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彭宇案被误读过程:法院曾有机会纠正

专家解读彭宇案被误读过程:法院曾有机会纠正

2012年01月18日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李丽


近日,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漏了彭宇案的真相——彭宇撞人了,老太太没有讹诈。然而,4年多来,在舆论和公众认知里,这起普通的民事视频:南京政法委书记称彭宇案不应被误读

来源:东方卫视《看东方》案件视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


从民事案件到道德事件,彭宇案主要的发酵过程是在司法程序中完成的。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在彭宇案的发展过程中有没有能够接近真相的机会?


1月17日,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民事诉讼法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以期为此求解。


法律上不存在“难度”


2006年11月20日,64岁的退休职工徐寿兰与彭宇在公交车站“不经意间发生相撞”。随后,双方因赔偿问题发生纠纷。徐寿兰将彭宇诉至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指认他将自己撞伤,并索赔包括医疗护理费、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3.6万元。


彭宇是不是撞了徐寿兰,是这个案件的焦点所在。刘志伟表示,警方丢失了事发时对双方的询问笔录,这就使得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对原、被告相撞事实的认定,缺少了原始的直接证据支撑。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徐昕说,“徐寿兰主张彭宇撞人,提供了初步证据。而根据彭宇案一审判决书,彭宇自认是第一个下车者,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否认与原告发生相撞,第二次庭审前均未提及见义勇为,彭宇的反驳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加以证明,依据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则,应承担不利后果。”


在徐昕看来,在这个环节上,只要适用证明责任规则,就可以适当地解决此案。因此,即使是警方丢失了事发时双方的询问笔录,一审判决只要适用证据责任分配规则,同样可以解决问题。


“如果没有判决书中的那些情理分析,这案子不会收不住。”徐昕说。


不敢公开表态称彭宇撞人了


徐昕表示,法院二审原本有机会纠正被放大的“彭宇案”,法院无需诉诸经验法则,而只需要适用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则。


在一审判决中,法官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情理”分析,彭宇“如果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彭宇“如果是做好事,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显然与情理相悖”。


“这些所谓的情理或经验法则明显概括不周全,同时在被媒体放大之后,迎合了公众对道德缺失、诚信危机的忧虑。报道不断持续,这种社会情绪越发不可收拾。”徐昕说,舆论逻辑取代了法律判断,只要仔细阅读判决书,就会发现,如果没有画蛇添足式的情理分析,一审判决并没有多大问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学教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从专业的角度看一审法官王浩,“做得还是不错的”,他在讲课的时候也跟学生说彭宇撞人的可能性有95%,但在公开场合谈及此案时,他却“不敢这么讲”,“因为肯定会被骂的”。


这位教师告诉记者,当时舆论已经不关心事实是什么样的,彭宇案被“符号化”,更多的人因此闭口不言。


不该调解结案


时至今日,人们知道了协议的主要内容:彭宇一次性补偿徐寿兰1万元;双方均不得在媒体(电视、电台、报纸、刊物、网络等)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


这是蒙在彭宇案上的最后一块面纱。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说,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并且申请撤回上诉。至于具体内容,公丕祥拒绝披露,因为“双方当事人要求保密”。


“保密本身没有错,”徐昕说,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或调解规则明确规定了调解的保密性,调解或和解是双方自愿的行为,应该尊重当事人的保密意愿。


实际上,二审开庭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过调查,在南京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查找到事发当日双方分别报警时的两份接处警登记表,其中的“报警内容”一栏,均记录了两人相撞的情况,这些新证据为澄清事实提供了重要佐证。


如果二审法院根据新证据进行审理判决,彭宇案的真相也会就此揭开。但是,二审开庭前,法院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


“我曾发表文章,激烈批评过彭宇案的调解,”徐昕说,此案的调解明显源于有关部门的压力,正如目前不顾保密性要求而披露“真相”直接源于政法委的安排。彭宇案的调解并未实现“案结事了”。调解应实现当事人的利益,而非法院或国家的利益。作为和谐手段的调解,倘若像彭宇案的调解这样运用不当,很可能引发更多、更激烈的矛盾,造成更多、更长远的问题。


“法院调解应该适度,”徐昕说,“能调则调,当判则判”,严格实行“调审分离”,要从权力型调解转变为技术型调解。


“一切皆可调和,惟有真相不可调解”,徐昕认为,在“法律既不能证其善,也不能证其恶”时,老百姓需要法院给个说法。法院的“说法”如此重要,因为它会引导人们未来的行为——见人摔倒时该采取何种行为,以便人们行善的同时又不会惹上不必要的麻烦,招来“讨厌”的法律。


徐昕表示,“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和调解率的硬性要求应当纠正。



本文内容于 2012/1/18 12:25:09 被321go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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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321go

一、我相信彭宇撞到老人一说。但毕竟是“人撞人”而非车撞人。后果如何,一般不会出于太大的意料。

二、撞人的人没有逃避,而是主动扶起被撞的人,这是应当肯定且必须提倡的社会道德。三、人撞人是相互关系,责任谁重谁轻,从原始陈述中是不难分析、断送的。彭宇既然一开始 就承认撞了人,估计陈述是会比较客观的。四、在赔偿问题上发生纠纷,连傻子都看得出来,这是后来家属介入意见之后的事:这中间肯定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赔偿的要求肯定太 离谱了,使当事人无法接受。五、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受害”一方要求赔偿13.6万,法院判了10万,经过舆论“严重关注”之后,以1万元调解了结。再怎么解释,这其中的 猫腻是不难想见的。六、法官的“情理分析”狗屁不通:老人摔倒,见者到底是先扶人还是先去“抓”撞人者?扶人是当下之急,“救人要紧”,这叫“道德本分”,抓“案犯”只是 为了后面处理事件的需要。例如汽车撞了人,见者是首先救人还是先追逃逸者?法官的分析恰恰本末倒置。其实,这是强词夺理,目的在于往彭身上扣尿盆,加重其责任而已!七、原 先笔录丢失,更是此案不可告人的地方。普通百姓都会猜测:是家属插手后经办人抽掉了档案中的某些不利材料,这不是“巧”,而是“拙”,造假案,很恶劣。至于警方与法官有无 同谋,这玷污委书记大概是不会追究的。八、这案好象越解释越令人怀疑,或者说越描越黑。政法委的领导也是遮遮掩掩,没说清事实真相。比如相撞的经过,原本的双方陈述,伤势 的鉴定,有关材料的丢失,案件的来来去去、反反复复,家属的真实身份及有无其介入,后来又为什么同意调解,以1万元结案?现在给人就一个印象:彭宇承认确实撞到老人,中间 统统略去,最后愿意出一万块钱封住嘴巴,“息事宁人”。唉,这社会还有可信的地方吗?



3楼321go

如果记者的报道没有曲解或误报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的讲话的话,那就只能说刘书记还不理解基本的法律精神:“程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

彭宇案的关键,根本不在于彭宇有没有撞人,而在于一审法官不是用证据,而是用了一套滑稽的理论、乖离的推理来认定彭宇撞人了!!! 并且在推定‘事实’的时候,刘书记和一审法官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把彭宇和别人有接触等同于彭宇撞人了,忽略了彭宇可能是被撞的可能性!可以简单推理一下:可能是原告撞了 被告,过错在原告,被告只是承担无过错责任,所以后来赔偿金额从13万变成1万!坐过公共汽车的人应该了解,如果是下车者撞人,那下车者也将因去路被挡,在惯性作用下会失 去平衡向前扑倒。而据描述的现场经过看,彭宇显然没有失去平衡,这足以说明彭宇没有撞人。如果彭宇和其他人有过身体接触,那也是彭宇被撞!所以事情推断应该是:别人急于赶 车,想快速通过车门口,谁知道恰恰遇到正常下车的彭宇,由于年纪大,体力和灵敏度不够,躲避不及撞了上去,导致她自己跌倒受伤。而又由于双方接触力道不大,所以彭宇开始并 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异常。看来刘书记和一审法官都缺少在繁忙时段乘坐公共汽车的生活经验噢!



假如书记的话是原话而不是被妓者加工过的,假如专家的话是原话也没有被妓者篡改过。我认为书记没有基本的法律知识,而专家完全不配当大学法律教师。首先,无过错致伤是什么条件?只有一种条件:彭宇和徐老太都在正常行走,而外力迫使他们相撞,譬如突然来了一股力量极大的怪风,把两人吹撞到一起,一人受伤。现在彭宇在正常行走,而徐老赖手提重物,走正常不允许走的路径:逆向车的行进方向,横截车门的下车行走路线,还“赶车”,意味着它的速度相当快——对于它的年龄来说。它既非无行为能力人,也没有外力迫使它这样做。而这样做必定导致它和下车人相撞。这一点它应该事先就知道,就好比我闯红灯,我应该知道这会导致严重的撞车,但自认为我判断左右横向车速准确,可以从缝隙中加速穿过去。如果没出事故,那说明我的判断正确,但不是不违法。因为徐老赖违规在前,因此这不是双方无责任,而是单方的责任。其次,究竟是彭宇撞到老太,还是老太撞到彭宇,书记和专家都在这里故意混淆过程,采用非规范法律术语:相撞,迎面有相撞,彭宇沿车门垂线直线下车行走,无论他还是证人都不曾说过他把老太撞到在身前,如果二人的碰撞发生在侧面,则是老太撞他,规范的法律术语是:徐老太撞击彭宇,失去平衡摔倒。显然若用这个法律规范术语,大家都知道谁该负责任。当然也可能是这样表述:彭宇下车,撞到在车门前的徐老太,致其摔倒。但这也不是双方无责任,而是双方有责任,徐老太逆行,没有走规范的路线,有责,彭宇在车门开启后下车,但却没有看车门前的人,直接把人撞出去,也有责。但根据一身判词,显然法官回避这个撞击的产生原因和撞击的过程。根据原被告的说辞,我认为这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如果说彭撞老太,谁提出谁举证,原告必定要有证据。没看到彭接受这个证据的记录,当然也可以从伤侧判断,但判词不给这个,说明物证不支持。人不转动头部是无法看到侧面90度的位置的,按证人陈的说法,彭宇走开几步才回头去扶老太,说明他知道发生了撞击,但这撞击也可能是同时先后下车或上车人导致的,这在公交车上是常事,所以他才没在意的已走出几步,但他会感到撞击比较重,侧头观察也许又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意味,假如是一个相当的年轻人赶车这么撞了他,也许会发几句牢骚。这是他看到摔倒的老太,上去扶起,他并不能确定是否自己撞了老太,所以会在派出所留下语义含糊的证词。书记大老爷既要公开真相,何妨把所谓案情记录原话抄上来,多不了几个字的。不说究竟为什么?

至于专家的胡言乱语已经懒得一一驳斥了,我认为这几个“法律专家”可以称为法律盲人。他们的存在是中国法学界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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