威大振时,郑成功亲率主力会师夹攻,江南必下无疑。即使是这最后一次孙可望决策的战略,如果郑成功全力以赴,以雷霆之势打击长江清军,那么以当时清军主力和孙可望在湖南对峙情况下,非常有可能就攻克了江南地区。可是他始终按兵不动,直到清军占领贵州,永历朝廷已岌岌可危的时候,他自觉的这个时候是自己主导了,而且清廷主力远在西南,大有机会,才大举进攻南京,可见其复明是以自己主导的复明。

这两次关键时刻南明的战略都非常有可能实现,结果是南明各大实力派尤其是郑成功私心而功亏一篑,只要郑成功以主力配合李定国,广东必下无疑,大汉奸尚可喜、耿继茂难逃孔有德的下场。李、郑联军如能收复广东,明清局势就将大不一样。长江战役中,如果郑成功肯全力出击,那么依靠大批复明志士的接应,一己之力都有可能攻克江南地区。而西边力量,除了孙可望指定由刘文秀统军顺江东下以外,夔东十三家等大顺军余部的军队也可以顺江东下,即使刘文秀部没有东下,夔东十三家完全可以代替东下攻击,然后貌似这次没有夔东十三家什么事情。可见南明失败更多是自己没有统一好,从而自己打败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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