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的利弊之辩

郑和下西洋的利弊之辩



对于郑和下西洋,历史上存在着支持(郑和加一些皇帝)和反对(文官,代表人物刘大夏)两种观点,要想证明刘大夏和郑和这两种观点,哪一个在当时才是正确的,其实也并不困难。



我们可以通过对史料的检阅,将其中所记载的海盗、倭寇侵犯中国的次数进行一次统计,然后以这个数据对比来看看永乐大帝一手建立的强盛海军及海权对中国本土所起的作用,看看这是不是确实如刘大夏等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件“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于国家何益”的“敝政”,是“大臣所当切谏”之事。



所选取的统计样本首先是官史《明史》和《明实录》,其次是较著名的相关明史资料:《明史纪事本末》、《筹海图编》、《日本考略》、《国榷》、《天下郡国利病书》,再就是沿海海盗、倭寇频发地区的地方志:《定海县志》、《宁波府志》、《揭阳县志》、《潮洲府志》、《广东通志》,合计十二种史料。



官史覆盖面广,相关的笔记野史则大都术有专攻,而相关地方志对一地之事迹记载更是详细,因此这样互相比照考证得出的统计,虽然还不能肯定是100%的完全统计数据,但相信基本上能涵盖绝大部分数据了,入侵事件脱漏出统计范围的可能性很小,因此这是能够说明问题的。




根据这十二种史料,可统计出洪武时期海盗为祸中国有21次,倭寇进犯36次,合计57次。



永乐时期则是海盗13次,倭寇26次,合计39次。



宣德时期,海盗和倭寇各进犯3次,合计6次。



而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四朝合计,海盗做乱为16次,倭寇10次,合计26次。



从这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永乐时期比之洪武时期的海患下降了整整百分之30%,但考虑到朝代的长短差异,可以理解为持平。



洪武朝是三十一年,永乐朝为二十二年,而宣德到天顺朝的时间却长达三十九年。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三十九年中,海盗和倭寇活动处于急剧下降状态,与永乐朝相比较的话,其比例下降了近60%,如果再考虑到为患规模和时间间隔的话,那么倭寇活动就几乎可以说接近绝迹了。



同时,要考虑到永乐九年日本与中国绝交的问题。如果去除以本国人为主的海盗活动,以永乐时期与洪武时期相比,虽然洪武时期倭寇进犯频频,但洪武时期歼灭倭寇数量有数字记载的,经常是数十数百人,最高是两千多人。而永乐时期歼灭倭寇的记载则常以千人为单位计算,歼灭三、四千人是经常的,多的歼灭数合计高达七千余人、船只上百艘,且与洪武时期相比,海战明显增多,并基本保持大胜战绩。如永乐十一年和十四年,浙江和辽东各歼灭倭寇三千多人,十五年六月,张谦在浙江消灭四千多倭寇,十六年五月,浙江、福建、广东合力消灭倭寇七千多人,十七年于辽东望海埚消灭一千五百人,同年在山东明军又击毁、缴获的战船九十多艘,按船只数计算,最少有二千余人。



从这些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相当明确的结论,那就是经过永乐朝大规模消灭海盗倭寇的战斗和频繁的远洋航行活动后,侵犯中国沿海的海盗和倭寇现象基本被遏制,接近被消灭的状态,同时也足以说明永乐时期明帝国海军的强盛,以及永乐大帝海洋战略的成功。



如果没有永乐朝强大的海军及其海洋战略,海盗和倭寇们是绝不可能自动消失的,也绝不可能让日本政府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为与明帝国交好,一直对海盗倭寇坚持强硬的打击政策,并跨海千里,频频把抓获的本国罪犯送到中国让中国政府来处理,甚至在中国政府表示将罪犯交还日本政府处理后,日本使者干脆自己动手在中国将他们全部处死,以表达其诚意。



这就是永乐大帝组建立强大的海军,获取了强盛海权之后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也是郑和所说的“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海权思想之直接体现。




而之后如嘉靖时期海盗及倭寇活动,我想已经不用做统计了。众所周知,明帝国其时早已几乎没了海军,根本不具备大规模海上作战的能力,甚至连一些小规模的海上作战都要借助于商船和民船来进行。那是海盗和倭寇最猖獗的时期,中国为其所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光是明帝国沿海军民伤亡,因战斗和被抢掠造成的损失,长期战争所需的军费这些直接产生的支出,就足够组建起上百支郑和舰队,而且还能有巨大的赢余,更别说间接经济损失了。



在这样几组统计数据以及前后状况的对比之下,刘大夏这些为国为民的“忠臣”们毁船队、绝海洋,销毁郑和航海档案之类的举动,是否还能说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呢?



又到底谁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才是“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于国家何益”的“敝政”呢?



我想,答案已经用不着我来说了。



是非对错,自古从来有公论。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