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谨防高科技陷阱

谨防高科技陷阱

刘向群 薛 扬

某著名学者在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指出,美国不费一枪一弹地使军事上超过美国的苏联解体,采取的主要手段是:

一、制定了虚张声势的“星球大战计划”,诱骗前苏联把有限的经费投入到与群众生活毫不相干的“太空领域的高科技竞赛”和“尖端军事工业”。使苏联尽管生产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空间站和航天服,却生产不了暖水瓶和羽绒服。

二、利用美元对石油的定价权、结算权,大幅度降低石油价格,使依赖石油收入过日子的苏联入不敷出、民不聊生,最终导致了能把美国消灭1000次的苏联被“堡垒从内部攻破”。

而就在那个到处布满尖端武器的年代,小平同志看清了这一高科技陷阱,不仅没有加入高科技领域里的军备竞赛,反而大胆地做出了“本世纪无大战争,裁军一百万”的英明决定,同时发动了一场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革命,首先在南方开创了劳动密集、技术简单,以生产小商品为主的“珠三角经济区”。不仅没有重蹈苏联的覆辙,还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和稳定。

如今,美国故伎重演,试图用知识产权、技术封锁等手段,诱骗我们放弃人力资源方面的巨大优势,与美国在我们处于劣势的高科技领域,打一场实力悬殊的阵地战、消耗战。

而我们的一些同志,被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冲昏了头脑,忘记了我们的教育水平、技术装备、市场需求都属于初级阶段,似乎只要靠行政命令搞一场科技大跃进,就可以“赶英超美”。再加上一批喝美国可乐、拿美国奖学金长大的“买办”的推波助澜。

结果我们看到,广东、浙江、江苏一些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起家的地区,在腾笼换鸟、向高科技转型的口号下,强迫平均只有小学文化、技术装备比发达国家落后了50年的当地群众去搞什么“高科技”,结果导致大批中小企业破产。如:广东南海为了“腾笼换鸟”,将当地群众赖以生存的劳动密集型的资源再生企业强行取缔或赶走,结果造成经济的急剧下滑、集体闹事事件大幅度增加。而这些被赶走的资源再生企业迁到了清远,使清远连续5年发展速度排在广东的第一位,社会空前的和谐稳定。

实践证明,产品在技术密集的研发阶段,发达国家是真老虎。而面对需要劳动密集的加工、组装程序却是纸老虎。因为任何产品(包括高科技产品)不经世界上最精密的机器“人”去组装,是不可能成为最终产品。由于我国的组装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致使发达国家的加工制造业纷纷破产或外迁。显然,掌握了技术的人,才是生产力中的第一要素、是世界上最高的科技。

我国东南沿海的成功,乃至当年打败装备先进的曰本侵略者、国民党,都不是靠的什么高科技,而是依靠以人为本、“全民皆兵型”的人民战争。他们的战术正如毛泽东倡导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你的高科技,我打我的劳动力。

结果,令发达国家始料不及的是,正当他们殚精竭虑地争夺中国市场的时候,后院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天下。

实际上,任何国家的科技发展史,都有一个从模仿型的低科技→改进型的中科技→创新型的高科技的发展历程。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并不等于高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只有具备了与之相匹配的环境才能转化为生产力。“高科技”需要的是高端设备、高素质人口和高端产品的市场需求。而平均小学文化、设备相对落后、以生产和消费中低档产品为主的中国,急需的是能够直接为生产实践服务的模仿型低科技和改进型中科技。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香港也都是从模仿型的低科技起步。因此,属于初级阶段的中国,搞跨越式的科技大跃进,只能成为泥足巨人,只能使我们的科技力量与生产实践严重脱节。

如:中国、印度搞了几百年的大国光和黄元帅,日本只用了十年便将二者嫁接成了红富士,并打败了大国光和黄元帅。如果日本在初级阶段就关起门来搞完全独立知识产权的高科技创新,恐怕将永远跟在中、印后面。据了解,仅一所哈佛大学的科研经费,就超过全中国的教育经费。一个“麻省理工”就有3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科研人员的工资不到美国的1/10,技术、装备落后了至少30年。而这种状况短时期内是很难改变的。

因此,我们在为自己定位时,应当实事求是的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分工中,中国暂时还只能成为“世界工厂”而不是“世界试验室”。尽管高科技产品利润诱人,我们也只能欲擒故纵。“科学发展观”讲的是实事求是,体现的是客观规律。

由于商品的生产过程是一个由技术密集的科研→到劳动密集的组装过程。而废弃物的再生,则是一个由劳动密集的拆解→到技术密集的提纯的“反安装”、“反生产”过程。

因而,在国际大分工、大循环中,形成了发达国家的科研成果、核心部件等“技术密集”产品,到发展中国家通过“劳动密集”加工、组装成最终产品。废弃后,在发展中国家通过“密集劳动”,一部分翻新后供发展中国家降级使用,一部分拆解成初级原料,再利用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提纯的“大分工”、“大循环”。

如:过去完全在德国生产的奥迪车,现在采用的是美国的卫星定位、日本电器、德国发动机、最后到中国组装。报废后送到发展中国家,一部分翻新、大修,成为二手车、零部件。一部分拆解成各类金属,再到日、美冶炼成特种钢进入第二轮循环。

因此,全球制造业(动脉系统)和再生产业(静脉系统)并不是转移了,而是形成了全球范围的专业化分工。这一全球大分工、大循环,使企业更加专业化、上规模而高效节能,使各国都能根据自己的特长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一环,组成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全球经济共同体”。这一可持续发展、高度专业化的全球经济共同体,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的资源问题;实现了人类利益的最大化;符合经济规律;代表了先进生产力;正在成为主导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不可逆转的主流文明。

在这场全球范围的资产重组中,服装、钟表、玩具、家电等劳动密集的加工、组装程序,近30年来都在依次从美国、欧洲、日本、香港、台湾、韩国向长三角、珠三角转移。而各种产品的研发、核心部件等技术密集部分又都逆向转移到欧美。中国东南沿海的成功,正是由于顺应了这一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历史潮流。

据中国科协的最新统计,中国只有3%的人口具备基本的科学知识,更缺乏高科技的技术装备和市场需求。占中国劳动人口大多数、以吃苦耐劳见长的农民工,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谓以一当十、无敌于天下,但面对高科技,则往往英雄无用武之地。

显然,发展将97%的就业人口拒之门外的高科技,并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小平同志关于初级阶段的科学定位。

如今,我们那些脱离实际的高科技计划,正在造成严重后果。我们耗尽人力、物力搞出的高科技成果,往往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国内没有市场,只能为发达国家作嫁衣。我们化上千亿纳税人的血汗钱搞的众多课题、高科技创新,转化为生产力的微乎其微;我们精心培养的清华、北大高才生有多少留在国内?(报载:美国尖端科学领域,超过25%的研究人员是中国培养的高才生)广东、浙江的成功小老板,又有几个具备高学历?许多高学历的“海归”也因此而成为“海带”(待业)。西方发展高科技是希望取代人力,而我们则有数以亿计的人力需要安排。

许多地方为了完成“高科技指标”,搞了许多经济效益差、就业率低的形象工程、花架子工程,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我们的环保专家曾预言:2000年后,我国将有数以亿计的报废的轮胎、家电、汽车“堆积如山”,并为此投巨资建立了许多“高科技处理厂”,而这些处理厂如今几乎全部破产;我们有上千万文盲、上百万辍学儿童和数以亿计的缺乏“基本技能”的农民工,我们的“教育专家”却拿宝贵的经费去培养缺乏市场需求的“高科技人才”。结果,一边是数以百万计的年富力强的本科生就业难,一边是因为缺少熟练工人,只好高价聘请退休多年的老技工;我们的能源专家制定的“全球资源战略”,在全世界到处碰壁;我们的经济专家制定的高科技开发区计划,使我国的六千多个开发区,大部分只剩下一片烂尾楼。

我们某些“专家”明知我国与发达国家科技力量的巨大差距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却花上百亿外汇进口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去与发达国家争“知识产权”,比“核心技术”。

而我国解决就业最多、赚取外汇最多的中小企业,大多还在使用六、七十年代的旧设备;我们农村有近二百万白血病人无钱医治,有数百万农村儿童因缴不起学费而辍学,拖欠教师工资、下岗工人医疗费、农民工工资达几百个亿,却花上千亿去搞与百姓生活相去甚远,只有发达国家才玩的起的“载人飞船”,去搞甚至连发达国家都玩不起的“磁悬浮”。

报载,没有得到任何优惠的“温州村”,产值、就业人数超过集所有优惠于一身的“中关村”几十倍,被誉为“创业者的天堂”。而中关村那些“高科技创新企业”,因缺乏市场需求和国际竞争力,平均寿命只有1.3年,每六分钟就有一家倒闭,被称作“企业坟墓”,成为吞噬国家巨额科研经费的“黑洞”。

从我国的市场需求以及技术、设备、教育程度来看,中关村应当成为直接为“世界工厂”服务的“技术科”,而不应当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研发中心。如同世界上只有美国一个硅谷,而中国、印度、俄罗斯的硅谷计划,都以失败而告终。

某著名专家把温州生产8亿条牛仔裤换一架波音飞机,视为“因科技落后而吃亏”的象征,事实上,生产8亿条牛仔裤,可以解决五十万平均小学文化的农民就业,使五十万家庭脱贫。而生产一架波音飞机,不仅解决的就业有限,而且生产波音飞机的企业还需要上千亿的投资和近百年的技术积累。显然,生产裤子比生产波音飞机更适合中国国情,更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

在中国,解决一个农民就业就给一个家庭带来一分希望,就给社会带来一份和谐。看看中国亿万平均小学文化的贫困农民,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广积粮、缓称王”;需要象温州人那样,先要肚子后要面子、先睡地板后当老板。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爱”。我们制定的所有政策,都在反映某些利益集团的爱和恨。那些向高科技倾斜的政策,正是由于我们推行了“专家治国”的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越是“专家”,所掌握的知识、所代表的群体就越“专”。因此,专家只益“治学”而不益“治国”。古今中外的英明领袖,无一不是综合能力强、代表面广的“杂家”。

把马列主义引进中国的“专家”陈独秀,最终还是让位于代表了广大农民、集百家之大成的“杂家”毛泽东。

据调查,由于我们推行了“重学历轻经历”的专家治国路线和高科技战略,使文化水平低的工人、农民被丑化、矮化,造成“主人”与“公仆”的严重错位。我们的干部队伍里,有大批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好干部,他们虽然没有高学历,却有着与人民共患难的经历,他们虽然不懂外语,不知道外国人怎么说,却最懂得群众怎么想。他们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使共产党这棵参天大树经80年风雨而仍然根深叶茂。如今,他们正在被大批虽然具备高学历,但缺乏实践经验、缺乏群众基础的“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所取代,使我们的基层政权被严重削弱。造成的官僚主义作风,其危害远大于腐败和经济上的损失。

以学历取人的干部政策,还使许多干部盲目追求高学历、高职称,而忽略了实践经验和联系群众,甚至不惜伪造学历。

我国的科技体制,是计划经济年代照搬苏联模式设置的,主要靠政治需要、国家拨款生存。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大批科研单位、高等院校被推向市场。一部分能够适应市场需求的科研单位如:水稻、电子、纺织等,发展迅猛。而一部分在我国并没有市场需求的科研单位,随着上级主管的部、委被撤消,出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而这些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有着众多的学生、亲友身居高位。因此,尽管他们市场地位“疲软”,政治地位却依然“坚挺”。而正是这些没有生存能力、即将被市场淘汰的科研单位、专家学者,喊出了发展高科技的“最强音”。这一最强音的背后都有一只向国家要钱的手。这些本应和其上级主管部、委同时撤销的科研单位,在发展高科技、专家治国的大红伞下,成为躲避体制改革的避风港、成为计划经济的“最后领地”。

尽管我们有发展高科技的一千条理由,但必须服从一个根本理由,那就是必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必须服从市场的价值规律。

我们深信,有着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光荣传统的党中央;提倡求真务实的人民政府,一定会总结前苏联的沉重教训,除少量的搞一些基础理论、国防科学之类的高科技外,应把我们的科学、文教、卫生等上层建筑投入到为生产实践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中去。我们深信,奋战在第一线的广大科技人员,也一定会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优良传统,使科学技术真正走出书本、课堂和实验室,成为经济建设的火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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