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清政府改革的设计者

李鸿章是一位“变法”论者,他把“内须变法”(1)作为推行“洋务新政”的纲领性口号,采取了一系列变通“祖宗之成法”这样触动时忌的措施,要求把具体的洋务的兴办与某种程度的“改革”结合起来。本文拟对李鸿章的改革主张与实践作一探讨。


在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清政府的腐败,最早发出“变法”、改革呼吁的是在鸦片战争期间一批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如魏源、龚自珍等。著名思想家魏源首先从鸦片战争的炮火中清醒过来,于《南京条约》签订后的1842年开始编著《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光辉思想和改革弊政的主张。但真正把有近代意义的“变法”、改革首次提上议事日程的是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官僚。但史实表明,在主张借法自强的洋务派首脑人物中,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站在这股潮流前面尽力呼吁变法的只有李鸿章一人。


李鸿章之所以力主变法,进行改革,是因为他对时局的认识最清醒、最深刻。众所周知,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欧美列强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后,对外掠夺殖民地,而摇摇欲坠的清封建帝国成为它们在远东争夺的主要对象的时代。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的爆发,使本来已经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处于更加危急的关头。面对国内和国际的局势,李鸿章并没有象倭仁等顽固守旧派一样,盲目自大,抱残守缺,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中国不可能再与世隔绝,而外国“强兵列器,百倍中国”,必须正视现实。1865年9月,他在写给朋僚的一封函件中,发出了“外国猖獗”、“千古变局”的感叹。1874年,他在《筹议海防折》中,对变局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mí@⑤⑥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2)。李鸿章是从放眼世界的高度来观察中国当时面临的局势的,认为这些强敌已大大超过了以天朝自居的中国,中国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如果仍拘泥于成法,固守旧章,前途将不堪设想。他浅层地比较了彼己之长短,认为西方诸国船坚利炮、工商发达、国力强大,而清王朝军事窳败、财政枯竭、国力疲弱。因此他认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3)。民族危机如此严重,中国怎么办?李鸿章的回答是:自强御侮。如何自强,李鸿章早在就任两江总督之前就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4)。到1865年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时,李鸿章对清廷说,采用洋机器对于处于危弱状态中的中国来说,还只是“治标”。那末什么才是“治本”呢?李鸿章认为“治本”在于转移人心,形成向西方学习先进技艺的社会风气,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仍束缚于繁密的传统信条中,极大地阻碍了洋务运动的发展,李鸿章对此很不满意。为此,李鸿章在1874年上奏的《筹议海防折》中,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他的改革主张。他说:“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以后,夷势qīn@⑤⑦qīn@⑤⑦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概,争言驱逐……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5)他援引古语“穷则变,变则通”为立论依据,反对“药方只贩古时丹”,要求针对时弊,全面改革。为了唤醒昏睡中的、愚昧无知而又侈然自大的官僚士大夫,李鸿章大声疾呼:“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焉!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6)以后,他又一再指出:“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局者当知所变计耳”(7),“中国以后若不稍变成法,徒恃笔舌与人争,正恐长受欺侮”(8),并沉重地说:“今当及早变法,忽令人笑我拙耳。第此等大计,世无知而信之者,朝廷无人,谁作主张?及吾之生,不能为不敢为,一旦死矣,与为终古已矣”(9)。表明李鸿章以力言“变法”为己任。难怪洋务思想家郭嵩焘将李鸿章誉为“能见其大”(10)的人物。所谓“能见其大”,就在于他识时局,知变计,敢于变祖宗之成法,力主改革。


李鸿章主张针对时弊,全面改革。其改革的范围很广,包括整顿军备,建立海军;发展各种民用企业;废除科举,改革育才用人制度等。



本文内容于 2012/1/9 10:26:38 被小编a12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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