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男旦生活:扮女人坐在男人膝盖撒娇

文章摘自:《陈凯歌新作:梅飞色舞》

作者:陈凯歌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版次:2009年1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梅飞色舞》中,导演陈凯歌完全没带着任何枷锁和顾忌,用优雅而华丽的文笔讲述了拍摄《梅兰芳》三年中的心路历程,这无疑是这位电影大师与梅兰芳这位京剧大师的跨时空的心灵对话。《梅兰芳》被专家认为是近五年来最有文化感和思想深度的大片,而电影毕竟由于受到种种限制,未能完全表达创作者对梅兰芳这个人物的理解,而《梅飞色舞》可谓完全摆脱了这种束缚,陈凯歌在文字的世界里尽情讲述着关于尊严和人生的真相……


民国男旦生活:扮女人坐在男人膝盖撒娇

梅兰芳姜妙香合作版《牡丹亭》资料图


“操当日煮酒论英雄,对刘玄德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梅兰芳大概也是国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一明星也。


因为一部《梅兰芳》,引出了下面众多的问与答。感谢这些媒体朋友,在此把他们的问题集中起来作为本书的一章,献给读者,答疑解惑亦可,抛砖引玉亦可,且读且思之。”


第一折凡人


梅兰芳是个没有失控的人。


戏曲界,早在二十年代,称他是古今第一人。


陈毅说他是一代完人。


我觉得梅是一个终其一生没有失控的人。


我想,在梅先生的一生中,有大的起伏跌宕,充满了戏剧性的波折和冲突,同时也是一个前后变化极大的过程。造成这种变化的因素很多。开始时并非那么正面,“并非那么正面”的意思是说,一来他家境很苦,二来社会地位低。


我们煞有介事地讲徽班进京二百年,但我们始终没有触及徽班进京背后的故事——徽班艺人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一块儿到了北京?其实,它跟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有直接关系,他从江南丰饶之地带回来两批人:一批是三千佳丽,充入后宫,直接从神武门进了紫禁城;还有一批人就被留在了南宫,就在北京图书馆旧址,神武门附近那一带,其实就是梨园。梅家的先人并不是在乾隆时代就进京的,晚得多才来,但所谓徽班进京的风气,确乎是从乾隆时代开始的。我并不是梨园史的研究者。在我开始做电影《梅兰芳》之前,我看到一本书,非常吃惊。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竖版的,很厚,叫“京剧二百年”,作者居然是个日本人,叫波多野乾一。我反复看书的序言,我以为是中国人写的书,然后波多野乾一给他写个序言,后来发现完全不是,是日本人写的。他对于当时所有的名角的出身、来历、成就、结局都作了一番描述,不得了。我提到这本书的意思是说,实际上,梨园行,当时京剧艺人,包括成功的京剧艺人,都生活在社会的夹缝中。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紫禁城,腰牌上写着“面黄无须”,而且有官衔“从六品内廷供奉”,最高的甚至被提到了四品左右的位置——当然都是虚衔,都归清平署管。关键在于,他们可以直接面圣,不管是慈禧还是光绪,直接就在这儿唱,而且可以小小地开个玩笑,插科打诨。比如杨小楼就被慈禧亲授说,“哎,你这个鲁智深好啊,武松好啊,这挂珠子赏你了。”但同时他们也是被社会深深歧视的。


梅先生出生在南城李铁拐斜街,那是八大胡同之一,在那个等级制度很森严的晚清,虽然说他爷爷是“同光十三绝”之一,也是有腰牌的,动不动能进宫里面去,但实际上是非常被人看不起的。另外一个是心理上的,四岁爹就死了,过继给他大伯了,到十四岁他母亲又去世了,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孤儿。清有一规矩,怕人聚众闹事,戏园子基本上都集中在南城,除了丹桂在东安市场之外,广德楼、广和楼全部都在南城。南城是当时所谓的九省通衢的地方,全都是大的商号,所有的外地人员都从南面丰台进京,所以那就成了吃喝玩乐的娱乐中心,但南城一带的戏园子是不许晚上开业的,一是照明条件不好,另外怕聚众闹事,都是下午就把戏唱完了,晚上陪酒。


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好些个梨园行里的人都自家办这么一个私寓,这就是招待贵客的,安徽的盐商,山西的票号掌柜、煤商等等。冯耿光虽然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但都是跟梅在那样的场合里边认识。梅小时候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是在这样一个五方杂陈、藏污纳垢的环境中间长大的,所以宋人说“出污泥而不染”还真有道理。


在梅的出身上你就能够看出,他是有巨大反差的,一方面是被社会完全看不起,“贫”大家容易理解,什么是“贱”?我给你举个例子,要采访一个梨园行里的人,梨园行的人说:“电视采访没问题,那这电钱谁出?你们家不有电吗?用我们家电那免谈。您能用多少电?”这就叫“贱”!一方面是出身低微,另一方面是有宫廷的荣耀,梅巧玲也是时不时进宫的,但他在民间,有时是裸着上身唱戏,我们称之为粉戏。这些事情,都在梅兰芳幼年成长过程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那梨园行里的老人跟我说,谁三十了还坐人膝盖头呢。坐膝盖头是什么意思?就是这男旦款款地扭着这腰身就坐到这豪客膝盖上了,有没有人请梅先生坐,有,但梅先生是不坐的,梅先生一辈子没坐过膝盖头!开始学戏第一天,老师就说,“祖师爷没赏你饭吃。”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非常惶恐、脆弱,状同年轻女子的男旦。


这些经历势必对他年幼的心灵产生一些打击。可我觉得,这是拜时代之赐。民国的出现,对社会来说是一次大的解放运动。因为最基本的禁令——女性不能去戏园,被打破了。梅是在这么一个气氛中间,突然亮丽地跳脱而出。我每次去日本,那些发行公司的老板老跟我说,我们这儿的市场是一个“femaledrivenmarket”(女性推动的市场),是被女性推动的市场。同理,不管这些女性来自什么样的家庭,青年女学生也好,在家的小使女也好,或者是藏于深闺的千金小姐也好,甚至是姨太太,一旦在灯火通明的剧场中间看到宛如天仙的梅兰芳,你可以想象她们的心境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觉得,唐德刚教授的记载不为虚言,“雨点也似的各种财物就扔上台去……老爷被别人割走了一副皮袍子都不知道……外国公使们坐在那儿,虽然不懂,但也回头说一句‘王豆腐’(wonderful)。”


梅一生遇到好多不堪的事儿,为了抢他,两个班主打起来,自己的亲戚还有人受了伤。梅党赴美之前,头一个站出来大骂的是鲁迅,梅先生没回嘴。我在梅身上看到最大的力量就是一个“忍”字,他的真实都建立在自保的基础上。因为地位没保障,梨园行首先要自保。他也可以一掷千金,堂会赚钱最多的就是梅先生,因为有两个豪客在底,一个叫张宗昌,这是山东军阀,一个叫张作霖,是东北军阀,两人码价,最高码到一次堂会六千块大洋,那能买十二个四合院。梅家整日是席开八桌,流水席,各方宾客络绎不绝,川流不息,梅先生没有一句话说“他们凭什么吃我的”,没有,他是打开大门,接济、周济他的朋友们,成功的和不成功的。譬如说,有一次,齐白石先生非常落寞地坐在一家堂会里,谁也不认识他,但梅兰芳过去敬茶,引得白石翁事后还写诗赞颂梅郎,说“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满京华之中唯有梅郎还识得老朽啊!所以,梅先生不是周到,不是有意为之,他是心到了,眼也就到了。


他是一个天真的艺人,他哪懂政治,邱如白跟他说,“畹华,上台湾吧”,他没说国民党腐败,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说“那座儿少吧”,他就惦记着唱戏呢,你说说,他就为这个留下了,你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个很平常的人。但是他又有不平常之处,两位名角是比较决绝抗日的,一个是梅兰芳,八年不唱蓄须明志,黑木大将攻陷香港之后把他请去了,他跟黑木怎么说,“岁数大了,唱得也不好听,我就不唱了。”还有一位,可以说是梅一生的竞争者、伙伴、尊为老师的程砚秋,卢沟桥种地一种种七年。还有一件不能解释的事情,就是当时日本人曾经跟梅说过,你可以去中国后方,我们网开一面,你去重庆,你别在这待着,“我不去。”我不能够把他说成他想起一个砥柱中流的作用,他没那么伟大,但是他确乎留下历史上的谜——他没有离开日本占领区,但他也不唱。


这就是梅先生成功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在电影中希望表达的:他其实一直都是个凡人,他对自己是有这种要求的。所以他在名缰利锁构成的纸枷锁的束缚之下,一直心平气和地面对他所遇到的所有的人生问题和挑战,与困难共处,从来没有撕坏过这副无形的纸枷锁,可以说是完好地把它带到了万花山他的墓地里去了。


我们可以把梅作为一个普通人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中间去加以观察,而不是对他求全责备。比如说前些日子哪个报纸上说:“梅是没给日本人唱戏,有一天谁家请客来俩汉奸他也坐下就吃了。”那你要求他怎么着,站起来就走?他是文天祥吗?他不是文天祥。不能老要求他“零丁洋里叹零丁”,他不是这样的人呀,他是生活在常态的一个人,这才是梅兰芳特别宝贵的地方,他有他的弱点,有他内心的痛苦,有他的孤单,同时有他的决断,有他的勇气,是这么一个人,这样才是合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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