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惨烈47天:最后一千国军对决10万日军(图)

文章摘自 《我的抗战2》 作者:《我的抗战》节目组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衡阳惨烈47天:最后一千国军对决10万日军(图)

衡阳保卫战

1944年6月,算起来,第五军四十八师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杨光荣已经在军中闲了一年多。

“现在提起战争,我都害怕了。以前年轻的时候不害怕,打就打吧,拼命就拼命吧,打死就打死吧,为国尽忠,效命疆场,这年轻人应当的嘛,那怕什么?”60多年后,耄耋老人杨光荣说。

1942年,杨光荣随中国远征军第五军二○○师穿越缅北野人山,幸运地活下来。这一年多,他渴望着再上战场跟日本人干。

此时,任务来了——保卫衡阳。

1944年4月中旬,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中方称为豫湘桂战役)。日本学者原刚解释:

所谓一号作战(亦称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是指在太平洋方面战况逐渐恶化的情况下,在1944年4月中旬到1945年2月上旬期间,日本军队为了消灭对日本本土存在空袭危险的在华美军空军基地,以及打通从华中地区到法属印度支那的大陆交通线,在纵贯华中到华南的京汉线、粤汉线、湘桂线等沿线各地,实施的日本陆军史上最大规模的作战。

此次作战,日本投入了相当于当时中国派遣军62万的约80%兵力,即50万人(总共20个师团)参加,马匹约10万匹、汽车约万辆、火炮约1500门,战线是从中国大陆河南省的黄河,经由湖南省直到广东、法属印度支那边界,纵贯约1500公里的大规模作战。

1944年4月17日夜,日军在开封方面渡过黄河,19日占领郑州;5月1日,日军攻陷许昌,25日洛阳失陷。5月下旬,日军以14个师团的兵力发动湖南会战。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4个集团军(共15个军)另2个军共约40万人,在空军(飞机181架)、友邻战区支援下,以一部依托湖北通城东南山区、湖南新墙河南岸、沅江和益阳地区的既设阵地,节节抗击,消耗、迟滞日军;主力分布于浏阳、长沙、衡阳及宁乡等要地,相机歼敌。

6月2日,军事委员会致电第九战区:“饬薛长官转各总司令、各军长、师长,上下一致,争取最后胜利。并规定凡命令固守地点,不得擅自撤退,违者照连坐法治处。……令固守长沙(岳麓山)、浏阳、衡阳三要地。”

6月14日,日军占领浏阳;16日,日军对岳麓山及长沙市发动总攻,18日15时,长沙失陷。随后,东、西、中路日军从三面包围了衡阳。

衡阳位于湘江中游,城东端紧临湘水西岸,系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交会点,是第九战区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防守衡阳的部队为第十军,下辖第三师、第一九○师及预备第十师,另外还配属有暂编第五十四师(欠2个团)及第四十八师的战防炮营、第四十六军的1个山炮连和第七十四军的野炮营。防御部署是:第三师防守衡阳西北部,预备第十师防守衡阳西郊,第一九○师防守衡阳南郊,暂编第五十四师防守衡阳北郊。

杨光荣本来是被调去守长沙的。“九战区没有我们这种炮,长沙、衡阳不靠近湘江嘛,兵舰能过去,坦克能过去,他们就向大本营打电报申请,要这种炮,一查,驻在云南的部队有,就把我们调到长沙去。”

6月19日,赶了7天的路,终于到达长沙城郊的时候,杨光荣忍不住骂起人来——长沙已落入敌手。

杨光荣回忆:“我到九战区的指挥部去报到,他们说:‘你赶紧到第十军报到,第十军守衡阳。’我就赶紧去了衡阳。”

决心死守“小上海”的“泰山军”

衡阳城内,两个多星期前,第十军军部电台报务员卢庆贻已经开始把电台之类的设备往中央银行的地下室里运。

卢庆贻回忆:“地下室全部是钢板防护,不管炸弹还是炮弹,都没有妨碍。军司令部同我们电台隔得不远,军司令部都在地下室。”

休息的时候,卢庆贻登上中央银行的楼顶平台,他看到,30万居民正在紧张迁移。

为了备战,军方决定“衡阳空城”。时为预备第十师师长的葛先才在回忆录中说:“要求城厢内外人民一律撤退不可留下一人,以免伤及无辜百姓。”他写到百姓逃难时的景象:

东西两站人山人海,扶老携幼、肩挑手提,大人喊叫声,小孩啼哭声,一片混乱凄惨景象。还有孩子多、所携之物较重者,挤不上车,坐在路轨旁,露宿餐风,等待下一空列车到来。车站轨道上,经常停有七八列载满人群列车,等待开出。

不但车厢内挤满了人,车顶上亦有人满之患。远处望之,有如一条条死蚯蚓爬满了蠕动着的蚂蚁,惨不忍睹。列车出站入站三昼夜不停,庆幸于敌人攻击之先三天疏散完毕,大家才松一口气。

夜晚,衡阳渣江镇逃难的人群中,一对父母拉扯着一个6岁女孩逃向山中。这个女孩就是后来成为作家的琼瑶。45年后,在自传体小说《我的故事》中,琼瑶回忆:“一路上,遍是荆棘和杂草,天亮的时候人们发现,自己的家园已经被烧成了平地。”

卢庆贻说:“坚持要老百姓离开,一个是怕伤害他们,再一个也怕汉奸混在百姓里头搞鬼。”

出城的人群中,有一个名为彭忠志的年轻人却急着进城。

彭忠志回忆:“那时我为什么要到衡阳去?学校停课了,我哥哥彭忠荣是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迫击炮连连长,驻在衡阳,我去他那里看一看,不晓得要打仗了。”

从小崇拜哥哥的彭忠志没想到这一去就留在了部队。彭忠荣承认:“他去部队受我的影响。”

彭忠志说:“我到了部队就对哥哥说:‘我留下来做事可以吗?’他就跟团长讲:‘我弟弟在学生会搞宣传工作,会画,会写。’团长就让我帮他们写标语,比如抗日必胜、还我河山。”

这个成天乐呵呵写标语的新兵,还无法想象这座城市将经历一场怎样的血战。

到了衡阳的杨光荣对这座城市印象深刻:“当年衡阳相当热闹,两个汽车站,还有个飞机场,能同时起飞6架飞机。”

战争爆发后,上海、汉口等地工厂搬迁到衡阳,加上原本就发达的工商业,1944年的衡阳,被称作“小上海”。时为预备第十师三十团三营副营长的蒋鸿熙在回忆录中写到战前的衡阳:“多么繁荣的市面啊!真是车水马龙,百货俱全。我找不出什么适当的词语可以形容这热闹的场面,只可以套用两句话来包括:‘目不暇接,惊心荡魄’。”

早在“一号作战”之前,毛泽东就认为,从战略上看,衡阳远比长沙重要。不过,驻守这一重镇的第十军,却面临兵力不足的窘境。

1943年11月,被称为“虎贲军”的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8000多人,被日军3万多人围在常德城,经过16个昼夜的血战仅剩300余人,师长余程万发出最后一电: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时为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迫击炮营一连连长的钱庆杰回忆:“当时常德城实际上已经被破掉了,外围友军无法赶到。我们迫击炮营营长牺牲了,二连、三连的连长都牺牲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了。算了,大家集中起来突围吧,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常德完了。”

常德失守后,余程万率104人突围。

时为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一六九团文书的吴荣凯回忆:“突围后,师长召集参谋部主任、指挥官和4个团长开会,商量如何应付当时的局面。”

此时,援军第十军经过百余里急行军,在常德以南的德山和日军激战,伤亡惨重。时为第十军第三师观察员的吴淞回忆:“死了1400多人。”

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因此战获得蒋介石赠匾,题词“忠义表天地”。不过,面对惨重牺牲,方先觉高兴不起来。

方先觉之子方略说:“预备第十师师长孙明瑾阵亡时,我父亲派人去找他的尸体。找到之后,就从常德运到衡山那座大庙。我看到我父亲大哭。”

方先觉在孙明瑾灵柩前宣誓:“杀尽日寇为死难军民报仇。”

常德保卫战结束半年后的衡阳,方先觉可以兑现他的誓言了。

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正值衡阳开战前夕,蒋介石夜不能寐,凌晨1点起床祷告。他知道,常德一役后,第十军的损失尚未补充完整,所辖3个师9个团中,第一九○师仅有一个团比较完整,其余两个团只有干部没有士兵,第三师有一个团尚在衡山附近,实际守城部队只有17000多人。而攻城的日军第六十八师团、第一一六师团以及配属的炮兵联队,共55000人。第十军在如此悬殊的实力对比下,令人担心。国民政府军令部报告上说:“衡阳已在日军严重威逼之下,第十军力量低劣,日军若一进攻,必与长沙结果一样,只能守3天。”

不过,方先觉没这么悲观——第十军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的“泰山军”荣誉称号。方略说:“第三次长沙会战,第十军坚守阵地,稳如泰山嘛,成为‘泰山军’。”

方先觉抱定死守决心。衡阳城防原有工事是为4个军兵力设计,防御线因此收缩。衡阳城东、城北靠水,城西池塘较多,不利于日军战车推进,方先觉将重兵集中在城南和城西南的丘陵地带,修筑了坚固的防御战壕。每个丘陵据点都构建交叉火力网,可随时互相策应。

彭忠荣回忆:“衡阳的工事,前面坑,后面机枪阵地,再后面步枪阵地,这么一层层,工事相当好。”彭忠志也说,“那工事确实修得好,地道战一样的,交通壕这里通那里,上面是钢轨、沙包这些东西,下面都是大洞。”

杨光荣记得,丘陵底部都被削成了至少四五米高的断崖。“削得跟墙一样,直上直下,敌人爬不上来”。

断崖上隐藏着手榴弹投掷点。“在那种情况下,丢手榴弹比步枪好得多。”彭忠志说。

开阔地上铺满参天大树做成的鹿砦,有交叉火力网覆盖。杨光荣说:“在那里,你就没有地方可退了,只有跟敌人拼。那时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啊。”

6月21日夜,蒋介石给方先觉打电话。蒋介石说:“此战,关系我抗战之大局,盼你第十军全军官兵,在此国难当前,人人发奋自勉,个个肩此重任,不负我对第十军期望之殷。我希望你第十军能固守衡阳两星期,但守期愈久愈好,尽量消耗敌人。”

方先觉答:“本军不惜任何牺牲,战至声嘶力竭死而后已。堪以告慰委员长者,据近日来的观察,全军官兵无一人有怯敌之色,人人喜笑颜开,努力构筑工事备战,斗志极为高昂,未将即将来临之恶战放在心中,现在厉兵秣马,准备与敌决一死战。”

蒋介石在电话中连说三个“很好”,还说:“你好自为之,祝你一战成功。”

第6天:“方先觉壕”

6月28日,衡阳保卫战第6天。6天前,6月22日,日军飞机首度轰炸衡阳城,湘江两岸市区起火。当晚8时,日军第六十八师团进抵衡阳东郊泉溪,第一九○师驻耒水东岸的警戒部队与日军交火,衡阳保卫战打响。

6月23日,日军第六十八师团欲强渡耒水,被守军击退。

6月25日,日军进攻衡阳城东湘江东岸的机场。

6月26日,日军攻占机场,并迂回至衡阳之南,截断衡阳守军的退路,从衡阳之西、西南形成了对衡阳的包围。

6月27日,渡过湘江的日军向外围阵地猛攻。

6月28日拂晓,日军对衡阳发起第一次总攻,向中国军队阵地猛烈炮轰。

杨光荣躲在临时搭建的防空洞里等待轰炸结束,一颗炸弹落了下来。“没炸到防空洞,炸到墙边,把墙震倒了,倒在防空洞上边”。

倒塌的墙体封住了洞口,出路只剩一个变了形的小窗。“钻不出去,也得钻,浑身被刮出血了,我才钻出去。”

方先觉到一线阵地视察,差点被炮弹击中。

方略说:“日本人看到这么一群人,知道一定有高级将领,就把炮弹打过来了。第一发打过来,大家一看,哗的就向四面散开了,趴在地下,我父亲却待在那地方。据我猜测,那个时候他一方面是吓呆了,这人之常情啊,再一方面他想着,不能趴下去,不然主帅的风度就失掉了吧。他的副官王泽洪趴下去以后,一看军长还站在那个地方,赶紧跑过去把他拉到坡下面去了。那炮弹掉下来,就掉在离我父亲站那儿大概两三米的地方。”

日军根据经验,预计3天夺下衡阳,火力异常猛烈。

彭忠志回忆:“有一座庙,后来我到那里看到,残垣断壁,东西都打烂了,只有一个莲花台子还是好的。”

第十军先前构筑的工事发挥了巨大作用。卢庆贻在中央银行的天台上看到:“日本人冲锋的那种情形很吓人的,不过,他们一接近阵地上那些碉堡、铁丝网,我们的机枪、手榴弹就打出去,一排排打,一死就是一两百。”

对于中国军队的断崖工事,《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有这样的描述:“我军既难以接近,也无法攀登,此种伟大之防御工事,实为中日战争以来所初见,也堪称中国国军智慧与努力之结晶。”

日本人把这些防御工事称为“方先觉壕”。

在“方先觉壕”前,在中国军队的迫击炮袭击下,指挥作战的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师团参谋长原田贞三郎上校及各联队长均负重伤,裹伤后送。

在“方先觉壕”前,横七竖八地摆了上千具日军尸体。

这一天,城南作为正面战场,战斗最为激烈。双方反复争夺张家山高地,最后阵地依然在中国军队控制中。停兵山、高岭据点守军全部牺牲,无一生还。

首次总攻失利的日军没有想到,对手的防御和斗志如此强。之前,一向是日军一个师团攻中国军队的四个军,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两个师团围攻中国一个军,还攻不下来。

第8天:毒气弹

6月30日,第8天。天还没有亮,杨光荣在防空洞中,已经能分辨出日军飞机的声音。一颗炸弹落下来。“这是硫黄弹,把我帽子和衬衣都炸飞了,身上也受了伤。飞机走了以后别人说,你头发怎么烧了?我这才感觉到身上着火,结果就在地上滚,滚完了以后,拿土跟洗头一样在头上搓,火才灭了。”

燃烧弹引起了衡阳城的大火。杨光荣回忆:“南方房子是木结构多啊,燃烧弹掉到城里,整个全烧,连城墙也烧,好像烧了几天几夜,衡阳没有一间房子是完整的。”

浓烟中,彭忠志闻到了一种古怪的气味。“像辣椒的味道,闻到就打喷嚏,窒息似的,出不了气,很难受。”老兵示意他赶紧用毛巾捂嘴,说这是毒气弹,常德会战就用过。

杨光荣说:“我当时不知道啊,怎么觉得那么难闻啊,后来就是打喷嚏,流眼泪,别人说,这是毒气,赶紧用手巾捂住嘴,蒙住脸。”

卢庆贻回忆:“他们放毒气,那个时候防毒的工具很少,就是用湿手巾捂住鼻子,我们中国兵遭毒气伤害的不少。”

这天傍晚,五桂岭南端阵地,预备第十师二十八团三营七连除了不在阵地的特务长和炊事员4人外,其余80多人全部中毒身亡。

后来据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化学战情报官的研判,这些毒气弹是芥子气与路易氏剂的混合物。此举违背了国际公约,但显然,这些条例早已不适用于日本人。

毒气战确有成效,日军借机攻占了不少一线阵地,但很快,中国守军组织逆袭,夺回了一些阵地。

彭忠志慨叹:“第十军老兵多,都是觉得不会有什么事一样的,有必胜的心理。第十军背着‘泰山军’的称号,真是有这种精神的。”

到7月2日,日军攻城部队伤亡已经超过了万,仅推进了1000米。当晚,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不得不下令中止攻城。日本方面承认,这是宏大的“一号作战”计划首次受挫。

日军尸首堆积成山,焚烧尸体产生的焦臭笼罩在阵地上,久久不散。

第16天:空投

7月8日,第16天。攻城日军仍在休整补充,没有发动进攻。

此时,中国军队开始面临给养问题——衡阳大火之后,囤积的物资付之一炬。

卢庆贻回忆:“炮弹一炸,一烧,把米都烧成了糊米子。没有粮食,只能吃烧焦的米,拿盐水泡了吃。如果不是衡阳人储备了很多粮食的话,我们就算不被打死,也要饿死。”

杨光荣回忆:“他们那么一炸呢,伤兵都没地方搁了,只能把破砖烂瓦垒一垒,搁伤兵。医药、粮食没有了,弹药也没法补给。”

没有吃的,士兵们就上街想办法。杨光荣说:“那个酱油店,有好几十口大缸腌的咸菜疙瘩。日本人丢炸弹,那些缸还有没被炸的,我们就把这些咸菜捞出来,在酱油里一泡,泡个两三天,过一过水,煮来吃。”

这天中午,中美空军飞机给衡阳守军第一次空投了物品,只可惜大多是毛巾、香皂、牙膏以及万金油等生活用品,而部队最急需的粮食、药品和弹药并没有多少。

杨光荣说:“那空投,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啊,这么多守城官兵,哪能供应得上?没有医院,伤兵往哪儿送啊?所以只有困守,期望外边的部队来解围。”

空投物品中,杨光荣和战友们见到一些重庆的报纸,上面有对衡阳保卫战的报道,盛赞衡阳守军,但关于所有人最关心的援军没有任何消息。

第23天:兄弟

7月15日,第23天。彭忠志不用写标语了,已经在督军营工作的他,此刻最担心的是哥哥彭忠荣。

7月11日晨,日军发起第二次总攻,向衡阳城倾泻大量炸弹、燃烧弹和毒气弹。不过,日军虽付出极大的代价,仍无法突破中国守军的核心阵地。

彭忠荣的迫击炮连,炮弹已经用完。“炮弹已经打了两三千发。”彭忠荣说,他们被补充进步兵阵地。

彭忠志回忆:“除了炮兵,那些炊事兵、警务兵也都改成步兵,带着手榴弹就上去了。”

步兵阵地比炮兵阵地危险,兄弟俩心知肚明。

这天黄昏,日军的飞机、大炮一起上,又一次进攻开始了。

彭忠荣回忆:“敌人那个山炮,一排排地打,飞机来很多,打得我们抬不起头,不敢回子弹。士兵死伤很多。”

轰炸声中,躲在战壕里的彭忠荣隐约听见有人在喊他。“有一个我的老兵,迫击炮连带过来的兵,叫杨志成,江苏人,日本人把他打中了,肚子打穿了,肠子打出来,喊连长救命,赶快来救命!”

彭忠荣很难过,因为他无能为力。“敌人飞机炸,机关枪打,哪还能够救得了?这个士兵我记得很清楚。这些兵很勇敢。”

凭借着火力优势,敌人又冲上来了。彭忠荣大喊:“弟兄们,杀!杀!”剩下的弟兄们已经做好了肉搏的准备,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彭忠荣。

彭忠荣回忆:“我冲在前面,敌人扫射的时候中的弹。”他重重地倒在地上,背后鲜血渗出。他没有叫喊,他看到旁边有死尸,他的士兵们正向敌人冲锋。后来他昏死过去。

阵地保住了,但彭忠志没有在退下休整的人群里见到哥哥。不敢多想,他冲上了阵地。“那个战场横尸遍野,惨不忍睹,天气热,臭得不行,我只晓得哭。”

彭忠志一边哭,一边在死人堆里寻找哥哥。来衡阳,是因为哥哥;当兵,是因为哥哥;回家时,不能没了哥哥。

彭忠志终于找到了不知是死是活的彭忠荣。他看到的哥哥“一颗子弹从胸前打进去,从背后打出来,一个鸡蛋大的洞”。

哥哥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彭忠志抱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后方走。

彭忠荣叹道:“老弟把我抬下来,没有老弟就没有我的命。那前面死了好多人,别人谁给你抬?”

在野战医院,彭忠志听到了哥哥微弱的呼吸声,他笑了。“哥哥头上一个小洞,只有六七天就结疤了,好了,但是背后那个洞,军医用黄色的纱布塞进去,拿出来,血流了很多,哥哥痛得在地上打滚,那真是九死一生。”

手术后,彭忠荣脱离了危险。不过,醒来后的第一个消息就让他失声痛哭。“我的两个排长都死了。我这个连118人,就剩了13人,还不是最惨的,有的连只剩了七八个。”彭忠荣说。

野战医院的情况已经很糟糕:缺医少药,很多手术已不能做,棉花、纱布都快用完了。时为第十军野战医院护理长的罗立三对一个姓盛的伤兵印象深刻:“他肚皮被弹片划开一道宽约二寸的伤口,露出一点肠子,四五天就活活痛死了。”有个连长腰上受了枪伤,子弹没法取出,也活活痛死。加上天气炎热,伤口生蛆,重伤后自杀的也不少。

对时为第十军军医处主任医生的肖光来说,每天耳闻目睹的都在考验他的心理承受力。“这次打仗,一讲起就要落泪,打得好惨。伤兵多得很,来了,去了。”

此时,一线阵地的预备第十师,伤亡已经超过70%。日军也很凄惨,《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记载:“我军再度发起总攻之后,除和上次一样的仅夺取极小部分阵地外,依然无所进展,而损失却更惨重,两个师团之原任连长已所剩无几,大部分之步兵连已变为由士官代理连长,勉强支撑战斗之惨局。第二次之总攻,又有联队长一名、大队长六名相继阵亡,而攻击前途却仍不见乐观,于是攻击再度停止。”

7月19日,日军再次停止进攻。

长时间厮杀过后忽然安静下来,那是一种可怕的安静。

第十军困守衡阳城的时候,蒋介石的心情坏到了极点。

日军发起“一号作战”后,中国军队节节挫败,国内外舆论对此群加指责。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对来自英美盟国的讥评倍感压力。1944年7月中旬,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认为豫湘战事颇降低中国信誉,拟令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直接指挥中国全部军队(包括中共军队)作战。蒋介石对此深感耻辱和刺激,在整军会议上“声色俱厉,数数击案如山响”,痛心疾首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班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队当做一个军队,不把我们军人当做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占我们的国土,以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他慨叹,“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自称“从事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受过现在这样的耻辱”,“我今年58岁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

此时,日本政坛发生突变。由于日军在太平洋上、衡阳城下的失利,加剧了日本国内反对势力的倒阁风潮,失去天皇信任的首相东条英机于7月18日递交辞呈,小矶国昭新内阁上台。

日本人希望在衡阳城挽回颓势,蒋介石希望在衡阳城重振士气,这场血战,注定将更为惨烈。

第28天:烧掉劝降传单

7月20日,第28天。第十军军部,电台报务员卢庆贻的耳朵里,已经开始产生幻听。

卢庆贻说:“我现在耳朵不好,就是由于那个时候太用心听,那个声音只有蚊子声大。”

日军开始采用心理战术,用飞机向衡阳城内外撒“归来证”和劝降传单。传单上这么说:“能征善战的第十军诸将士,任务已经达成,这是湖南人固有的顽强性格!可惜你们命运不好,援军不能前进,诸君命在旦夕!但能加入和平军,绝不以敌对行为对待!”

第十军官兵把“归来证”和劝降传单都烧了,誓与衡阳共存亡。

“衡阳保卫战啊,第一点就是士气。”时为第五军四十八师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调到衡阳支援的杨光荣说,“第二点,我在第十军里头,始终没气馁,我始终认为有希望解围,我们一定要坚守,等着周围兄弟部队来解围。那么多的部队呢,是吧?”

快一个月了,衡阳守军早就完成守城任务,援军还没有来。

衡阳城外围,枪声时隐时现,第十军辎重团二营营长陆敬业仔细辨听。

陆敬业之子陆启东说:“我父亲讲,敌人的枪声和援军的枪声很容易分辨,因为日本人用的是三八式步枪,他是一枪两响。中国军队用的是中正式步枪,或者“汉阳造”,枪声从远而近的时候,听得出来。”

杨光荣回忆:“听着听着,机关枪响了,以为是友军来了,快解围了。”当时有人说,见到一连援军进城了,他们头戴钢盔,肩扛机枪,斗志旺盛。不过,大家没高兴多久,就听到了一个经查实的消息:是炮兵连没有炮弹了,补充进前线。大家顿时心凉了半截。军部有人随口唱起了京剧《杨家将》唱词:“不提那援军则还罢了,提起那援军令人失望。”

当然,也有好消息:此时,经过报纸宣传,第十军官兵已成为国人心中的英雄。

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之子方略说:“那个时候,我看到桂林的商店橱窗里面都放着我父亲的相片啊,大家都说方先觉是民族英雄。”

其时,少年方略很难理解,身为民族英雄的父亲,为什么没有人去救他。

其时,第十军伤亡已超过八成,弹药几乎耗尽,阵地后方池塘里的鱼虾和浮萍早已被饥饿的士兵们吃光了,有人冒死进入敌人射程内去摘南瓜,很快中弹。

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参谋的彭忠志回忆:“那时根本没法讲卫生,有什么吃什么,吃生的,没得办法,不知道怎么过,但精神上还坚持着,不想死,就是这个心理,好像第十军没打过败仗一样的,自己打赢了。”

7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九战区集中湘江以西部队向进攻衡阳的日军攻击,可惜被日军情报人员破译,日军作出相应部署。国军第六十二军一度突进至衡阳火车西站,但在日军第四十师团的反击下,伤亡甚大,且弹药告罄,被迫撤退。第七十九军、第七十四军主力及第一○○军的第三一九师也被阻止于日军第四十师团的堵截线之外。

据《蒋介石的陪都岁月》一书记载,7月27日,蒋介石给方先觉写亲笔信:“守城官兵艰苦与牺牲情形,余已深知,余对督促增援部队之急进,比弟在城中望援之心更为迫切。余必为弟及全体官兵负责,全力增援与接济,勿念。”此信复制数百份用飞机在衡阳上空投下。城内守军的弹药、粮食和医药用品也都靠空投接济,即便在暴雨天,蒋介石也让空军派了飞行技术高超的飞行员驾机冒险空投。

7月28日,早已皈依***的蒋介石为第十军官兵祷告:“愿主赐我衡阳战事顺利,当在南岳峰顶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

7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衡阳保卫战已一月有余,第十军官兵死伤过十分之八,而衡阳城屹立不撼。此次衡阳之得失,其有关于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至大。”

8月1日,方先觉致电蒋介石说,“一定死守”,“一死为国”。

第41天:援军撤退了

8月2日,第41天。卢庆贻接到两封给军长方先觉的电报:一封是蒋介石发来的,上面说“援军不日可达城郊”;另一封来自方先觉的弟弟方先守,内容是“黄涛、王甲本两军(即第六十二军、第七十九军),确已奉令解围衡阳,现在正破敌阻滞向衡阳靠近,兄可做好里应外合之准备”。

这天,空军飞机再次向衡阳守军空投蒋介石手令,告知“各路增援部队今晨已如期到达二塘、贾里坡、陆家岭、七里山预定之线,余必令空军掩护,严督猛进”。

第十军官兵望眼欲穿的援军终于来了。

陆启东说,第十军此时仅剩的一个整建制的营——特务营营长曹华亭,被紧急召进军部。“这是一员猛将,他奉命率领一支150人的突击队冲出城,到城外的五里亭,就是离城五里的地方接应援军。”

突击队杀出重围,到了五里亭,却没有等到援军。“援军第六十二军已经撤退了。”陆启东说。

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迫击炮连连长的彭忠荣回忆:“第六十二军不能反攻,自己撤了。”

据《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一书记载:8月2日,第六十二军及第一○○军确已到达三塘、两母山地区,第七十四军到达佘田桥、新桥,第七十九军到达望城坳附近,与日军第四十师团激战。第六十二军在进攻二塘、两母山时与日军第二三四联队进行了白刃战,予该联队以歼灭性打击。“但由于第六十二军等在战斗中伤亡亦众,始终未能歼灭依托工事坚守阵地的日军残部,被阻于日军堵截线之外,未能与衡阳守军会合。在此期间的外围各兵团,除第二十四集团军遵照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积极向湘江以西进攻衡阳的日军进攻外,湘江以东的第九战区各军没有进行积极有力的进攻。”

已突出重围的曹华亭本可以趁机离开危城衡阳,但他调转马头,率众人又杀了回去。

陆启东说:“他们冲回来,死伤惨重。既然这150人可以冲出城然后再回来,外边这么多友军冲不进来,是什么原因呢?”

突击队杀回城里已是三天之后,150人仅剩15个。第十军官兵心里都在犯嘀咕:150人尚且可以来回一趟,上万援军就是不能靠近?

杨光荣感叹:“外边解不了围,你在里边越打越少,死一个少一个,弹药都没有,你怎么能打赢啊?!”

悲观气氛开始蔓延。卢庆贻又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再守三日,援军即可进城。”方先觉看过电报,摆摆手,长叹。

8月3日,日军对衡阳城大肆轰炸。蒋介石下令:“着第六十二军不顾一切牺牲,再迅速奋勇前进,如达到衡阳解围,官升级,兵有赏。”

第六十二军官兵到底还是没拿到奖赏。

第43天:血拼西禅寺

8月4日,第43天。日军发动第三次总攻。《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记载:

重炮五门,野山炮五十门,统计约五个师团之兵力,于八月一日,集结于衡阳外围,八月四日晨,在横山司令官之指挥下,开始了第三次总攻击,预期在一天之内,必下此城。但敌人之守将方先觉将军,为一号骁勇善战之虎将,其第十军之三个师,皆以必死之决心,负隅顽抗,寸土必守,其孤城奋战的精神,实令人敬仰。我第一日之全力猛攻,竟又被迫无效而终。亘四十余天之激战中,敌人尚无一卒向我投降,实为中日战争以来之珍闻,如非敌人在长期抗战中已逐步将游杂部队整编为正规军,则必系我军之两次挫败,使敌军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近10万日军以飞机、大炮向中国守军的核心阵地和市区狂轰滥炸,从南北西三面猛攻,留守营部的杨光荣担心着前沿阵地上的弟兄们。

杨光荣回忆:“一个副排长,带着十几个伤兵,到后头了,碰见我。我一看,唉,这不是一连的人嘛,我在一连当过排长呢,那个副排长那时当班长,他叫杨赞。我说,杨赞,你怎么回来了?他说,连长,阵地失守了。第五军的规定,阵地失守者必杀啊。杀谁?杀连长。我问,你连长呢?他说,连长失踪了。我又问,副连长呢?他说,阵亡了。”

这个副排长镇守的是位置极为重要的西禅寺阵地。这个阵地一失守,城区也就洞开。杨光荣二话没说,跑去向营长请战。“我说,营长你别着急,我去。那时我年轻气傲,体格也好,认为别人不行,我还行呢,有点豪情壮志。他说,好,你去,把营部这些卫生兵、炊事兵、军械兵都带去,有十七八个吧,把一连撤回来的也带去。”

杨光荣把30多个弟兄分成了3组。天色已晚,月光下,他们悄悄地摸到了西禅寺外。

杨光荣回忆:“我带两个组在前,一个组作为预备队在后。我对大家说,帽子都翻过来,夜晚嘛,朦朦胧胧的,看不清。大家都把帽子翻过来戴着。”

因为刚占领阵地,日军正在修补工事,西禅寺外只有两人站岗。

“我派两个兵先把日本的哨兵干掉。两个兵爬墙进去,日本哨兵看到了,就是一枪,这一枪不要紧啊,四处的枪全响了。”杨光荣说,中国军队的突然反攻,杀得对方猝不及防,混战中,他一把抱住了日军的一个小队长。“双手死死抱着,如果让他腾出胳膊,你治不了他。”

正在搏斗中,杨光荣一扭头,看到一个日本兵端起枪向他刺来。“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我们营部的一个军械兵,把枪倒过来用枪托砸,他砸得太厉害了,把日本兵的枪砸坏了,我的枪也砸坏了。”

军械兵和日本兵展开肉搏。“日本兵上来一口就把这个军械兵的左胳膊咬住了,那个疼啊。军械兵把右手腾出来,掏出手榴弹,木头柄那种,举起来一砸,把日本兵脑袋砸开花了。日本兵脑袋被砸开花都不松口啊。砸死了日本兵,他过来帮助我,把小队长解决了。”杨光荣说。

拼得难解难分之际,杨光荣留在寺外的那一组人,也翻过墙杀了进来。

杨光荣说:“我让那个副排长带这个组,一听见枪响,都翻进墙里,大声喊‘杀’。夜晚正清静的时候,这‘杀’声瘆人啊!”

月光下,曾经香火兴旺的西禅寺,变成血腥杀戮的战场。

杨光荣回忆:“我们后面留着的那一个组翻进墙里,把日本人弄糊涂了:究竟来的中国军队有多少人啊,怎么一直上啊?他们的决心就动摇了。我们一看他们动摇,拼得更带劲了,有的牺牲了,有的用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了,有的跟日本人在墙角摔打。我先后跟两三个日本人抱在一起,到最后我们把日本人全解决了,我已经没力气了。这样子,把阵地又收复了。”

阵地收复了,精疲力竭的杨光荣独坐在西禅寺外的一棵大树下。此时,雾气渐渐散去,天上一轮皎洁的满月。杨光荣记得,这一天是农历六月十六。

“那时候月光比较明亮,我就想,哎呀,我都二十三四了,爹娘养我这么大,一分钱都没给寄,我就牺牲在这衡阳了,唉。”杨光荣叹道,“想起来也伤心,刚一出来,雄心壮志,青年为国,结果现在弄的,兵溃衡阳,里三层外三层围的,怎么能出去啊?没得盼望了,非死在衡阳不可,完了,完了。想着想着,自己就流泪了。”

一个多月前,杨光荣是作为援军来到衡阳的,可现在,却没有一支援军来救他们。两年前地狱般的缅北野人山,他忍受住了暴雨、饥饿、疟疾和大面积死亡,却无法忍受在晴朗的衡阳无止境的等待。

第44天:“决不突围,一定死守”

8月5日,第44天。从长沙增援而来的日军第五十八师团由衡阳西北投入战斗,猛攻第一九○师阵地。

坐在电台前的卢庆贻已经有些麻木了,一天也没有一封电报。

卢庆贻对于援军迟迟不来有些想不通:“你七十四军在常德被日本人围了,我们第十军来救你,我们牺牲一个师长,帮你解围,现在我们在衡阳城里40多天了,你为什么打不进呢?”

衡阳已是一座愁城,攻城日军已达10万,城中守军能拿起枪的只剩1000多人。

第十军军部传来激烈的争吵声。在场者之一、时任第十军督战官兼炮兵指挥官的蔡汝霖在回忆录《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中记下了这样的片段:

方先觉于8月5日下午3点召开了有四个师长、军参谋长、战区督战官等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会上,第三师师长周庆祥主张突围,认为现在还来得及,再过几天就不行了。方先觉认为没有突围命令,跑了不好办。有人拿出一本《常德会战检讨会议录》,将蒋介石训斥余程万“你如何当人家的长官,能忍心将你负伤的官兵舍弃私自逃出”的一段话念给方先觉听,方先觉听完这段话后对几位师长说:“突围力量是有,可以突出去。但是我们走了,剩下这样多伤兵怎么办?敌人见了伤兵就杀,守常德的余程万可以不问伤兵,我方先觉不能,你们忍心丢下伤兵让敌人去杀,以后活着的哪个再愿意做你们的部下?”经过一番议论后,参加会议的人都哭了起来,都感到死到临头了。

周庆祥之子周立起说:“常德会战时,大概还有将近300个官兵在那里,余程万就突围了。”

蔡汝霖写道:

方先觉说:“决不突围,一定死守,你们每个师长只准留卫士4人,其余一概上前方作战。如查出多留一人,按公说就算违抗命令,按私说你们对不起朋友。剩一兵一弹,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我方先觉决不私自逃走。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处,如要自杀,我先动手。”他最后威严地说:“要知道我自杀了,你们纵然逃脱,委座亦不能饶恕你们,你们自己也不能为人。”

8月6日夜,日军第五十八师团一部从城西北角突入城内。在日军眼中,对手第十军“毕竟是善战之师,并未如其他战区之守军‘一角之溃而全盘动摇’,且抗拒益形激烈”。

第46天:“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8月7日,第46天。清晨6时起,日军集中炮火对守军进行了约2小时的攻击后,发起冲锋。守军阵地大都被毁,伤亡惨重,但第三师及预备第十师的官兵仍顽强抵抗。

中午,报务员卢庆贻发出了方先觉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电报:

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卢庆贻说:“这真是‘最后一电’,等我发了电报以后,就与外头没有联络了,友军电台的信号没有了,重庆台也没有信号了,第十军也没得什么电报发出了。”

很少有人知道,在援军不至、弹药耗尽、兵力枯竭之时,还有更可怕的危机潜伏在衡阳城内。

周立起说:“当时第十军内部有霍乱爆发,曾向蒋介石汇报。如果突围了,那么,第十军遗留下来的一些事务,日本人肯定是要抓周围的老百姓去处理,那么霍乱就一定会扩散。”

这天,一个上千人的中国伤兵营陷落。“伤兵营在衡阳城外一个教堂里,日本人来了以后,把这些伤兵全用机枪打死了。”卢庆贻说。

电台已经停止了工作,摘掉耳机的卢庆贻,耳中是一片杂乱的声音。一个军部的副官气色凝重地走来,告诉他,军长想要自杀。“这是随从副官,经常把一些情况告诉我们电台人员,他说方军长准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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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一书记载道:“8月7日,日军由演武坪向军部逼进时,预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曾京带了十几个人来抢救方先觉,想保方先觉突围。方说:‘你不要管我,你要守住你的阵地,赶快回去。’入夜,方先觉对他的幕僚和卫兵说:‘你们已陪我尽到了最大责任,你们各自想办法寻生路去吧,我就死在这里。’说完要夺卫兵的枪自杀。以后方几次想自杀都被阻止了。”


据方先觉的副官王洪泽回忆,方先觉拔出手枪准备自杀的时候,他和一个叫李绶光的团长夺下了方先觉的手枪。在场的人都劝慰方先觉,要以全城的伤兵为重。


“后来我在家里亲耳听他讲过这件事。”方先觉之子方庆中说,“当时受伤的官兵有将近7000人。像这样子惨烈的打法,日本人的报复心理会很强烈。”


方先觉之子方略认为父亲很爱兵:“我们住在长沙的时候,父亲经过军营,有时候正好碰到士兵们蹲着、坐着吃饭。他们一看军长来了,赶紧把饭碗都放下,起立。后来我父亲对手下说,士兵吃饭的时候不要惊动他们,让他们吃。”


这天,中国空军飞机又投下通信袋,内有蒋介石手令:“援军明日必到衡阳城,决不延误。中正。”


方先觉面临抉择:要不要战至最后一人?


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师部少尉文书的伍志鸿感叹:“当忠臣很难,武将当忠臣更难。”


薄暮时,日军炮兵观测所报告发现“白旗出现于敌阵地”,日军第六十八师团报告:午后5时之后,“师团正面森林高地重庆军阵地白旗翻飞”。


当晚,方先觉派参谋长孙鸣玉与日军联系停战事宜。据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饶少伟回忆:


“方指示孙鸣玉拟出七项投降条件,大意:(1)要求保留第十军建制;(2)要求日军进城不杀害俘虏;(3)要求日军对受伤官兵给以人道待遇;(4)要求日军立即停火;(5)要求日军派飞机送方先觉到南京见汪精卫。另两条饶已不能记忆。”


卢庆贻不认为方先觉是投降:“这是协议停战,在部队没得联系、没得弹药、没得人员的情况下,不打了,但是我有条件,协议停战就是有条件的,你不能够伤害无辜——这些医务人员、伤兵。”


第47天:“日本人对中国人害怕起来了”


8月8日,第47天。


凌晨4点,睡下没多久的蒋介石默默起床,为衡阳守军祈祷。


凌晨,“方先觉率其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第一九○师师长容有略、预备第十师师长葛先才、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饶少伟及副官处处长孙广宽在城南天主堂与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堤三树男会见,正式缴械投降”。


伍志鸿也不认为方先觉是投降:“现在你就是杀死我,我也不承认方先觉投降了。”


时任预备第十师二十八团迫击炮连连长的白天霖在《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一书中记载:“方于被俘之后向日军提出三项要求:(1)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2)收容伤患予以治疗,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3)守城官兵绝不离开衡阳城。”


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卢庆贻被军部参谋叫出了中央银行。“我到中央银行的门口,就看见日本兵进城了,从城门进的城,举着太阳旗,耀武扬威。”卢庆贻否认挂白旗之说:“我们第十军剩下的部队,没有挂白旗的,没有这个事。”


卢庆贻回忆:“日本人把我们这些人集中到教堂里面,门口有机枪守着。”


此时,城外几个阵地仍在战斗,城内巷战继续。一些官兵选择了突围,比如杨光荣,战至只剩4个兵后,他从湘江突围出城。一些伤兵自杀殉国。《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一书中有如下段落:


衡阳陷落之日(8月8日),由于我官兵义愤填膺,各自为战,满城尽是枪声,处处狙击敌人,以致引起敌军愤怒,肆意开屠杀。而手榴弹爆炸之声,此起彼落,遂成为我官兵集体殉国与敌偕亡之体炮矣!此时仍有7000余伤患员官兵,于颓壁中痛苦呻吟,或举枪自杀,或跳井投江,或悬梁而亡;重伤不能行动者,争求轻伤者或持械官兵补他一枪,以了残生,其惨状非笔墨所能形容!


当时突围出来的伍志鸿说:“就是破釜沉舟,大家用生命救国,死之前都要杀死一个日本人才甘心。我为什么又活着出来了呢?因为日本人对中国人实在是害怕起来了。”


当天,由第四战区抽调来援的第四十六军等已进抵距衡阳8公里的二塘。日军第十一军参谋岛贯武治在日记中写道:“上午8时攻克衡阳,力攻40天……是一场竭尽了全力的战斗。只晚了一天,敌机械化兵团就出现了。我方部队面对前来解围的敌军,多少有些动摇。战争的胜负诚然在于最后5分钟。如固守衡阳之敌誓死决一死战,或将出现‘因帕尔的结局’。”


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以衡阳会战守军苦斗至此历时四十七昼夜,故于凌晨四时即起默祷能转危为安。至五时犹得衡阳电讯,距十五分钟之后中断,自此即绝不复通矣!旋于十时许接获空军侦察报告:‘衡阳城内已不见人迹。’于是乃确知衡阳已陷矣。因自记所感曰:‘悲痛之切实为从来所未有也。’”


衡阳保卫战,中国军队伤亡17000余人,《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中声称,日军伤亡19380人,其中军官伤亡910人(军官战死390人)。不过,1945年8月,曾担任过第十军军长的李玉堂将军在湖南接受日军投降时,曾询问日方将领,衡阳之战日军究竟伤亡多少,日军将领答道:“48000余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资料显示:“日军死伤超过70000人,其中48000人被击毙;中国伤亡15000人,其中7400人阵亡。”


衡阳保卫战是抗战期间作战时间最长、敌我伤亡官兵最多、空前惨烈的城市争夺战。日本方面承认,此役“牺牲之大,令人惊骇”,为“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日军战史称:方先觉为“骁勇善战之虎将”,第十军“寸土必争,其孤城奋战之精神,实令人敬仰”。


重庆《大公报》社论说:“衡阳47天是索得敌军巨大的代价,衡阳47天是在明耻教战。”


当年8月中旬,被俘的彭忠荣和彭忠志兄弟,趁着日军看守不严,偷偷逃出了衡阳。


被俘的卢庆贻和战友被逼给日本人收谷子。一天,他跟20多个战友打死看管他们的日本人,也成功逃脱。


第十军大部分被俘官兵乘日军后勤补给紧张、关押松懈之机从俘虏营中脱逃,周庆祥、孙鸣玉、饶少伟等将领也在其中。


11月18日,在重庆方面的帮助下,被看管3月有余的方先觉也逃走了,并于12月11日回到重庆。


12月13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向方先觉军长欢呼》:“苦战衡阳四十七天的英雄方先觉军长回来了!……我们情不自禁地要向方军长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拿衡阳做榜样,每一个大城市都打四十七天,一个个地硬打,一处处地死拼,请问:日寇的命运还有几个四十七天?”


1945年2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予方先觉青天白日勋章。


1946年2月,预备第十师师长葛先才奉命回到衡阳,与滞留的60多个前第十军官兵一起,历时4个多月,在原来的阵地上收集忠骸3000余具,并建烈士公墓于张家山之巅。


葛先才在回忆录中写道:


现在回想那一段搜寻忠骸的日子,我们差不多每天都是一边流泪一边工作。这“古战场”并不“古”;不过一年半之前,这些“古人”都是生龙活虎般的战斗伙伴。如今嘛,这“古战场”已经荒草没头,锈损的枪支、弹壳、炮弹炸弹破片……遍地皆是;惨白色的骸骨东一堆西一堆,横七竖八,零乱的、随意的,似乎被人不屑一顾地弃置在那里;而草长得最高最茂盛的地方,也必是骸骨最多的地方!不过一年半之前,这些骸骨都还是国家的好男儿、父母的爱子、春闺的梦里人。敌人的枪弹、炮弹、炸弹没有“碰”上我们,否则,今天又不知道是谁来捡我们的骸骨了!


……


忠骸搜集完成之日,我们请了一位摄影师摄影存照。我面对这座高约丈余忠骸堆成的山丘,直觉其巍峨神圣,壮丽无比!我在心中默默祝祷:“弟兄们,安息吧!你们没有白死。日本已经投降,国家已经因你们之死而得救,你们是求仁得仁了。”然后我们把忠骸逐一移入墓穴安葬。不知怎的,我忽然鼻头一酸,禁不住悲从中来,泪如雨下。啊,弟兄们!弟兄们!我敬爱的弟兄们!若非我身历其境,又怎能体会到这“求仁得仁”的背后,竟隐藏了这么深重的悲怆!



是中国的光荣也是中国的悲哀,,150人尚且可以来回一趟,上万援军就是不能靠近?向抗战中牺牲的历史敬礼!!

 以下是引用假面兔 在第48楼的发言:
战争是残酷的,投降也是逼不得已的事,弹尽粮绝,无可战兵,几千伤兵谁来挽救他们,一些网友看见投降,就破口大骂,什么人嘛。

支持兄弟的观点。


你说的这些人,那是因为他们都坐在电脑跟前,不用流血,不用承担成千上万伤兵的生命安全。

玩嘴,谁不会啊,是吧。

老子最蛋疼的就是他们这种人。

蒋光头再垃圾,但国军也是中国人,流的一样红色的血,付出的一样可贵的生命。谁不是爹妈养的啊??

那些湘兵、广西、川兵娃子才十七八岁,死的时候脚上就只一只破草鞋,我说你们这些骂这些死去的抗日国军将士,有没有一点良心啊?

良心对你们来说,一文不值吧。

真带种的,你们去抗日给大家看看啊。

本文内容于 2012/1/24 13:28:39 被曾经的一毛二编辑

 以下是引用www11225500 在第11楼的发言:
又是果粉替花生米常公公洗地的烂文章!!!!!侵华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累计投入50万(注意是累计),1944年4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第12集团军共5个师又3个旅、1个飞行团(飞机168架)、第1集团军和方面军直属部队各一部,共14.8万余人,在第11、第13集团军各一部配合下,以攻占平汉铁路(北京一汉口)南段为目标,向郑县(郑州)、洛阳地区发动进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8个集团军1个兵团共17个军约40万人,在第八战区和空军(飞机156架)各一部支援下,以第28集团军依托黄河南......


此文讲的是衡阳之战,和你的引用并无一点相悖之处,此文中并不否认老蒋打得丢国格的事实,何来果粉烂文章之说?


关于日军伤亡人数,LZ提出三种说法,并没有下判断是哪一种,而且皆有出处,怎么招来你这种人的胡喷呢?


你的论据既不能推翻LZ的论据,判断却胡乱下来,你的人品实在太有问题,除了无用处自我表现还是自我表现,摘录那么一大段到处可以搜来的不能用作为论据的文章,却看不出对你的观点任何可以支持的有益之处。

19楼saro

历史可以有多样的评说,但无论如何为国战死的忠魂不会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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