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为何与苏俄争“中东铁路”:苏俄言而无信

2012年01月09日 08:22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托托

核心提示:《协定》签字后,苏联如愿以偿地接收了中东铁路,但对《协定》中规定的其他事项则一概置诸脑后。加拉罕和库兹涅佐夫对以前的口头承诺全都不认账了,他们的意识和做法直接影响了来中国任职的下属。

张作霖为何与苏俄争“中东铁路”:苏俄言而无信

本文摘自《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 作者:托托 出版社:远方出版社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政府,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考虑,对中东铁路问题也始终予以极大的关注。

早在1900年12月,列宁就曾在《火星报》上撰文,强烈谴责沙俄政府强修中东铁路并利用该路出兵中国东北,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曾声明:“我们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决不强制保留任何一块非大俄罗斯的土地和殖民地。”1917年12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和一切国家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外国的一切特权。在中东铁路问题上,采取的是坚持中俄合办并允诺中国可以“赎回”的政策。①

1919年7月25日,苏俄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了《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宣言》,即第一次对华宣言。但因西伯利亚的战事阻隔,直到翌年3月,北洋政府才收到由中国驻伊尔库茨克领事馆电呈的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法文本。其大意为:“俄国莫斯科劳农政府副外交委员加拉罕遣员送致通牒于我国,请正式恢复邦交。声明将从前俄罗斯帝国时代在中国满洲及其他各处以侵略手段取得之土地一律放弃;并将中东铁路矿产、林业权利,及其他由俄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霍尔瓦特、谢米诺夫、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之各种特权,及俄商在中国内所设立的一切工厂,与俄国官吏、牧师、委员等不受中国法庭审判之特权,皆一律放弃,返还中国,不受任何报酬。并放弃了庚子赔款,勿以此款供前帝俄驻京公使及驻各地领事。”①

但是,随着苏俄红军在远东地区的胜利,1922年赴华谈判的苏俄代表越飞与1923年使华的加拉罕本人,都开始否认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给中国的内容,并称中国政府所收到的法文本是“伪造”的。

事实上,在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确实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内容,这在世界各国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里也可以得到证实。问题的发生只是“苏俄政府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形势,对中国、对中东铁路采取了不同的政策”。②

1920年9月27日,由加拉罕签署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华民国政府宣言》,即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考虑到该宣言对本书有较大的意义,所以,将该宣言的主要内容抄录如下。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认为,为了两国的幸福起见,有必要发展前次宣言的原则,向中华民国外交部提出下列协定的要点:

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宣布,以前俄国历次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

二、两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迅速建立正常的贸易和经济关系。随后根据缔约双方遵照最惠国的原则,另行缔造有关贸易经济的条约。

三、中国政府承担下列义务:

(1)不给俄国反革命的个人、团体或组织以任何支持,不准他们在中国境内活动。

(2)在签定本条约时,须将中国境内反抗苏俄及其盟国的军队和组织解除武装,加以拘禁,并引渡给苏俄政府,同时把他们的武装、物资、财产全部移交苏俄政府。

(3)苏俄政府对于那些对中华民国进行叛乱的个人和组织,亦负有同样的义务。

四、凡居住中国的俄国公民当一概服从中华民国境内有效的一切法律和规定,不得享有任何治外法权。居住俄国的中国公民服从苏俄境内有效的一切法律和规定。

五、中华民国政府承担下列义务:

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政府立即同未经苏俄政府委任而自命为俄国外交和领事代表的人断绝关系,并把他们逐出中国国境。

将中国境内属于俄国使馆和领事馆的房产以及使馆和领事馆的其他财产和档案,归还以苏俄政府为代表的代表团。

六、苏俄政府放弃中国因义和团起义而付偿的任何赔款,但中华民国政府不得在任何情况下,把此项赔款付给非法提出此种要求的前俄国领事或任何他人或俄国团体。

七、本条约签定以后,中华民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应立即互派外交和领事代表。

八、俄中两国政府同意为苏俄需要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条约,在订立条约时,除中俄外,远东共和国亦可参加。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提出协定的上述各点作为主要条款,同贵国代表进行友好协商,为了两国的共同幸福,中国认为需要提出修改意见,亦可友好协商。

中俄两大民族的关系,不限于上述协定中所述各点,两国代表今后还需要另外签订专门协定,解决贸易、国境、铁路、关税以及其他等等问题。

苏俄方面将尽一切力量以求建立双方最密切最真诚的友谊,希望中国政府具有同样的诚意,并迅速提出建议,以便尽快缔结友好条约。①

在上述宣言中,已经没有了如第一次宣言曾提到的“不受任何报酬”地“返还中东铁路等财产”的内容。显然,苏联人是有意回避这个关键问题。

而宣言中提到的“远东共和国”,则是在远东地区存在时间不长的一个过渡性地方政府。

“十月革命”后,苏联红军开展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肃清沙俄残余势力的武装斗争。

在远东地区,苏联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了号称实力强大的沙俄高尔察克军团。1920年春,红军又解放了海参崴和除外贝加尔湖地区以外的大部分远东地区,迫使美、英、法等国的武装干涉势力从西伯利亚和远东撤军。但是,日本干涉势力仍驻扎在远东的沿海地区,外贝加尔湖和赤塔地区也残留着沙俄的白军。为了避免同日本作战,联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决定暂时不在远东地区成立苏维埃政权,而是建立了一个“缓冲国”。

1920年4月6日,在上乌金斯克市召开的贝加尔地区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人民革命政府——俄罗斯远东共和国。按其形式来说,远东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它事实上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人民政权,并建立了一支人民革命军,以肃清境内的白军残余分子。

至1922年10月,远东人民革命军击溃了日本干涉势力及其在远东的帮凶白卫军,从而完全解放了全部滨海地区。

国内战争全部结束后,1922年11月14日,远东共和国重新归并于俄罗斯联邦,取消远东共和国称号,其领土划为普通行政单位。

1923年9月,加拉罕率代表团到达北京,与北京政府进行谈判,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明确宣布:“本代表鉴于贵国目前的形势,不能将中东铁路让与贵国,且不愿敝国在中国势力比他国薄弱”,并宣布“作为商业企业,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属于苏联”。①

1924年5月31日,加拉罕与北洋政府代表顾维钧,分别代表苏中两国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该协定指出:“中东铁路纯属于商业性质,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事、警务、市政、税务、地亩等,概由中国政府办理。苏联政府允许中国政府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的一切财产。对于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取决,不允许第三者干涉。”②

但是,当时中国正处在军阀割据时代,中东铁路属于“东北王”——“满蒙王”张作霖的势力范围。所以,有关苏联代表加拉罕与北洋政府代表顾维钧关于东北地区的任何交涉必须通过张作霖的同意方可生效。大出苏联方面意料的是,已经相对独立于北洋政府的张作霖拒绝承认中苏外交代表签署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原来,为争夺并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奉系与以军阀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之间,于1922年4月28日爆发了直奉战争。战争最终以奉系失败而告结束。

奉系战败后,北京政权完全落入直系军阀手中。他们下令免去张作霖所担任的职务,并重新任命了奉天及黑龙江的督军。但是被任命的两地新督军发表通电说:“张作霖之去留,为三省三千万人生命之所系。对此乱命,一致否认。”随即两人都提出了辞呈。

当时,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商会联合会、工会联合会、教育联合会等各界团体,纷纷向直系北洋政府发出类似通电。很明显,当时张作霖的势力在东三省仍坚如磐石,他的地位不是北洋政府一纸命令所能改变的。

在东三省各界人士的拥护下,张作霖积极着手东三省独立。

1922年5月26日,张作霖正式向国内各地督军发出独立宣言。同年6月4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决议,推举张作霖为奉吉黑三省自治军总司令,宣布东三省自治,并与北洋政府正式断绝关系。

严峻的现实,使苏联政府认识到:涉及到中东铁路的问题,还必须与东北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张作霖签署一份相应的协议。于是他们派出全权代表库兹涅佐夫与张作霖接触,洽谈有关中东铁路及已经与北洋政府签属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等问题。但是4个月过去了,苏方没有收到任何成效。张作霖一再表示拒绝承认曹锟、吴佩孚为代表的北洋政府与苏方签署的有关中东铁路、确认外蒙地位及东北境内其他事宜的《大纲协定》。

对于张作霖的不合作态度,苏方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不仅如此,加拉罕还向北洋政府代表顾维钧提出抗议:时至今日,张作霖仍允许沙俄政府人员霸占中东铁路管理局。在他的纵容下,反苏反共的白卫军残余还十分猖狂地盘踞在中东铁路沿线地区。这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1924年7月13日,加拉罕代表苏联政府向中方下了最后通牒:经苏中两国代表于1924年5月31日共同签署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必须得到张作霖的同意。如果再次遭到对方的拒绝,苏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迫使对方承认中东铁路归属苏中双方共同经营管理的现实。

收到加拉罕的最后通牒后,北洋政府立即紧张起来,他们害怕苏联的最后通牒会激怒张作霖,从而引发军事冲突。所以,他们一方面收起该通牒,一方面向苏方承诺:一定会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之后北洋政府再次派出代表与张作霖谈判。

此时,中东铁路沿线的情况越来越糟。在张作霖的袒护下,流窜到中国东北境内的沙俄白卫军首领频繁地与反苏反共的西方列强接触,乞求他们能像1918-1920年那样,继续在军事、资金等方面提供大力支持,帮助他们“反苏复国”。

可以说,在中东铁路沿线出现了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极为不利的局面。

当听说北洋政府派到奉天的谈判代表再次无功而返时,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决定亲自去东北,与张作霖当面洽淡关于中东铁路等问题,并暗示他苏联存在军事介入的可能性。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张作霖正全力以赴地备战,准备与吴佩孚打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他曾错误地认为:有关中东铁路的问题拖得越久,苏联就会越不耐烦,就越有利于自己的备战。但是,当他见到气势汹汹的加拉罕,并听他暗示苏联政府准备派出大批红军进入中东铁路沿线清剿白俄匪军时,张作霖有些动摇了。再加上全国各界“与苏建交”呼声的影响,他决定在对己有利的基础上,与苏方洽谈建交事宜。不久,他向自己的外交帮办杨卓透露了和苏联讨价还价的“停止援助冯玉祥”等三条原则。①

后来,经过杨卓的游说,张作霖轻信了苏方口头允诺的“三原则”,同意接受苏联政府与北洋政府签署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议》和《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此外,还由奉系的代表与苏方代表于1924年9月20日在奉天(今沈阳)签署了《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政府之协定》(简称《奉俄协定》)。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议》规定,中东铁路纯属商业性质;暂由两国共管;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各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政、地亩(除该路自用地皮外),概由中国政府办理。

同时签订的《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对如下事项予以规定:

一、中东铁路设理事会为最高议决机关,理事会由十人组成,两国政府各派理事五人。理事长由华人担任,副理事长由俄人担任。监事会由五人组成,华人为两人,俄人为三人。监事会会会长由华人担任。

二、铁路管理局局长由苏联公民担任;副局长两人,华俄各一人。局长及副局长均由铁路理事会委派,由各该国政府核准。

三、铁路管理局下属各处长及副处长亦由理事会委派,如处长为俄人时,副处长须用华人;处长为华人时,副处长须用俄人。

四、铁路预算和决算提出的程序以及动用进款的手续方法等。

《奉俄协定》就中东铁路、航权、疆界、商约、税关条约以及宣传等问题达成了协议。在第六条的“补充”款下强调:“缔约双方政府互相担任在各该国境内不准有为图谋以暴行反对各该政府而成立之各种机关或团体之存在或举动。缔约双方政府允诺,彼此不为与对方国政治上及社会上之组织相反对之宣传。”

按照《奉俄协定》规定,中东铁路应由中苏两国共管,所有权益中苏双方各半,双方是平等的。《协定》签字后,苏联如愿以偿地接收了中东铁路,但对《协定》中规定的其他事项则一概置诸脑后。加拉罕和库兹涅佐夫对以前的口头承诺全都不认账了,他们的意识和做法直接影响了来中国任职的下属。

1924年10月3日,新到任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未经董事会及监事会的同意,就粗暴地将原地亩处处长关达基等人撤职看押(后经张作霖下令释放)。同年12月1日,由苏联人把持的中东铁路管理局下令停发对各教堂的补助费,神职人员被免职,并令其自谋生计。1925年4月9日,伊万诺夫局长又发布“94号命令”,即停止任用中、苏两国国籍以外的所有员工。

前几项措施因其具有一定局限性,只引起了管理局内部奉系官员的不满,没有在社会产生太大影响。可“94号命令”的发布,却使东北地区成千上万名不愿加入苏联国籍的俄侨失去了职业,这不仅在新老俄侨中引起骚动,而且对中东铁路沿线地区的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冲击。于是众人便纷纷转向张作霖的地方政府寻求保护。

对于一再失言的苏联人早已心怀不满的张作霖立即作出反应。1925年5月19日,他让中东铁路督办鲍贵卿出示布告,宣布伊万诺夫局长的“94号命令”无效。对此,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也针锋相对,于第二天向中国外交部及东三省自治政府发出抗议,要求取消鲍贵卿出示的布告,并撤换鲍贵卿的中东铁路督办职务。

由于有了外交争端,又有情报显示苏联已向东北地区派出大量特工人员,意图对奉系政要不利,所以张作霖从此就把所有的苏联人都看成是莫斯科派来的危险分子。

按理说,中东铁路延伸到中国的东北地区,新生的苏维埃政府本应与该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张作霖保持良好关系,但是莫斯科的领导人最关心的不是通过中东铁路来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而是想通过此途径向国外(尤其是中国)输出革命。为此,他们不惜牺牲中东铁路的经济利益,其中包括与张作霖进行相互合作的经济利益。

加拉罕曾经说过:“我们与张作霖的关系变得很紧张。这既是现实的,又是不可避免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在军事援助冯玉祥,以打击张作霖。这在过去只能是理论上的,而今则变成了现实。为了帮助冯玉祥将军最终战胜张作霖,我们利用了中东铁路。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张作霖在所控制的中东铁路沿线地区总是给我们找麻烦,而是他以中国东北地区,甚至是北京地区的统治者身份自居,敌视和反对我们所进行的革命。”

他接着说:“如果苏联要赢得张作霖的欢心,那只有如他所愿停止支持在中国境内的民族革命运动及放弃对冯玉祥国民军的军事援助。这样,就能缓解我们与张作霖之间紧张的矛盾以及双方的敌意,起码不会像现在这样相互仇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能在张作霖控制的广大地区实现我们的中国革命计划。而且,我们还必须被迫使出浑身解数向张作霖献媚,与东京讨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要激动地提醒大家:那么我们在华就将一事无成!”①

俄罗斯历史学家别斯科娃写道:“莫斯科对待张作霖的关系是不明智、不合乎逻辑并且是缺乏连贯性的,也就是始终反对张作霖的。加拉罕也多次在苏联外委会上讲:我们的上层领导在与张作霖打交道时存在着急功近利、不灵活等错误,当然还有其他与中国有关的政策与做法。

“必须做到:不能给张作霖造成我们从根本上就是要在他的控制区内与他为敌的印象。”

加拉罕曾说:“要做到以上这一点并不十分困难。只要满足他的实际需求,就能办得到。”

别斯科娃接着写道:“对此见仁见智,比如给他提供相应的军事帮助,在他的地盘里建个有实际意义的办事处,给他在开发中东铁路项目上提供贷款等等。遗憾的是,当时的莫斯科决策者并不想采取以上的实际步骤,来解决与张作霖的紧张关系。他们不允许苏维埃政权做出让步。在涉及到给张作霖提供援助的问题,苏联政府开始曾有过许诺。只不过常常朝令夕改,从来没有落实。这就会使张作霖在这个问题上产生怀疑,认为这个自我标榜‘欧洲无产者’的国家与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没什么两样。因此也会对苏联政府的其他政策和方针产生怀疑和动摇。在对待苏联政府曾经允诺提供援助的问题上,张作霖始终认为:苏联人是在耍弄他、愚弄他。因为,苏联代表在诱惑他可以提供援助的同时,却一直在实实在在地向他的死敌冯玉祥将军等提供大批的军事援助。”①

这种对张作霖摇摆不定的政策,导致了双方的相互敌视。1924年底,这种敌视开始呈公开化状态,集中表现则在中东铁路与外蒙地位确定等问题上。

首先,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奉系经常与苏方管理人员发生摩擦。

按照双方签署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议》第三款中有关中东铁路的规定,在东北地区,即使运送奉系士兵,也要向中东铁路管理局付一半的运费。因为《协议》中说得很明白:中东铁路完全是商业的合作企业,所以不可能免费提供运输。最初,奉系对此条款没有任何异议,并较好地遵守了该条款的规定。但是随着苏联与张作霖的关系日趋恶化,双方对有关中东铁路条款的纠纷日益增多,直至奉系拒绝支付中东铁路运送士兵、军事物资的运输款项。

1925年8月,张作霖宣布:过去归中东铁路所有的法院系统都归奉军管辖,并废除中东铁路对所属的教学系统的所有权。

对于张作霖的上述举动,苏联外委会委员契切林负责起草了一份照会,于1925年8月31日发给中华民国驻莫斯科的代办处。该照会说:“鉴于张作霖的上述要求,本政府要等待中东铁路管理局等部门做出答复。同时建议在外交框架内举行双边会谈。”①

但是在1925年9月2日,即中方收到该照会后,张作霖仍指使哈尔滨等城市的军警强行没收了中东铁路沿线地区的所属法院和中东铁路的其他部分资产,同时还驱赶了大批中东铁路所属的航运公司的苏方工作人员。

有预谋的类似行动相继在东北的其他地区展开。俄罗斯学者Д?斯拉文斯基在《苏中关系》一书中记述:

1926年1月11日,当地政府在事先没有任何声明的情况下,逮捕了中东铁路工会主席——苏联公民叶西科夫。

同年1月12日,又搜查了该工会大厦。

1月31日,中方雇用的白俄警察在路上拦截哈尔滨总领事的专车,并当场把车子上的苏联国旗扯下。

3月11日,发生搜查苏联驻哈尔滨商务处事件。

3月16日,当地执法部门强行封闭苏联运输公司驻哈尔滨办事处。

3月31日,奉军军警搜查中东铁路总工程师斯捷潘年科与中东铁路电报局局长科索帕波夫的私人住宅。

5月25日,奉系的穆林车站站长于建祥下令暴打该站的苏方值班员索夫瑟科。于建祥称:之所以惩罚索夫瑟科,是因为他曾阻止奉军士兵无票乘火车。过去,他还以此理由殴打过另外一名苏联公民萨夫拉索夫。

6月10日,因阻拦奉军士兵撕扯汽车上的苏联国旗,苏联驻奉天领事馆的司机加里宁被暴打。

7月19日,在满洲里市,苏联远东银行的苏联职员科诺瓦诺夫一家人因无意中惊走了奉军营长家的鸽子,被该营长的部下暴打。

9月2日,在满洲里车站,当地警察无任何理由毒打苏联公民基谢夫、赫梅列夫、萨迈连柯,之后还残忍地把以上三人吊死。

9月8日,同样是在该车站,苏联公民也无辜遭受毒打,并险些丧命。

9月25日,同样在满洲里车站,苏联公民波特戈尔斯基被当地警察殴打,并被带上手铐关押在地下室里。

9月3日,在齐齐哈尔火车站,苏联公民乌萨科夫被无辜毒打。

对于以上事件,张作霖非但不加制止,反而责怪当地苏联公民不遵守东三省自治政府的法律法规。不仅如此,他还命令部下逮捕了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及有关人员。稍后,在张作霖唆使下,奉军采取了更大规模的行动,逮捕众多的苏方铁路员工,查抄并关闭与中东铁路有关的苏方办事、办公机构,把中东铁路的苏方人员一律撤换成清一色的奉系人员。

张作霖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的超常规举动震动了莫斯科的决策者。他们在把张作霖列为中国头号敌人的同时,开始了外交努力。联共(布)中央责成苏联外委会分别于1926年1月19日、21日致电北洋政府及东三省自治政府,要求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反苏事件,恢复中东铁路的正常秩序,释放被无理关押的苏方人员。此外,苏方还建议苏中、苏奉共同签署相关协议,以确保苏联公民在华及在中东铁路沿线地区的合法权益。

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苏方还做出让步,即单方面撤消了原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的职务,并再次保证:今后一定使中东铁路变为纯粹的商业化企业。

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关于中东铁路的冲突暂时平息。

1926年1月24日,在奉天举行了由苏联驻奉天总领事克拉科维茨基与东北代表签署有关文件的交换文本仪式。在仪式上双方签署了《苏联政府与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关于恢复中东铁路营运秩序》的文件。同日,张作霖命令释放在押的原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第二天,与他同时被关押的其他苏方工作人员也被释放。

因中东铁路而引起的冲突似乎平息了,但是双方之间由此引发的仇视实际上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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