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孙今何在:满清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

金婉茹原名爱新觉罗·毓宜,她是清朝最后一位庆亲王载振的孙女,即载振次子溥锐的长女。了解劝业场历史的天津市民都知道,载振是劝业场的第二大股东,“劝业场”这个名字也由载振所拟,但他们或许不知道,劝业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养活着庆王府上下百余口人,并维系了庆亲王本人的奢侈“爱好”。




这是一个寻常的冬日下午,九十岁老人金婉茹再次来到位于天津市和平区的劝业商场大楼前。


眼前这座西洋建筑已无往昔景象:旧时的丝绸鞋帽、钟表眼镜、珠宝古玩、刻字画像等老字号商户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按照现代百货业布局的化妆品、男女时装、家用电器、运动品牌等开放式柜台;唯有一楼大厅悬挂的清末翰林、著名书法家华世奎书写的“天津劝业场”五个苍劲饱满的大字保留了原来的风貌。


金婉茹原名爱新觉罗·毓宜,她是清朝最后一位庆亲王载振的孙女,即载振次子溥锐的长女。了解劝业场历史的天津市民都知道,载振是劝业场的第二大股东,“劝业场”这个名字也由载振所拟,但他们或许不知道,劝业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养活着庆王府上下百余口人,并维系了庆亲王本人的奢侈“爱好”。


股东庆亲王


1928年12月21日,天津法租界21号锣鼓喧天,一幢浅灰色七层大楼拔地而起,熙熙攘攘的人群不断涌进这座带尖顶的西洋建筑。在这座法国人设计的浅灰色建筑里,除了经营日用百货之外,更有天华景戏院、天乐戏院、天宫影院、天会轩戏院、天露茶社、天纬台球社、天纬地球社、天会轩(俗称“八大天”)等休闲娱乐场所,它便是天津劝业场。


劝业场开业典礼声势浩大,其背后的股东颇有背景。大股东是中德合办的井陉煤矿的买办高星桥,二股东便是庆亲王载振,此外,日本正金银行买办魏信臣、天津钱业公会会长叶兰舫等天津市名流亦有股份。


在满清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不久,1925年,载振也离开了北京,来到天津租界“避难”,并买下了位于天津英租界39号的(今重庆道55号)宅子,当起了寓公——这里曾是太监小德张的宅院。


在朋友的引荐下,载振认识了煤炭行业出身的高星桥。雄心勃勃的高星桥正筹划在天津建造一座百货商场。高星桥与魏信臣合资买下英商先农公司两块地皮,建起商场和交通旅馆,共计投资九十万元。在高星桥的劝说下,载振以三个儿子——溥钟、溥锐、溥铨的名义投资三十万元,成为劝业场的二股东。


劝业场落成时,载振建议取名为“劝业商场”。在劝业场6层的办公室内,悬挂着“劝吾胞舆”、“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四个条幅,劝业商场便是取其首字。这年冬季,高星桥、载振专程拜访了天津近代四大书法家之首,天津人尊称为“华七爷”的华世奎,以每个字100元银洋的润笔费邀华世奎为商场题了“天津劝业场”5个大字。


在金婉茹看来,祖父入股劝业场是一项精明的投资。一个颇能反映载振眼光独到的事实是,当劝业场建到三层时,第一轮90万元的融资已经所剩无几,高星桥又向银行贷款50万元,这时其他两位股东动摇了,相继退出劝业场,而载振不为所动。


王府的仰赖


金婉茹对劝业场的记忆大概要从每月必须抄录的月报说起。尽管是劝业场二股东,但载振从不参与经营,指派大儿子溥钟、次子溥锐与高星桥等人对接。每月底劝业场便会送当月的月报到庆王府。这时,金婉茹与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小叔叔(载振三儿子溥铨)就要承担抄写月报的任务。


当时金婉茹还只是十来岁的小姑娘,她对劝业场的印象仅仅停留在枯燥的经营数据上。由于年少,金婉茹并不理解月报上的数字代表什么,但她清楚地知道,庆王府上下所有人的开支就依靠劝业场股份每个月的分红。


此外,祖父载振还有很多奢侈的“爱好”,这方面的投入也是靠劝业场分红来维持。溥铨撰写的《父亲庆亲王载振事略》一文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他曾养过龙睛鱼、金鱼、天鹅、野鸭、虎皮鹦哥等,特别喜爱养蛐蛐、金钟子,不惜重金选购,还买了很多精致的蝈蝈葫芦,有的是象牙雕刻的盖。”


毫无疑问,这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好在庆王府赶上了1928年~1937年劝业场生意最红火的十年。对此,溥铨文中记载道:劝业商场地点适中,落成后各类商户纷纷到那里租摊营业,商户要在场内得到一个好摊位,不但要交高额租金,而且要交付一笔数目可观的进场费。此外,劝业场外还有交通旅馆和龙泉澡塘,生意都很兴旺。


以现代商业选址要求来看,劝业场的创建可谓“生逢其时”。辛亥革命以后,壬子兵变、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国民革命军北伐等一系列事件使得北京局面动荡不安,一批军阀、官僚、富商等纷纷迁入天津租界,使得租界人口剧增。数据显示,上世纪20年代末,法租界人口达52000多人,为租界之最。毗邻的英租界39000多人,日租界为36000多人。而劝业场的位置正好处于法租界,为周边的高端顾客群提供服务。


后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载振不参与劝业场的经营?看到劝业场生意红火为什么没有增资扩股?对此,金婉茹对笔者解释道,“载振遵循了祖训,‘不与庶民争利’。”


不过从后来的变数来看,载振“不参与”的态度和小股东地位虽然让他少赚了钱,但同时极大程度地保护了他。相比之下,在那个动荡时代,大股东高星桥受了不少折磨和压力。


坎坷劝业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天津被日本军队占领后,由于日本兵成天在日租界打靶演习,设置路卡,对来往行人和车辆进行搜查,居民惶惶不可终日。随着顾客不断流失,劝业场的生意每况愈下,据载振三儿子浦铨回忆,“有些时候,庆王府甚至拿不到商场的分红。”


劝业场经营举步维艰,庆王府没有了收入来源,时常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抗日战争结束后,劝业场的经营仍无好转。年迈的载振因此积忧成疾,最终,于1947年旧历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中国最后一位铁帽子王爷驾鹤西去。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间,劝业场的大股东高星桥因惊吓和操劳,病死在上海。至此,劝业场的两位创始人双双化作历史的尘埃。


可是,劝业场的故事仍在继续。1956年一个下午,金婉茹来到劝业场六层办公室,同行的还有她的大嫂张莱珊和姑姑金端生以及高星桥的儿媳。


在公私合营的大潮下,从这一天开始,劝业场划归国有,从此与庆王府以及高家再无股权上的关系。在一些历史的紧要关头,平日被讥笑为“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往往会挺身而出,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金婉茹和大嫂张莱珊和姑姑金端生这几位庆王府“娘子军”便代表溥钟、溥锐、溥铨签字,将所持股份捐赠给政府;而大股东高家则派出高星桥的四儿媳为代表。


由于金婉茹从小接受私塾教育,口头表达能力强,再加上她当时的身份是天津某街道办事处职工,因此,她代表股东发言。金婉茹依稀记得她当时说:“感谢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宽大处理,我们没有能力经营好劝业场,愿意将所持股份捐赠给国家。劝业场的员工工作努力,我代表股东希望政府能够将他们留用。”


王孙今何在


公私合营后,天津劝业场翻开了新的篇章。当代著名书法家爱新觉罗·兆基目睹了这一变化。在兆基看来,以前只有达官贵人可以享受的待遇,普通老百姓也能体验一把了。爱新觉罗·兆基是努尔哈赤第六子拜塔王爷的嫡孙,按照辈分,他应该叫金婉茹姑姑。当时兆基是一家中外合资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他最经常光顾的是劝业场的改造后的光明影院。尽管当时一场电影的票价是两毛钱,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但相比之前更具有“亲和力”。


解放以后,爱新觉罗后裔走动开始频繁起来。“像以前我们都不敢联系,在过去,两个王爷之间,即便是亲兄弟也不能相互走动,不然有谋反的嫌疑。”爱新觉罗·兆基对笔者表示,他与姑姑金婉茹相认也是在解放后。


金婉茹的另一个身份是东北奉系张作相上将军五公子的妻子。金婉茹曾从师四叔溥铨学习绘画书法、从师张伯驹老先生学习作诗填词,拜樊筱舫先生学习书画,擅长画骏马、雄鹰、金鱼、松、竹、梅、兰,现是天津市文史馆书画组成员、天津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


回顾过去以及劝业场历史,有何感慨?问及这个问题。金婉茹沉吟半响,提笔在纸上写下:改革辉煌,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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