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朱瞻基是“蟋蟀皇帝”吗?

宣德皇帝朱瞻基是明史上为数不多的有为皇帝之一,他开创和成就了“仁宣之治”,曾被史学家誉为“守成之君”;此外,他文化修养极高,是位丹青高手,据悉目前尚有不少作品传世,故史书记载他“雅好词翰”,“精于绘事”;可惜的是,也有野史披露,他还是位斗蟀专家。因一国之君沉溺小虫,与一代明君身份不符,故正史不记其斗蟋之事。


那么,明宣宗是否真的如野史所说是“蟋蟀皇帝”呢?笔者今天想谈谈这个问题。


蟋蟀,引起古人的注意和观察是很早的。在两千五百年前经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就有《蟋蟀》之篇。人们已观察到秋季转凉,蟋蟀入堂的规律,留下了“蟋蟀在堂”、“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类的诗句。汉初成书的《尔雅》,释“蟋蟀”为“蛬”,亦写作“蛩”,音琼。蛩,指蝗虫一类昆虫。蟋蟀似蝗而小,汉魏人又细分之,称之为“吟蛩”,即善于吟叫的小蝗虫。魏晋时代,则常称之为“促织”,亦称之为“趋织”。其音皆与今俗称之名“蛐蛐儿”相近。其得名,乃缘之于其鸣叫之声。从训诂学角度考虑,“促织”、“趋织”、“蛐蛐”,皆为同音转化而来。


有人说“斗蟋之戏,约源于唐,著于宋,而盛于明清”。笔者很同意这种观点。理由有二:


一是南宋斗蟋已经极为普及。当时斗蟋蟀已不限于京师,也不限于贵族。市民,乃至僧尼也雅好此戏。就连著名和尚济颠僧,也曾为其被誉称为“铁枪”的蟋蟀之死而伤悼,为之安葬,并作悼词、祭文,以为纪念。何况南宋时期,还出现了一位“蟋蟀宰相”,即南宋将亡之际的权相贾似道。故说“著于宋”并非妄言。


二是斗蟋盛于明清也有依据。自南宋贾似道的《促织经》问世以后,明清两代多有关于蟋蟀的专著相继问世。仅据我们所知的,就有明代袁宏道的《畜促织》、刘侗的《促织志》,到了清代更是论著多多。有金文锦的《促织经》、石莲的《蟋蟀秘要》、朱翠庭辑的《蟋蟀谱》、金六(音伊)厂删定的《促织经》和朱从延纂辑、林德垓、庄乐耕重订的《蚟孙鉴》等。可见斗蟋盛况空前,风气浓郁,否则不可能有如此之多的专门论著存世。


既然明清斗蟋之风已经久不衰,明朝宣德皇帝有此爱好,也就有了存在的时代背景与环境可能。当然,我们不能仅凭这些就简单定论朱瞻基即“蟋蟀皇帝”。其实,史料中对宣德皇帝是“蟋蟀皇帝”的记载亦有不少。下面我们以史料与旁证举例说明。


其一,考古发现有证实。


明人李贤在《天顺日录》中有明确记载,宣德死后,他母亲张太后当场下令,把他所有玩儿的东西全砸了。1993年,景德镇出土了一窝青花残片,把这些残片复原后,俨然就是宣德时期的蟋蟀罐,一共21件,且一看就是故意砸的。这说明宣德年间,景德官窑确实在为皇宫烧制青花蟋蟀罐。既然,蟋蟀罐的成堆出土,证明野史记载的有关明宣宗的好斗蟋记载并非仅是传说,所述的一切皆为真实。


其二,其他史料有记载。


“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这个俗语,流传很广,记载颇多,但经查史料,见初载于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卷24“技艺”门“斗物”类。此书有载:“我朝宣宗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存。”


笔者将信将疑,又查阅了其他文献,发现确有其事。明代王世贞《王弇州史料》中就收录了明宣宗朱瞻基给况钟的那道密诏,全文如下:宣德九年七月,敕苏州知府况钟:“比者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今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以敕他每于末进运,自要一千个。敕至,而可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


试想,皇帝开口就是搜觅千头上好蟋蟀,谈何容易!故而,一敕至府,健夫小儿,常“群聚草间,侧耳往来,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至于溷厕之中,一闻其声,踊身疾趋如馋猫。”(明袁宏道《畜促织》)。为进贡一头蟋蟀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肯定不在少数。这真可谓是中国斗蟋史上的“血泪篇”。


吕毖在《明朝小史》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宣宗酷好斗蟋蟀,就向江南索取上品,动辄每只数十金。当时枫桥一个粮长被郡督派遣去寻找,终于寻到一只“最良者”,他马上用自己所乘的骏马交换了过来。回到家后,他非常小心的把这个命根子放在了蟋蟀罐里。其妻听说这只蟋蟀是用一匹骏马换来,非常好奇,心想它肯定很奇异,便打开盖子想偷看蟋蟀尊容。没想到,这只“神奇”的蟋蟀一下子从罐中跳将出来,还未等追上,便被院子里的鸡给啄死了。他的妻子一看惹了大祸,非常恐惧,便上吊自杀了。粮长回来发现妻子已自尽,悲伤不已之余,更害怕因蟋蟀之死而受到法律制裁,于是也一根绳子随着自己的妻子而去。这无疑是个极端的悲剧,为一只进贡的蟋蟀,闹的家败人亡。


其三,后人对此有描写。


也许正是因为粮长家发生的事,给了清代文学家蒲松龄以启发,他将这一悲剧写成一短篇小说,名字就叫《促织》。内容说的是明宣德年间,里胥奉上司之命向一穷困潦倒的读书人成名索要蟋蟀,成名到处捕捉不得。就在他惶惶不可终日,“忧闷欲死”之时,终于得到一头佳品,谁知刚刚到手,却被顽皮的儿子捏死了。儿子惧怕父亲责骂,投井自尽。虽被救起,却长眠不醒,其魂魄已化作一只轻捷善斗的蟋蟀。其父得之,献给皇帝,得了重赏。这段生生死死的故事,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堪称一篇“蟋蟀佳作”。后人将此故事改编为电影上映,直题其名日“蟋蟀皇帝”,真乃画龙点睛,一语破的。


综上所述,我们讲明宣宗朱瞻基就是“蟋蟀皇帝”,看来并没有冤枉他。他“好促织之戏”完全是事实。


可悲的是,正是由于他酷爱斗促织,许多大臣和地方官员为取悦龙颜,必定变本加厉地下达进贡促织任务,这不仅给百姓造成了极大负担和深重苦难,也助长了上行下效的斗蟋恶劣风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般讲,上行下效是无法避免的规律)。因此,明宣宗这样一个荒唐爱好,这般一桩恶政行为,将会给明朝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尽管在明朝正史中难以寻觅到明宣宗好斗蟋的记载,但毕竟大明王朝曾经处处“促织瞿瞿叫”,上品蟋蟀都是“宣德皇帝要”,这就肯定无法掩住百姓的口实,无法掩盖历史的真相。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民谣就是一页历史的记载,就是一片民心的反映,就是一面真实的镜子。它既照出了古代帝王不务正业的昏庸,也敲响了我们今天治国为官的警钟。


统治者应当怎样去治国,绝不是一桩能够随意的行为;领导者该有怎样的爱好,绝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小事。玩物丧志暂且不说,败坏风气、损害社稷事关重大。明宣宗朱瞻基当“蟋蟀皇帝”,不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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