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灭的大明第八次远航

湮灭的大明第八次远航



2010年6月,南京发现的明太监洪保墓中的寿藏铭证明,在已知的“七下西洋”之前,大明就有了一次远航: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洪保为副使的一次“度西洋”,就把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时间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提前了两年。


许多重大考古发现往往始于不经意,这次也是如此。2010年6月,南京祖堂山社会福利院扩建,施工队在后山取土时,挖掘机一抓抓出几块青砖,一座古墓露出地面。人们从破口的古墓后壁洞口向里眺望,隐约可见墓室分为前后室,中间分隔墓室的门道高约近2米,宽达1米左右,为厚重的青石材质,这座墓等级不低。


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工作人员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古墓保存相当完好,墓室总长约8.5米,宽约4.1米,券顶砌筑样式是一层竖排砖下叠压一层横排砖,共交叠成三券三幅,这是明代功臣和王侯才有的墓葬规格。


距南京市区30多公里的牛首山南麓祖堂山,山谷幽深、松涛竹海,被称为南京五大“风水宝地”之一,历来是达官贵人身后归葬之所。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王志高介绍,这附近也埋葬了不少明朝的宦官,如南京明都知监太监杨庆、罗智、杨寿藏、金英、怀忠、郑强、余俊、吴经、王瑾等,这些人大多是当年郑和的副手。而祖堂山大墓与这些墓形制相同,会否也是与郑和有一定关联的明代宦官墓?


1964年的《江宁文物简志》披露,郑和墓在牛首山一处名为“回回山”的坡上,墓旁还有一个郑家村,村中的郑氏自称其祖辈世代在此守看墓地。王志高说,虽然那未必就是郑和墓,但郑和葬于牛首山应无疑问,这或是郑和船队成员归葬于此的一个重要原因。


祖堂山现场发掘结束后,考古人员带走了可证明墓主身份的墓志、碑铭。


在南京市博物馆正式公布墓主身份前,曾有当地媒体猜想该墓为真正的郑和墓。郑和研究会专家、郑和后裔郑自海先生则推断,该明墓很可能是太监洪保或者王景弘的墓葬,他们也是郑和的副手。


洪保其人


郑自海的推断很准确。半个月后,文保部门公布,祖堂山大墓主人是洪保,只不过墓中没有棺木遗骨痕迹,或已被酸性土壤腐蚀殆尽。


洪保,云南大理府太和县人,回族。他是郑和的同乡,长郑和一岁,13岁进宫成太监。碑铭透露,“洪保”为皇帝所赐之名,其原名不详。


《明史》《赢涯胜览》《西洋番国志》等文献中,都明确记载洪保曾多次作为郑和下西洋使团的副使。据郑自海先生研究,洪保在郑和船队中是“第四把手”或“第五把手”。他的航海经验很丰富,《明史》记载,早在永乐十年(1412年),洪保就曾单独奉旨出使暹罗国。永乐十九年,洪保等随郑和将到中国进贡的诸番国使臣送回国。宣德五年(1430年),已升任右少监的洪保与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奉命第七次下西洋。洪保还曾替郑和出使“天方”,也就是今天的麦加,并带回一幅克尔白圣寺的写真图——《天堂图》。


王志高说,证实洪保身份的碑铭,并非墓志,而是“寿藏铭”——墓主生前所立、载其生平事迹的碑铭。这块寿藏铭刻于明宣德九年(1434年),当时洪保65岁,他似乎已经参透了人生,在铭文中慨叹“人生在世,如驹过隙,与其生后之有为,孰若生前之早计也。”


最让考古学家们惊喜的,并不是这方竖刻阴文楷书寿藏铭证实了洪保的墓主身份,而是这短短741字铭文中,记载了尚不为人所知的郑和下西洋历史。这是自1983年太仓卫副千户周闻墓志现世后,又一处郑和研究史料的重要补充。


六百年前世界最大的国家舰队,及其踏遍西洋南洋、远抵非洲西海岸的辉煌,随着大明王朝重归闭关锁国政策而悄然告终后,竟连航海档案也因毁于火灾而未能传世,后人只能靠古人笔记、碑铭中的零星记载及民间传说,努力拼凑着至今仍然残缺的郑和下西洋史。


南京是郑和下西洋活动的始发地与大本营。数十年来,与郑和关系密切的罗智、杨庆、汪浩等多人墓葬先后被发现,但他们的墓志中,都没有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记载。


目前记载郑和下西洋事迹最为详尽的,是郑和自己立的《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福建长乐南山寺天妃灵应记碑》。在这两块碑上,洪保排名居立碑者前位,为第七次下西洋时主要统领之一。


明史未载的1403年远航


下西洋一事,是洪保寿藏铭的最核心内容之一。铭文称洪保“航海七度西洋”,印证文献记载。王志高认为,洪保一生至少先后八次出使西洋,其中可以明确的有永乐元年(1403年)、永乐十年(1412年)、永乐十九年(1421年)、宣德五年( 1430年)4次,后两次一般认为是随郑和同行。


据寿藏铭记载,1403年这次远航,洪保是使团副手,但未提及正使为何人。王志高认为,应该是郑和或尹庆。南京大学潘群教授指出,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的《敕封天后志》中明确记载“永乐元年,差太监郑和等往暹罗国”,在当时人心目中,出使暹罗和下西洋是一回事。


“考虑到此后下西洋洪保多与同行的记录,我们进而认为寿藏铭所载的这次下西洋的正使太监很有可能就是郑和。”王志高说。


若如此,郑和下西洋的起始年份便是1403年,而七下西洋的提法是否也应改成八下西洋?对此,力证郑和1403年曾出使暹罗的潘群教授说,“下西洋”是特指郑和开展的外交航海活动,而1403年那一次出海,目的是“为大规模的下西洋打前站”,主要调查当地的海岛山形、水文资料、风土人情,积累航海经验,为马上就要展开的远航做准备工作。


事实上,真正大规模的宝船建造工程,在郑和从暹罗回来的第二年才开始。


《明史》及郑和在福建长乐亲立的南山寺碑文《天妃之神灵应记》,均以“永乐三年,统领舟师至古里等国”为第一次下西洋,原因或正在于此。


不过,潘群仍然强调,史学界对郑和在1405年以前的航海活动研究甚少。


《敕封天后志》还记载了郑和此次远航的详情:郑和在广州大星洋面遭遇风浪,几近覆没。但后面的描写几近玄幻,称“郑和祈祷于天妃,立刻闻空中阵阵鼓乐之声,仿佛见妈祖立于云端。从此风平浪静,往返无虞。”这段轶事在清代曾经被人绘成《妈祖圣迹图?救护郑和》。


另外,潘群教授还在《海底簿》《宁波温州平阳石矿流水表》《顺风相送》等民间航海史料中找到了可与《敕封天后志》相印证的记载。如此,郑和的航海生涯则始于永乐元年,而并非众所周知的永乐三年。若再加上前人已考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郑和旧港之行,那么郑和一生出海远航达九次之多。


同样未记入七下西洋中的郑和永乐二十二年远航,洪保寿藏铭中也没有提及,但却在《明史?成祖本纪》中有明确记载:“春正月甲申,……戊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癸巳,郑和复使西洋。”在《郑和传》内也有同样的记载:“二十二年正月旧港酋长施济孙请袭宣慰使职,和齐敕印往赐之,比还而成祖已晏驾。”


《明史》没有再续记成祖驾崩后的郑和此次远航情况,不过1983年10月于江苏省太仓市城厢公园“树萱斋”西壁发现的“周闻墓志铭”中有这么一句话:“永乐己丑,命内臣下西洋忽鲁谟斯等国,选侯偕行。……甲辰又往,仁庙诏停止之。”


如是,则可证明永乐二十二年郑和确实曾奉诏前往旧港,并已经准备起航,但因永乐大帝突然驾崩而中途被继位的明仁宗朱高炽召回了。


郑和旗舰是5000料海船


洪保寿藏铭另一项令人吃惊的记载是:“充副使,统领军士,乘大福等号五千料巨舶,赍捧诏敕使西洋各番国、抚谕远人”。


这段铭文透露的信息是:洪保等人下西洋,舰队旗舰是一艘叫“大福号”的五千料级别巨船,以往郑和舰队的船号,所知的仅是祝允明《前闻记》中提到的“清和”、“惠康”、“长宁”、“安济”、“清远”等等,而“大福”号则是首次被提及。


5000料,折合排水量2500多吨。现正在南京复制的郑和宝船,则是2000料海船,全长71.8米,前者形制则是它的2.5倍。料为古代计量单位,或以一石粮食为一料,或以两端截面方一尺、长七尺的木材为一料。


学界对郑和宝船的确切形制一直存在争论。


《明史》记载,郑和舰队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载重量800吨。这些数字折合现今长度将近138米、宽56米,排水量近2万吨,甲板面积约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它的铁舵,需要二三百人才能举动。


有质疑者认为“根本不存在这种大号宝船”。理由是,这么大的排水量,要多粗的龙骨才能撑得住?此外,人力不可能操纵驾驶这么大的宝船。在当时多为天然水道、天然港口、靠风力和洋流航行的时代,难以解决升帆、转舵、调头、系泊、进出港口、无风航行等难题。或认为大号宝船虽然存在,但只是供明成祖检阅的“摆设”,并没有真正出海。


这些关于宝船的资料,原本都是时人,特别是下西洋亲历者所记,并无可疑之处。争议始于1937年南京静海寺残碑上 “永乐三年,将领官军乘驾二千料海船,并八橹船……永乐七年,将领官军乘驾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橹船……”的记载。


“他们认为郑和宝船只是二千料、一千五百料的船只,甚至是更小的海船。但是现在洪保寿藏铭直接揭示郑和下西洋船队中确有五千料巨舶,”王志高说,“大号宝船到底有没有”这一学术争论应该可以结束了,而且“等”字清楚地说明,郑和舰队不止有一艘五千料巨舶。


铭文未见郑和舰队抵达美洲记载


洪保寿藏铭所列舰队抵达地点,又是一个学者们关切的问题。铭文载:“航海七度西洋,由占城至爪哇,过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及柯枝,古里,直抵西域之忽鲁谟斯,阿丹等国。及闻海外有国曰天方,在数万余里。中国之人古未尝到。公返旆中途,乃遣军校喻之。至则远人骇其猝至,以亲属随公奉□□效贡。”


文中所载,最远及阿丹(今亚丁湾西北岸一带)。在王志高看来,这一记载,否定了英国皇家海军潜艇编队退休指挥官加文?孟席斯称“郑和船队于1421-1423年实现环球航行到达美洲、澳洲及南极”的惊人观点。


自称潜心研究郑和航海史14年,访问120多个国家、900多所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孟席斯,在其《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中认为,洪保的船队曾经到达加勒比海后向西航行,经福兰克群岛、巴塔哥尼亚海岸,通过麦哲伦海峡向南航至南极,再沿威德海边缘向东航行,经印度洋的赫德岛、凯尔盖朗岛至澳洲西部,然后经印度洋、南中国海回中国。


王志高认为,下西洋是洪保一生两件大事之一,如果洪保曾经到过美洲、澳洲及南极,不可能不记录在寿藏铭中,当事人在自述中都没有提及,就更证实孟席斯观点不能成立。


不过,华裔学者李兆良博士仍坚持认为,郑和船队曾经抵达北美。在他看来,记载脱漏不详,并不能作为否定证据。


李博士称,自己有一块收藏多年的“宣德金牌”,发现地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名叫“Asheville”的小镇教堂附近,那里是美洲大陆原住民——印第安切诺基人的居住地。 “宣德金牌”由黄铜铸造,设计相当简单,直径为7厘米,中间一个小方框,凸铸着“大明宣德委锡”六个字。


郑和七次下西洋,最后一次是于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从南京龙江关(今南京下关)起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李兆良由此作出大胆推断:这块宣德金牌,是郑和船队带到美洲的,并赐给了当地的土著人(很可能是切诺基人)。后来几百年的历史里,当地发生了欧洲移民对土著印第安人的战争,金牌在战乱中丢失,直到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在坟场里被发现。


李兆良还说,他在Asheville小镇附近做过考察,发现了很多与中华文化巧合的地方,比如切诺基人的邻居、靠海岸的卡托巴族人以擅长制造精美陶器而闻名,其式样和中国宣德年间的“三足宣德炉”极其相似,工艺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人,这会否是隶属于郑和船队的工匠们教会了卡托巴人制造类似于宣德炉模样的陶器?


此外,切诺基人古时候有两面族旗,白底上有红色北斗星的为文旗,颜色相反的是武旗。这在印第安人族群中独此一家,而郑和船队在海上航行时,正是使用文旗、武旗导航;切诺基人一般有两位酋长,一个掌文,一个掌武,竟和明代的官制相似;切诺基人的旗帜上有北斗星,这些土著除了北斗星外,不认识任何星座,而中国古代皇帝仪仗中,也必然有北斗星旗,反观其他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历代旗帜,在十九世纪以前,没有一面是用北斗星的;北卡罗来纳当地有一条河,名叫“Santee”,与汉语中“山地”同音……


如此多的巧合交织在一起,使李兆良大胆推断:郑和船队曾经到过美洲,留下了“宣德金牌”,并影响了当地土著人的文化,不仅教会了他们制陶,而且使他们开始使用北斗星旗。


对此,郑自海先生说,目前国内已经有一部分郑和研究学者,对李兆良的观点表示了关注,他们认为,某一支郑和船队分舰队在洋流、季风等客观因素的作用下,是可能漂流到美洲大陆的,但这一假想需要更多有信服力的直接证据支持。


洪保领导了最后一次远航?


洪保寿藏铭给出未知史实的同时,又引出了更多有待考证的新谜团。


文献记载,正统六年(1441年)至七年间,洪保还独立率队出航过一次。撰于1434年的铭文,自然不可能记载详情。


唯一能肯定的是,洪保在1441年前后的独立远航,已无限接近大明国家舰队持续下西洋壮举的尾声。


早在1422年朱棣去世后,继位者朱高炽上台后不久即诏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


朱高炽停止下西洋的原因是,以户部尚书夏原吉和兵部尚书方宾为代表的官员,对远征及下西洋始终持反对态度。因屡触明成祖逆鳞,夏原吉被囚禁,方宾自杀,还有多名尚书非死即囚。朱高炽为了取得文官集团的支持,停止下西洋,以巩固自己的地位。“重用宦官在历史上毕竟还是反常的,以成祖之见,也许是在于图谋尽量地削弱官僚的权力,强化皇帝的独裁权,确立任用宦官的亲信政治。”(《郑和:联结中国与***世界的航海家》, P44)明仁宗正是通过引入外部力量打破现有的平衡机制,进一步满足儒家士大夫集团“停航禁海”要求,以获得其政治支持,平衡士大夫集团内部权力争斗,同时外部军事力量的加入,通过军事上的震慑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皇族内部争夺王权的尖锐矛盾。


仅仅9个月后,朱高炽也驾崩了,其子朱瞻基即位,年号宣德。宣德五年,郑和下西洋的最大反对派夏原吉也寿终正寝。这年六月初九(公元1430年6月29日),朱瞻基颁布《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诏》,郑和第七次奉诏出海。


这年十二月初九(公元1432年1月12日),郑和开始了他生命中第七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远航。此次航行的分船队一直抵达***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天方国)。


60岁的郑和,此时似乎已经预感到他身故后,全部航海档案将会被销毁。出发之前,他在太仓刘家港和福建长乐的天妃宫中特意竖立了两块石碑,记述六次航海的经历——这两块石碑几乎成为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有关郑和航海的仅有的原始文字资料。


宣德八年七月初六(公元1433年7月22日),船队如期归来,然而这一次的归航者中没有郑和,他已经病死于古里(今印度半岛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


农历九月十四,随船前来的苏门答腊国、锡兰国、古里国、柯枝国、忽鲁谟斯国、佐法尔国、阿丹国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使臣,从北京紫禁城的午门鱼贯而入,在奉天殿,向宣宗进献他们的贡品。


这所有的景象与以往几乎没有任何不同,只是,与大航海事业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位领导者,朱棣与郑和,都已经不在人世。


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38岁的朱瞻基突然驾崩,中国的航海的支持者再次去世,航海史诗难以为继,很快彻底划上了句号。


然后,航海档案可能是被兵部尚书刘大夏焚毁, 也可能在清代编修完官史后焚毁,就此没入历史的尘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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