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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家族害苦小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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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09


世家大族,崛起香江。


近日,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6日发布2011年香港富豪排行榜。数据显示,2011年,香港40大富豪总财富达1510亿美元。其中,一直雄踞香港富豪榜首的长江集团主席李嘉诚,蝉联香港首富宝座。恒基地产的李兆基和新鸿基地产的郭氏家族,则排名第二名和第三名,赌王何鸿燊家族,则一家有两人上榜。


四十大家族的总资产,大约占香港全年生产总值的大约69%,亦即,整个香港的财富的三分之二,被这些豪族把持。造成了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贫富分化严重。此外,更为吊诡的是,本次跌出前四十名的富豪,如联邦制药的蔡金乐、绍荣钢铁始创人庞鼎元等,均从事实业。由此,香港的产业结构,亦失去平衡,地产行业过于强大,挤压了其他行业的正常发展。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双重失衡,在严重危害香港未来的活力。


招安精英导致豪族坐大


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80年代即已种下。在英治时代,虽然港英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人治港”,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


事实上,大陆精英治国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为北京重点倚重对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华商领袖。实际意义上,这形成了一种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收买”政策。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后,第一任特首,都出自此类豪族。甚至是有黑社会背景的向氏势力,只要他们在政治方面不成为反对势力,亦成为被容忍的对象,可以继续在香港地下秩序中称王称霸。


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关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这些大族因为与大陆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就是表现之一。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香港地产行业的繁荣,发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邓小平接见之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



在大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一哥”李嘉诚如此,“二哥”李兆基和“三哥”郑裕彤,也是如此,李拿下世界专栏会旧址项目,郑兴建“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无政府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础,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那就绝非偶然了。



香港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却渐行渐远。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后来发展服务业,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与香港的支柱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目前,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是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旅游业。而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产行业的富豪,远没有香港多。但是,香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香港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富豪云集。而香港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几乎90%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表现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



对于富商阶层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日益弱小。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



在产出领域,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在消费领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



如此,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亦放着金碗不要,也去做地产。回归后的10年来,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目前的不到4%,服务业的比重,接近90%,而实际上,如果从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业的衰亡,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



社会失衡的危害



同为小经济体,香港与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亦大为不同。



2010年的香港十大富豪中,从第一名的李嘉诚的190亿美元到第十名冯国经的29亿美元,其财富总值,达800亿美元之巨,仅此10人,即集中了相当于香港GDP40%的财富,集中程度非常吓人。而经济总量为香港50%强的新加坡,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亦无此集中财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国大陆。



以日本为例,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之后,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向右转了十余年,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结果,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



中英谈判到回归前的十余年,香港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观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归之后,这种势力则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成为豪族,已经开始成为很多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



2003年,时任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率领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来到中南海。在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还多,而在这42人中,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



荣及己身还不够,还希望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而这种变相世袭,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香港社会的崩溃,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来,香港经济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于再造大众社会,重塑平民精神,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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