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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1801—1855), ZT 做善事,积阴德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1801—1855),号玉川,又号玉泉,别号愚荃,榜名文轩,是个心地善良的司法官,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诗人。

他这个司法官可不是县衙里的“无公道”,而是京城里刑部的执法官,曾任主管广西、奉天、山西的司员,当过提牢厅和秋审处的主管,掌管着犯人的生杀大权,还亲自管理过两个监狱。照理说,这可是个肥水大得可撑船的差事,哪个犯人家属不有求于典狱长呢?而李文安在刑部一干就是十八年,一贯秉公办事,官私毫无闲言,最后官至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相当于现在公安部侦缉局的局长。要不是后来太平天国兴起,他们父子必须放下公文簿去打仗,这个职位他恐怕可以一直坐下去的。这个职位得来实属不易,完全是他二十年辛苦寒窗,拼命读书的结果。

李文安的父亲李殿华(即李鸿章的祖父)是个“五十年不进城”的乡下读书人,家有几十亩地。他总不进城,但总想从黄土地上走出去,于是对科场功夫甚为在心。但是他考试总不顺利,科场屡次失意,后来就在家设馆教教学生和孩子读书,把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

他家是一处三进的小瓦院,算不上很富裕,至多相当个中农,年成不好的时候,日子过得就很紧张。他的孙子李鸿章曾揭过家里的“老底子”,曾在信中和他弟弟鹤章怀旧:“前吾祖父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如过江之鲫。祖父无法以偿,惟有支吾以对。支吾总非长久之计,即向亲友商借,借无还期,亦渐为亲友所厌。其时幸有姻太伯父周菊初者,稍有积蓄,时为周济,并劝祖父以勤俭,并亟命儿孙就学,吾祖父从其言,得有今日……”(《李鸿章家书》)可见早年李家日子并不好过。但是李殿华心气很高,立志让四个儿子都能读书做官,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为此,不惜工本地请来科场高手当家庭教师,助儿子们攻读、备考。

四个儿子中总算小儿子李文安实现了老爸的理想,于江南乡试中举,四年后又考中了进士,从而跻身于京城衮衮诸官之列,使李家这个淝水边的中农之家,一夜之间“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庐州府志》)。李文安即是这个家族走出安徽、走向官场、走向京城、走向沿海的第一人,是李家有家谱记载的前七代人中,惟一的一个进士。

考中进士在当时真是何其了得!多少人苦读一辈子也不得入其门。李鸿章的淮军哥儿们中,只有刘秉璋一个人是进士。他的同党唐殿魁、唐定奎家,打仗能行,读书不行,二百年间,整个唐氏家族只考中了一个秀才,所以他的后代唐德刚先生正话反说:考进士考不中是正常的,而考中是不正常的(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全国每四年才有一次考进士的机会,每次只有百余名幸运儿能够登榜,比现在的博士还难考,可见科举之难“难于上青天”。

李文安早年读书读得很苦。他在兄弟中排行最小,从小身体很弱。别人家聪明的孩子四岁就开始启蒙了,他到八岁才读书。到了十三岁。别人都有考上秀才的了,而他才读完“四书”和“毛诗”。老爸望着他直发愁,没看出他是个大器晚成型的人才,还以为他贪玩不用功,就叫大儿子李文煜来督阵,专门管着他读书。

李文煜科场也不顺心,考中秀才后就再无长进,也学老爸的样子,在家开馆收徒教书。这个大哥对付小弟也真厉害,每年正月初三就开学,一直要念到大年夜为止,毫不放松。毕竟严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结果李文安中了举而大哥未中,几年后李文安又中了进士,而他几个哥哥都名落孙山。

不过李文安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苦读到三十五岁那年(1834)才江南乡试中举。在这之前,他已经历了十数年的寒灯煎熬,期间也当教书先生,或收徒,或馆于人家,但自己的功课绝不放松。中举后又过了四年,终于考中了进士,这时他已快四十了,度过了他的人生的大半截(据李文安《都门望云思乡赋》)。

但最要紧的还是他的“命”好。他这个进士中的不早也不晚,正好与数年后大红大紫的曾国藩同一年考中,这种关系过去称为“同年”。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极其微妙又极其重要的人际关系,从“实惠”的意义上说,远远超过了同乡、同学、同族,甚至超过同胞的关系,因为同时考中进士就意味着要同时做官,有着共同的联系和参照。初做京官的他们无形中就是一个整体,除了他们的考官,他们之间往往比官场上的其他人更亲近,更能够理所当然地相互帮忙,相互利用。

李文安性格比较内向,“资性中下”,但他万事心中有数,眼力不差,同年中始终与曾国藩拉得挺紧。那时曾国藩不过是个普通的京官,初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不过是个编编史书的闲官,后来才当上礼部、兵部、吏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而李文安早早地就安排两个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去拜曾为师,跟其学“经世之学”,一旦到了他们要奋发进身的时候,就派上大用场了。这大概是李文安贡献给他的家族的最高智慧。

他本人作为司法官清廉正直,方刚厚重,坚持依法断案,每到秋审最后断案的时候,披览案卷总到深夜,力求准确地量刑,不冤枉一个好人,“庭诤面折,人有包老再世之目”。但他“以倔强不苟合,不获于上官”(李鸿章为其母亲写的《墓志铭》)。其实,历来官场上都是如此,做事既要认真,又不能太认真,要看是什么事。你什么事都太认真了做官就不讨巧了。问题是李文安安徽人的脾气,凡事都太认真了,就必然不讨上司的喜欢,所以他始终没能当上“部级干部”。他们同年中别人都升得挺快,他弄来弄去还在看监狱。

尽管如此,一些正直的同僚们看得清楚,用诗的形式记下了他做的好事,尤其是善待狱囚的善举,这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是极其难得的。那年头连无辜的老百姓都没人关心,谁还去关心那些狱囚呢?

有《咏李玉泉先生为提牢诗》数首为证。诗曰:

一汤一饭浅深量,是否堪餐每自尝。

甘苦可推军十万,狱中留得姓名香。

晚饭散过号腹来,双眸炯炯不胜哀。

狱中幸有推恩米,例自先生到此开。

棘墙深闭见天遥,溽暑熏蒸未易消。

赖有仁风吹隔座,蒲葵五万共招摇。

托钵沿门醵俸钱,秋深检点补黄棉。

先生更给病囚被,寒到圜扉不耸肩。

(司狱王燮堂)

是说他管提牢厅时,下属两个监狱,他每天都要巡视一遍。到底是刑部的大狱,竟然关押了五万囚犯!每个监狱从南到北往返一圈五里地,两个监狱每天走一遍就是十来里路,他总是坚持每天亲自到场巡视,仅仅这一点就很不容易。

他严禁狱吏虐待囚犯,规定囚饭每人要保证给足一满勺饭,为了防止狱吏克扣斤两,遇到开饭他就要亲自检查,并且亲自尝尝生熟。狱中开支有限,晚饭后伙房关门,而遇到那些晚饭后才押解到狱的囚犯,他不忍其饥肠辘辘,就自掏腰包,捐米煮粥,聊以慰藉。春夏季节狱中易发传染疾病,他早早派人熬好了药做好准备。甚至夏天买来扇子和席子,冬天捐献棉衣,还在每个“所”备置十二条棉被,供生病的犯人发汗养病之用……可见他除了心地善良,还是个非常仔细的人。所以在他管事期间,狱中没发生过意外死亡之事。他对自己的工作也是挺满意的,在其诗中一再流露出得意之情:

每思工部千间厦,更爱香山万里裘。

我且按囚给大被,铺秥草刈野塘秋。

南北奔驰十里程,衣冠整肃踏沙行。

给筹鱼贯分餐际,堪念嗷嗷待哺情。

衣冠整肃待衙参,每日平安竹报谙。

常愿两监无病帖,论功不厌纪窗南。

(李文安《贯垣纪事》)

他的《愚荃敝帚二种》付梓于同治年间(1866),已在他去世十年之后。那时他的两个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早已是清廷的命官,一个是两江总督,一个是湖南巡抚,为之写序和跋的人本可以大加恭维,大吹大捧,写序人本可以是当朝大吏,或皇亲国戚,然而不然,为之写序的不是亲戚就是同事,人们一再称颂他的仍是他的善良和清廉。

他的善良还为他促成了一桩不错的婚姻。

当初在磨店老家时,有一年他父亲抱回一个正在出天花的女孩。那女孩在路边啼哭不止,浑身发烫,显然是个被遗弃的病孩。李殿华虽身在乡下,毕竟是个小知识分子,略懂些医道,尤擅长儿科,见了心怜之,于是抱回家收治,几番调治后居然治愈。女孩病虽好了,但脸上却留下了稀稀落落的白麻点,这对女孩来说,是个不小的缺陷。女孩没有地方去,就成了李家的一员,长大后就在李家帮着干活,她要以辛勤的劳动来报答李老太爷的养育之恩。她既然要整天跑进跑出地干活,也就没有必要像深闺里的小姐一样裹小脚了,同时也没有亲生母亲在旁监督她裹脚,那双自由自在的大脚就成了她生活中的好帮手,什么重活儿都不含糊,但久而久之成了村民们的笑料。

一个脸上长了麻点,蹬着一双大脚,又整天在地里干活儿的姑娘,长大之后是无法找到一门好婆家的,何况还是个被丢弃的孩子,亲爹娘还不知在哪里。但她不知道,有一双善良的眼睛早就在注意她了,这就是李家的四少爷李文安。李文安是个心慈面善的人,见不得人家受苦。有一天他晚上从外面回来,看见姑娘劳累得倒在灶门口就睡着了,就顺手脱下外衣盖在姑娘身上。其父闻知后,知道儿子对姑娘有情,遂命之结为夫妇(见丁德照、陈素珍编著《李鸿章家族》)。

孰料新娘子有很强的帮夫运,她的非凡才能在婚后不断地表现出来。原来她也姓李,特殊的身世,使她不仅吃苦耐劳,泼辣能干,遇事有“豁出去”的气概,而且有很高的智慧。她善于治家,前半生非常辛苦,后半生极其享福,应验了中国人的那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老话。

她是李家的大功臣。丈夫在家时要读书备考,在外时要秉公做官,家中一切,就只能由她负责打理。她还为李家生了六男二女。六男即李瀚章、李鸿章、李鹤章、李蕴章、李凤章、李昭庆兄弟;两个女儿,大女儿嫁记名提督、同县张绍棠,二女儿嫁江苏候补知府、同县费日启,都嫁得十分风光。她的大智慧还在于,每当丈夫和儿辈遇有升迁,别人总是喜笑颜开时,她却不然,她总是不露喜色,反而沉静地时时以盈满为戒,显示了“福人”的真功夫。

上苍也回报了这位苦心的女人,让她在后半生大富大贵,活到八十三岁,比丈夫李文安多活了二十八年。

她晚年跟着两个当总督的儿子过,在总督衙门里当她的太夫人,享尽天下荣华富贵,根本不在乎乡下的那几进小院了,所以他们在熊砖井的老土地上,并没留下她的大宅院。她的儿子们帮助清廷打败太平天国后,有一年总督“换防”,李鸿章从湖广总督的位子上北调京畿,去任直隶总督,留下的湖广总督的职位恰好由他的哥哥李瀚章接任。当时她正跟儿子住在总督署内。总督要掉换了,而老母亲是同一个,老太太是不需要“挪窝”的,走了一个总督是她的儿子,再来一个总督还是她的儿子。乡间邻里不无羡慕地传出话来:“人家李家是总督换防而老太太不用换防。”其福份真是人人仰之,无以复加。此后两个总督又有过几次这样的“换防”,老太太仍是“他们换他们的防,不关我事”。

她的后半生,不仅享受了一般官僚家庭的荣华富贵,还屡受皇恩。

她七十五岁生日时,适逢慈禧太后四十寿辰,清帝为笼络汉臣,推恩及亲属,特下《褒赏谕旨》:“内阁奉上谕,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湖广总督李瀚章之母年近八旬,特沛恩施,著赏给御书‘松筠益寿’匾额一面,紫檀三,镶玉如意一柄,大卷江绸袍褂料二匹,大卷八丝锻袍褂料二匹。”(《文安公之配李太夫人褒赏谕旨》)1882年,老人家年纪大了,身体久病不愈,皇上又下谕旨,赏李鸿章一个月假期去湖北(李瀚章的督署)探望,并赏其母人参八两,以资调理(见《文安公之配李太夫人赠参养病谕旨》)。可是那八两人参并没有养好老太太的病,老太太于圣旨下达的当日就去世了。于是清帝再下一道谕旨:“内阁奉上谕: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李瀚章之母,秉性淑慎,教子义方,今以疾终,深堪轸恻,朝廷优礼大臣,推恩贤母,灵柩回籍时,著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到籍后,赐祭一坛,以昭恩眷。钦此!”(《文安公之配李太夫人饰终谕旨》)

在中国,这是没有几个老太太能够得到的至高恩宠。

次年三月,载着李母灵柩的大船从汉口沿长江而下,一路上各地官员迎接送往不敢怠慢,中经巢湖、店埠河、全羊河水路运至磨店乡,合葬夫墓。在磨店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盛大的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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