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曾祖父

张永龄,我的曾祖父,暂且这么叫着吧,他是我奶奶的亲叔叔,我爸爸的祖父。说起我的曾祖父,我的确没见过几面,只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老人家以92岁的高龄回过一次邯郸,抓着我的手,用很浓重的南方话对我说要好好读书。后来才知道,我的曾祖父,居然是国军上校,今年已经102岁了。在百度上输入他的名字,便可轻松找到他的事迹,以下是我从网上查到的,绝对属实!

抗日英雄张永龄

老兵档案:张永龄

1911年出生于山东馆陶县(现属河北省)南彦寺村

1934年弃文从武,考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三团军士营

1937年8月参加淞沪抗战

1938-1944年,先后经历了南京保卫战、兰封战役、武汉会战、粤北战役、昆仑关战役这些抗战中较为主要的几次战役,并于1942年远征入印缅作战

1950年解放后回到南宁

1956-1976年被扣上“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先后关于南宁与柳州监狱

1976- 回到南宁生活至今

1、弃文从戎的经历

谈起在战场的作战经验,恐怕很少有人能及得上张永龄了,从1937年抗战起直至解放,张老基本上是转战在全国的各个战场上,参加过的大大小小的战役不下几十次。难怪和老人见面后谈起有关淞沪抗战时的情景时,对于已95岁高龄的张老来说,还得细细地想上一会。

我们到了南宁后,在南宁民革市委宣传科相关负责同志的协助安排下,很快就来到了张永龄老人的住所。从电话里得知我们要来拜访他的张永龄,在我们到来后也显得十分高兴,当我们向老人递上淞沪馆的工作证并说明此行来意时,老人还特别仔细地拿了一个放大镜凑在眼前仔仔细细的看了良久,那付执着认真的神情的确有几分军人的作风。

“好啊,好啊”张老连着道了几声好。出门前曾得知张老是弃文从武,才开始戎马一生的军旅生涯的,对此也感到有些好奇,便以此作为了这次采访的开场白。

“那个时侯,我还只是当地乡村的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师,正值抗日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我们这也经常有一些相关的消息传来。我教书育人原本就是为了让学生辩是非,明道理,长知识,精忠报国这个道理谁都晓得,国家现在正值处于生死存亡之时,我又怎么能这里安心地教书呢,爱国之心人皆有之,当时自己又年轻,血气方刚的,一股脑就去报考了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编入了教导总队三团军士营,后来又在黄埔军校成都高等教育班学习过一段时间。”张老谈起这段光荣的从戎经历时,神情不禁有一些激动。

说起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也可谓是出身名门,由于中央军校是蒋介石事业之基石,所以一有什么最新的装备、训练课程与部队编装,往往就从军校的部队上开始试验其效果,而教导总队的历史也就从此而生。总队成立于1931年1月,当时只是一支团级编制的部队,后在1933年6月桂永清担任总队长后,才扩编为一支野战部队,当然,也由原来的团级编制上升为师级。而到了1936年后总队扩为三团制,除了下辖三团外,另外还包括军士营、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连、通讯连、特务连、37高炮连、自动车队、卫生队、军官教导总队、军乐排、修械所。

当时的教导总队是一支完全按照当时德国陆军步兵师的编制编成,与其他师级部队全不相同,不仅如此,还全部装备了德式武器,并接受德国顾问的系统训练,在所有的中央军中,能享受如此特殊待遇的也仅仅只有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及不属于正规军系统的税警总团等寥寥几个师,且其中又是以教导总队装备最齐全,训练最正规,可谓是精锐中的精锐了。

2、持枪抗日

“首次上战场是在1937年的10月,我是教导总队第3团1营3连1排的,我们的团长叫马威龙,奉令赶赴上海八字桥一带增援抗日前线。当时我们还都流传着这么几句话“不讲吃,不讲穿,不讲当官,只想打败日本人;不把日本人打败,不结婚”,那时大家的士气都非常高涨。其实我们总队早在8月中下旬就到上海参战了,由于在淞沪战场上战局打得十分激烈,伤亡消耗太大,所以我们其中的第2团便接到命令于8月21日率先抵达上海江湾,23日参加了张华浜的抗登陆作战。

老人缓缓地叙说着那那段仍深深烙印在脑海中的70年前的往事。事实上教导总队的第1、第3团到了11月初才抵达了上海。由于总队第2团在几天的激战中伤亡过半,后退至南京调整,正在英国参加英王加冕的总队长桂永清闻讯后,9月匆匆赶回国内,后又接到军政部命令将3个团调至湖南扩建成3旅6团制甲种师。11月初,总队主力才由此调入淞沪战场,直至11月6日抵达上海(另有一说是在11月5日晚),接替67师在苏州河南岸阻击敌军的阵地防务。

“说起战争的残酷,我是身有体会的。来上海增援时,为了躲开敌人飞机白天的轰炸和袭击,直到了晚上我们才起程。从南京的尧化门上车,经过苏州,后转沪杭线,到达莘庄车站下车时,也已是晚上了。”

老人端坐在沙发上神情专注地与我们述说着,不时手还比划着,也许,对于初次上战场的张老来说,既有一丝害怕,一丝紧张,也有些上战场的兴奋和激昂。老伴端坐在他身旁,静静的倾听着,仿佛也被老伴的故事深深吸引住了,听他讲述自己年轻时的风采。

“张老,能把上了战场后的情况说说吗?”我停下了手中的笔,插了一句。

“那时,我是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战争场面,刚到那里时,由于地处郊区,到处都是农田,坑坑畦畦,行军极其不方便,等到达指定位置(八字桥附近)时已经是半夜了。战斗是从6号开始打响的,从早上开始,日军的飞机就在上空频繁地低飞扫射,探查情况,我们部队为了避免暴露,过早地被敌军探查到部队的实力,没有过多地开炮还击,大家都憋着一口气,等待着时机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到了中午,战斗才逐渐激烈起来,飞机在上空投弹轰炸的同时,敌炮也开始了猛烈的射击,一时间,火光冲天,硝烟迷漫。刚开始时,我们的很多官兵们还都带扎上了有“敢死”字样的袖章,想在战场上多多奋勇杀敌,哪怕牺牲了,也算了为国尽忠了。”

说着说着,张永龄老人比划着当时扎袖章的肩膀,越说越激动。

“可由于日军的武器装备远超于我们,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陆续投入了战场,他们的步兵在这些优势装备的掩护下,逐步收缩我军的防线,战斗达到了白热化。到了当天晚上,日军的飞机停止轰炸了,我们也开始调整了战线,把在白天光荣负伤的战士们撤至后方卫生所医治,看着那些前几天还生龙活虎,有说有笑的亲密战友打了这么一场恶仗,就牺牲在日军的飞机大炮下,悲痛的同时,更增添了一份誓死奋战的决心,坚决要把他们日本鬼子赶回老家去。”

张永龄老人说到这,停顿了一下,轻啜了口茶水,平息了一下内心的激动,目光看着茶杯良久,双手握着杯子轻轻摩搓着,不言一语,似乎还沉浸在当时那种气氛中。我也停下了手中的笔,静静地回味着老人话语。一时间,只听到电扇带来的呼呼凉风和窗外传来的喧闹的城市噪音。

“我们与敌人血战了4天,每个白天都是一场艰苦的抗击战,你来我往,反复争夺,斯杀拼搏,以信念,以决心,咬着牙根,顶过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疯狂的轰击,但哪怕就是如此,我们战士们仍然是士气高昂,每一次的轰炸,我们都进行了有力的还击。战斗一直持续到了9日下午5点,接到了上面下达的撤退命令,我们才中止了战斗,开始撤退。这短短的4天,虽然有效地延缓了日军的攻势,但自己也是伤亡惨重,大约有2000多弟兄都从此长眠于此。”

3、撤退中的内疚和新一轮的战斗

“说起撤退,我真有些惭愧啊”张永龄有感叹地说了这么一句。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张老?”我感到有些好奇,是不是其中还隐藏着一个故事呢?

“当时日军已在杭州湾、金山卫一带登陆,淞沪地区的我军有陷入腹背受敌,被包围的危险,所以接到命令后,我们就开始撤退了。这么一场仗打下来,死的人能少吗?许多士官都牺牲在战场上了,我们的营长阵亡了,排长、班长也都阵亡了,可偏偏由于撤退命令传达的太慢了,日军11月5日登陆,我们直到9号才接到撤退命令,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形成了各自溃退的混乱局面,只能匆匆撤退,根本来不及把他们的尸体掩埋好,就这么弃尸野外,要是被日军发现了,不知还会采取什么手段呢,想到这里,我真是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啊,只觉得非常对不起他们……”老人有点哽咽地说着。

战场上瞬息万变,正是由于日军在杭州湾等地的登陆,直接打开了淞沪战场南面的大门,使得11月份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不仅如此,还直接危及到了周边如苏州、杭州、嘉兴、南京等地的安全。而早在10月,日军主攻刘行真如一带以后,我军由于伤亡过重,需作补充时,作战部门也曾提议将上海之守备部队转移至周边如苏州、嘉善、乍浦一带作持久抵抗,以保持自身战斗力。可由于统帅部仍将希望系于当时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原本已下令转移的部队又收回原命,仍坚持在原地坚守,以至于之后被迫全线西撤。

“我们在撤退途中,也没有说清楚往哪里撤,只能大家跟着大部队一起行动,先往莘庄方向,可走到后来,转得又不对,前面的枪炮声不断,由于怀疑会撞上敌人的枪口,陷入他们的包围圈,后又转往昆山方面撤退。路途中,日军也不断派飞机沿途扫射轰炸,常常作低空扫射,吃尽了苦头,一旦飞机过去,我们就立即赶路,后来经过昆山后,又辗转到了苏州,和教导总队的收容站取得联系,坐火车于11月中旬回到了南京。

至此,淞沪抗战的帷幕已完全降下了,可一场战役的结束却又意味着另一场战斗的开始。在张永龄老人撤回南京后不久,教导总队又奉命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当时已经升任排长的他,任务是坚守南京中华门。

原本教导总队由于伤亡惨重,在淞沪抗战一役后接到上级命令后准备直接撤到湖南,可由于当时南京一战迫在眉睫,总队无论是从装备,还是从战斗力来看,都属精锐之师,故负责南京保卫战的总指军唐生智多次与何应钦与蒋介石会谈后,将教导总队留在了南京,参加保卫战,并将教导总队兵力部署的重点放在了紫金山与城垣东部之守备。虽然总队在随后激烈的战斗中奋死拼搏,总队长桂永清亲自到天堡城督战,并宣称与阵地共存,但由于兵力和装备与日军相差实在太大,于12月12日,我军部队开始撤离南京, 教导总队从1936年的初次作战,在经过仅一年的时间后,这支公认的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就这么名存实亡了。虽然从南京撤退之后,总队在转往武汉整训的途中还陆续收容流散官兵,新募人员,但到了1938年1月,教导总队余部便在汉口与第46师整编成为新的第46师了,甚为遗憾。

“只觉得在南京打那一场仗时,日军的飞机天天在头顶上轰炸,配合装甲战车和坦克,战况十分地激烈。记得其中的一次,在躲避日军飞机空袭时,防空洞被震塌了,没有任何的征兆,我们就被埋在了里面,由于其他战友及时扒开了土,把我们送进了位于南京的协和医院,才捡回了一条命,不过倒没有受什么伤。所以一周后,我又回到了阵地上继续作战。当时安德门、雨花台、中华门一带作为南郊最重要的阵地,所以战斗在那时逐渐白热化起来,没几天后,光华门阵地失守了,日军的攻势愈加猛烈,我们所在的部队由于防御工事做得比较坚固,所以一时间还没有被攻破。在这种情况下,也管不了许多了,我记得有一次,一时间没有找到机枪架,我就把机枪架在自己大腿上向日军四面扫射。”

老人说到这,不好意思地嘿嘿笑了几声,“你就不怕被敌人击中吗?”我不禁担心地问张老。

“其实在战场上哪有时间想这个啊,而且越是怕死的,反而死的快,只有时刻冷静大胆,才能注意听辨子弹的声音方向,从而及时隐蔽。所以这么多年仗打下来了,我基本上是没怎么受过伤,只有当时记得为了抢救一个排长,被子弹扫着了后腰,不过还好只是伤了表面,没有射到骨头里。”老人爽朗地对着我们笑着并解释说。

也许正是由于张老这么一种无畏的精神,成为了他克敌致胜而又毫发无损的独门“法宝”,由他带领的战士们也学着像他一样,冲锋陷阵,奋勇杀敌,数小时的激战后,终于击退了敌人的又一次进攻,守住了阵地。

“可南京的战斗也没有坚持太久”老人也不无遗憾的说。在12月12日,张永龄接到掩护大部队撤退的命令。这期间,他们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可是当我们也准备撤退渡江时,到了江边却发现辽阔的江面上任何渡江的工具都没有,只留着片片被日军轰炸过的燃烧着的船板的残骸。如果不渡过江,日军占领南京后,面对我们就是他们的屠杀,形势不容乐观,只能边打边撤,寻找合适的机会渡江。所幸的是我们在南撤的时候,找到了一条破船,当时也不顾正值严冬腊月,大家都穿着棉衣跳下江去,拼命朝破船游去,爬上了船后,凭此过了江后,才得以逃脱了追兵。现在想想,要是当时没有船的话,还不知会怎么样呢。”

“现在想想,那是够幸运的。不然,早就命赴黄泉了。”张老又向我们戏说了一句。

4、幸福的晚年生活

在谈完我们想了解的有关战况后,老人还兴致勃勃地拿出了他的许多照片给我们看。我们的目光被其中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给吸引住了,照片的张老一身戎装显得十分干练和意气风发,张老看我们对这一张照片特别关注,便指着照片对我们说:

“这一张照片是当年留下的唯一的一张军装照了,所以在几十年后的现在,显得特别珍贵,有时心血来潮时,也不时拿出来瞧瞧,年轻好啊,呵呵呵”

“张老,那你是怎么认识这么美丽的夫人呢?”看来张老对于年轻时的往事还是留着十分美好的回忆,我顺着张老的话,狡黠地笑着并向张老打岔道。

“这个吗……”张老说到这个话题,显然也有些不好意思了,“呵呵呵,我和老伴是在南宁认识的,那时我从缅甸刚打完胜仗,1945年6月到了南宁,后来通过一个学医的战友认识了他的小姨子,也就现在的老伴(陈惠梧),那时由于我们部队的官兵文化素质比较高,也比较注重仪容仪表,我想,大概她也是因为这个也看上我的吧”说着,老人朝老伴温存地看了一眼,嘿嘿笑了两声。

“瞧你没正经的”陈老太太嗔了张老一句,也接过了他的话说:“当时我看他骑在一匹白马上,好神气啊,而且他……也很会写情书哩,很有些才气,加上当时也有很多人愿意嫁给年青的官兵,所以就把我打动了。”

那时的张永龄已不是那时南京保卫战时的排长了,多年的军旅生涯和战斗经验,让他一级级从连长、营长、副团长直至升到了上校团长。郞才女貌,这么般配的一对青年人很快就堕入了爱情的漩涡中,成为了一对恋人。两人订下终身后,并没有马上结婚,很快张永龄便奉命随50师向广州湾的湛江进发,直到1946年的1月,两人才正式举行了婚礼,结成了连理。说到了这,陈老太太也仿佛来了精神,抢过了张老即将开口的话:

“那时我们是在香港结的婚,你的外公外婆做了我俩的证婚人,还和我们一起照了一张照片,我穿着婚礼、你穿着礼服坐在前排。这张照片一直珍藏到50年代,可惜后来被公安局没收了。”

“是啊,我们是在香港九龙的‘半岛酒店’举行的婚礼,我还清楚记得是在1946年的1月1日。”张老适时补充了一句。

现在的我们很难想像到60多年前的婚照是什么样,是中国传统的中山装或对襟长衫?还是西方典雅的西装呢?真是令人好奇,可惜的是以此为证的照片已经没有了,只能凭着自己的想像去猜测。我想作为结婚时的纪念,老俩口以及子女们也一定为此感到非常遗憾,子女们也没机会目睹自己的老父老母年轻时的风采了。

自解放后,1950年,张永龄回到了南宁与妻儿重聚,又生育了四个子女,并一直在南宁工作生活,虽然在1957年的文革动乱期间,张老曾被错以“历史反革命”罪,关入了监狱,直至1975年才释放,但张老从未为此而抱怨过,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儿女们也都能够自强不息。

退休以后,张老俩口子子孙成群,每到节庆假日或儿女休息日,都可以听到屋内传来的阵阵欢笑声。瞧着手中的几张照片,一张是老俩口做在正中,六个子女围在父母身边的全家照,另一张则是两位老人和第三代孙子孙女们在一起的合影照,此外还有两位耄耋老人外出旅游时依偎在一块相亲相爱的相片,张张不正表现着老人一家其乐融融,和和美美的情景吗?

据南宁民革命市委的同志介绍,近几年,老人的身体状况一直不是特别好,由于年老体弱,曾经多次住院治疗,可由于家人的及时发现和精心照料,南宁市民革及相关部门也时常询问和关心老人的情况,并给予一定的帮助,所以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张老的晚年生活可以说是幸福的,年轻时经历了轰轰烈烈的抗战烽火,奔走在枪林弹雨中,今天不知明天的事,到了古稀之年,拥有这么一个合谐温馨的大家庭,一个陪伴他度过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相濡以沫的贤妻和这些事业有成又孝顺的儿女、孙辈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夫复何求呢”。

在临走前,我们衷心的希望老人健康长寿,家庭幸福,也许在他百岁寿辰之时,我们还会过来为他祝寿呢……

——①选自《潘裕昆将回忆录》中的一篇访谈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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