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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封建有“国家兴亡、食肉者谋之”(原词可能不同,但表达的意思相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见,在封建古代,在老百姓眼里是没有什么国家概念的,他们可能认为国家就是朝廷,朝廷兴亡无非就是改朝换代,只要自己有饭吃、有衣穿,能有获得的温饱,那么就不管他谁来当皇帝,反正谁当皇帝,自己都得纳粮。所以后来李自成大顺军提出“不纳粮”就使得大量饥民和贫民纷纷响应,进而李自成大顺政权受到很大欢迎和拥护;如山东很多地方志记载,本来因为地方农民起义连绵不断而导致所谓的“土贼”四起的状态,在李自成大顺政权接管后,实行了免赋政策和廉洁官员的治理,使得大量“土贼”基本上是除了自行解散归农外就改编为大顺的地方武装,曾经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平静局面——这也说明了李自成进京后根本没有享乐堕落。历代朝代更替,起义往往是农民反抗和起义——他们对前朝的盘剥与腐败非常不满、最后活不下去了起来反抗,这些农民起义往往最后要么失败、要么农民出身的领袖变成了地主阶级(如朱元璋)建立一个新的朝代。一个新生朝代在大部分情况下,由于采用了一些减轻民众负担而比前朝更受到民众欢迎,从而新朝代更替旧朝代就轻松多了。然而清军入关后,却各地民众纷纷反抗(有些是本来打算投降结果又反抗——如江阴),而且其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历代朝代更替(宋、元更新除外,其和明、清更新有些相似)。这些平民大部分反过来拥护那个已经腐朽不堪、让老百姓没法生存的明,而不是去支持清,民众提出的口号更多是“反清复明”而非典型农民起义时的“免田赋、均田地”;相反的是原来和明打死打活的农民军大顺军、大西军都反过来联合南明对抗清廷。而清廷从1644年入关到灭掉南明用了20年时间,后来刚停下来又要和吴三桂对打,直到灭了吴三桂才算是社会安定下来,社会生产才算是恢复,可见清取代明一统天下所花费的社会代价有多大,远远超过历代朝代更替,这不得不让人反思其中原因。明末清初,民众抗清如此激烈、清代替明所化代价如此之大的原因,个人感觉,主要如下:

1),压迫与杀戮过多激起更加顽强的反抗

中国古代老百姓虽然绝大多情况下是逆来顺受,但却有绵里藏针的性格,一旦压迫过度,反抗也非常激烈。这也是明末清初这段历史,民众反抗程度、规模、持续时间超过历代朝代更替之最的根本原因。而明末清初的老百姓之所以前仆后继的反清、甚至提出“反清复明”(宁愿恢复那个腐朽不堪的明、也不要清),实在是因为清廷八旗贵胄各种压迫和歧视政策过狠的原因。而清廷的过分压迫就体现在了清兵的滥杀无辜,其根源于清初的满八旗贵族自以为自己武力强而汉人孱弱,也就是民族压迫与歧视——他们将落后野蛮的那一套全部照搬(估计他们认为,我打败你的官员上层了,那么你们所有人都是我的奴隶,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你反抗我就杀之)。所以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黄台吉到多尔衮,都以凶残著称于史册;对于这三者,我们应该分开来说,萨尔浒之战以少胜多打得漂亮——可以说体现了努尔哈赤的不凡的军事能力,用和谈以杀毛文龙为前提诱使袁崇焕搞垮明在清后方重要牵制力量东江军——这说明黄台吉的战略眼观和能力,在得知李自成入关后、力排众议坚定入主中原和迁都北京问鼎天下——也说明了多尔衮的眼光和能力;然而不能因为他们的非凡能力就如某些专家和历史书籍那样刻意淡化他们屠杀平民的行为甚至把这说成是战绩和英雄行为。

在努尔哈赤父子的眼里,估计是没有曹操那样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概念——虽然他们熟读三国演义而熟悉曹操,他们更多地时候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也就是如果攻城时劝降,你不听而选择抵抗,那么破城之后就不分军民、有无参与守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其用意估计是用来威吓吓唬其他城池的人),这也就是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屠戮汉民,黄台吉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多尔衮进京后南下多次杀戮平民的根本原因,这些不仅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载,就连御用文人纪盷(就是文字狱闹得最厉害的乾隆时期那个纪晓岚,清宫戏非常出名,然而其实真实历史上此人根本不是什么清宫戏里面为民请命不惜得罪皇帝的形象,而更多是马屁精形象,真实历史上刘罗锅的父亲,好像叫刘统勋在为民请命方面比纪晓岚强多了)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透露了他一家在清军屠刀下的遭遇。清廷问鼎中原入主北京之后,依然采用这种野蛮的政策,直到了后来多尔衮死后、尤其是入关10年以后发现迟迟不能平定,而己方的根本八旗成年可战之兵损失严重,才在政策上做了一些调整。而调整部分政策的原因,不是因为清廷八旗贵胄善心发现,更多是因为清廷贵胄的这种野蛮、疯狂的屠杀政策不仅没有吓倒汉族人民,反而激起更加顽强的抵抗,清廷在其八旗兵经历了巨大损失之后,不得不将平定天下重任交给投降明军,从而被迫在政策上作出部分调整以缓和矛盾。

2)“剃发易服”这样民族压迫、征服和歧视政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理论上将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士都可以当皇帝;而且在封建老百姓眼里,无论是谁当皇帝跟自己貌似关系不大,反正不过是换了一个纳粮对象而已。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还有一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这其中“天下”更多是指老百姓的文化习俗等因素,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轻易丢弃就是忘记祖宗和背叛父母祖宗”等;也就是说老百姓对于谁当皇帝无所谓,但是当皇帝者(或者统治阶级)不应该来强行改变某个民族老百姓的风俗习惯,否则就被老百姓视为是强迫自己背叛祖宗了(西方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但是我感觉中国人有信仰,那就是信仰祖宗)。

明朝是推翻蒙古贵族统治者建立的,但明在鼎盛时期并没有强迫蒙古族老百姓去穿汉人衣服和留汉人法式,努尔哈赤祖先也是依附明廷,在明廷下面当官的,而明廷亦没有强迫他们蓄发穿汉人衣服。然而,清廷入关后,就大肆进行剃发易服,此举自然导致了民众的强烈反抗。就是这个野蛮的政策使得中国朝代更新带来战火、生产破坏等让老百姓极度痛苦的时间持续更长、痛苦程度更大,而恢复的时间也一拖再拖。如果当时清廷八旗贵胄稍微有点平等对待之心和收敛一点征服者态度,那么当时的很大一部分大顺军以及反抗民众(这些人很多已经决定投降——如江阴县,但是清廷将剃发易服作为前提条件迫使他们选择了抵抗)就选择归顺而不是抵抗到底;那么这次就可以以较小代价实行了朝代更替,更不会到了后来清廷一统天下之后依然出现持续不断、大小规模不一的各种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起义。

3)野蛮和落后“圈地”和“投充”政策

这个“圈地”绝对不是英国人那个为发展工业进行的“圈地”。清初的圈地是多尔衮为首的满八旗贵族为获得财富和解决移都北京后大批迁移入关定居满八旗居民的生计所进行的一项野蛮掠夺政策。清廷名义上说是把畿辅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各州县的“无主荒田”分给入关后诸王、勋臣、兵丁人等,实际上很多历史资料都记载根本就是不分有主无主大量侵占畿辅地区汉居民的产业。

所谓的“投充”,就是清廷美其名“为贫民衣食开生路”,任汉民投入旗下以奴仆身分耕种田地(京畿附近地区大量土地被满八旗圈占,原住百姓的生产资料被剥夺,满八旗贵族、官兵自己又不从事耕作,所以就让汉民以奴仆身份来耕种)。这种生产关系比起早已盛行的封建租佃制明显是一种倒退,因为生产者从被雇佣的劳动者变成了人身依附关系明显的农奴(比奴隶强一些),有网友甚至以此说清朝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而是半封建半奴隶制社会。同时,这种生产关系不仅让满八旗贵有了一条重要途径来奴役汉族老百姓,而且可以让八旗贵胄有了名正言顺的借口去进一步侵占汉民耕地房产,因为满八旗贵胄可以以此去威吓那些有田地的农民,强迫他们“投充”。


正是以上原因(还有其他很多,个人感觉这三个是最重要),使得老百姓(包括一些没有出仕的读书人)在清统治未稳固以前积极致力于反清复明,如江阴之战(阎应元的那次抗清),1644年九月的山东青州之变,英霍山抗清、皖南地区民众抗清、陕西各地民众抗清。。。。。等等很多,所以导致了明清更替历时那么久、社会破坏代价极大。而清廷一统天下大局势已定以后,大多数读书人就采取了隐居、不同清廷合作对策,而老百姓则因为经历过太多的杀戮而保持沉默和变得更加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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