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亲王为何敢杀大明使臣?

纵览中国历史,但凡一个大一统王朝初定,总是希望四夷宾服。朱元璋也不例外,明朝开国伊始,作为开国皇帝,公元1368年即位之初,朱元璋就派使臣下国书到日本,表达两个意思,一是希望他们来朝拜,二是责令他们解决扰明倭寇。

结果,国书送达日本后,日本不仅没来朝贡,而且还砍了朱元璋使者脑袋。

泱泱天朝大国被小小岛国羞辱,朱元璋恼羞成怒,扬言出兵,征服日本。

针对朱元璋的开战威胁,日本“摄政王”怀良亲王针锋相对,写了一篇著名回信:

“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

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复。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

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

这封“名书”,显示了怀良卓越的汉文功底,写得不卑不亢,绵里藏针。表面上给了“天朝”面子,实际却暗藏“奉陪到底”的强硬。


小小日本,为何敢杀大明使臣?

这首先与两场历史巨变有关。其一,两宋灭亡;其二,日本抗元。

两宋灭亡前,中国是日本的榜样。南宋灭亡的时候,日本“举国茹素”来哀悼大宋的灭亡。可见日本“中华情结”何其深厚。蒙元建立后,元世祖忽必烈因“倭主不来朝贡”,造大船7000艘两伐日本,结果船队均被台风所摧毁,日本人将此风称为“神风”。

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在日本人的眼里,已经失去“正溯地位”。中国自宋以后就不再是他们崇尚的正源华夏文明了。这不仅是日本史学家的认识,不少国外史学家与日本所见略同,均将宋朝覆亡视为古典意义中国的结束,即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

借助“神风”,日本两次横扫蒙元远征军。通过抗元,日本大大提振了战胜亚洲大陆军队的信心;另外对中国也不再崇拜。蒙古可以灭宋,但却无法灭日本。

虽然朱元璋鄙视日本由来已久。在他眼里,日本就是个“国王无道民为贼”的小丑国。但日本却认为本国比这个明国更有资格继承中华大统,他们以中华正统——上古人自居。针对大明皇帝对日本的鄙视,日本也进行了回应,日本学者写了一首诗《答大明皇帝问日本风俗诗》,描述了日本国现状:

“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储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

这就是即便在今天,“唐宋在日本”之说仍流传的原始出处。

话说回来。大明与日本剑拔弩张,战争呈一触即发之势。然而,面对朱元璋步步紧逼,日本当政者还是寸步不让。他们的“底气”除了上述两个原因,还有没有更“撑得住”的原因?

追寻历史的深处,发现还有一个日本当政者的“战略”眼光原因,甚至占据日本对抗中国的“底气”更大比重。

这要与日本内部变化联系起来。当时日本虽处“南北朝”时代,但执掌南朝的怀良亲王正值“起势”时期。南强北弱,大有江山一统、吞吐八方之势。杀明使、回战书,使怀良王声名远扬,此后,日本向明朝下书,很多都假托怀良王之名,以壮行色。而怀良亲王的底气,一是来自日本抗元“神风”的信心,二是他的战略眼光独到——断定朱元璋“不敢征伐”。

怀良王的判断依据,是中国自古以来,作为一支大陆力量,对外张力极其有限,从未有征服海上岛国的记录,自宋以来,中国基本处于频繁应付外侮侵略中,更何谈海战胜利经验。

所以,这个执掌日本大半江山的王者,虽承认本国实力没有强到战胜中国程度,,但料定大明皇帝不敢做蒙古远征军都做不到的事,朱元璋的“战争威胁”,不过是“说大话”而已,自己也不妨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放出“大话”——放马过来,俺不怕你。

果如日本所料,尽管日本一再不敬,朱元璋只是大话压人,始终不敢轻举妄动。不知他是忌惮“日本神风”,免蹈“蒙古之辙”,还是“韬光养晦”,总之后来“没和倭寇一般见识”。

再后来,朱元璋在留给接班人的铁券丹书中,明确规定日本为“不征之国”。他竟从日本的应战书的字面中找回了面子——既然日本称我为“天朝”,自称为“臣”,朕也就宽怀大度,不再究日本杀使者的事情了。

朱元璋此举,看似大度,实则无奈——我不打你了,你也别惹我。大明时期,中日力量虽然仍不对等,大明国力明显高出小打小闹的倭寇几筹,但从对抗之“国家气势”上,已呈“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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