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纠结:当“曾国藩”,还是做“华盛顿”?

袁世凯深知,“曾国藩”不好当。眼下全国十七省独立,收复这半壁江山岂是一年半载可以完成?而做“华盛顿”也有风险。假如袁氏费尽心机逼宣统退位,孙中山却食言,那他一定会沦为像自己安阳老乡曹操一样,遭万人之唾弃。孰优孰劣,何去何从……

“一文未带”与国库如洗

1912年1月1日,南京,总统府,深夜11时,皓月当空,繁星点点。

孙中山手捧临时大总统就职誓词,用粤语庄严宣读: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就职仪式极其简单而仓促。据陕西代表马凌甫回忆,典礼结束,大家“边跳边喊,沿街居民多从睡梦中惊醒。不少人怀疑是散兵游勇滋扰,也有披着衣服从门缝中窥伺动静的。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当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们余兴未尽,作此有类儿戏的行动”。

孙中山之所以赶在1日就职,意在改正朔,用阳历,其象征意义深远。不过,拥清的官员士绅们对此举动似颇不感冒。如那桐当天仅淡淡一笔“今日为西历正月一号”。蛰居沪上的郑孝胥甚至认为清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

真正引起强烈反响的当属南方独立各省。为了庆祝民国元年元旦,上海学校停课一日,时年19岁的青年学生陆澹安外出访友,“十二时,归途中见沪军都督宣告改朔之告示多张,商店皆悬五色旗。游人往来举欣欣然有喜色。”湖北黄州街头,学子朱峙三午饭后出城,“见寒溪学堂贴有新联,彩旗飘扬是为新年元旦。”

民国肇建,各地欢庆,本是人生乐事,然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虽面带喜色,却满腹心事。孙氏忧虑之一,便是临时政府财政吃紧,无米下锅。

搞革命是一项极为烧钱的事业。南方诸省要人们听闻孙中山将于1911年底归国时,无不欣喜若狂,其中缘由,除了对孙氏的崇敬外,另一要因多半是当时盛传他携巨款而来。如吴景濂听说,孙氏在美国募有美元数千万,兵船十只,“如在宁组织临时政府举伊为临时大总统,可将钱及船献出,为政府用”。就连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也深受流言影响,“据传孙氏携回许多活动经费,但其数额并不会太大(一说五千万元)”。

于是乎,在众口相传之下,孙中山不仅是伟大的革命领袖,更成为一棵生财有道的“摇钱树”。不过,这仅是众人一相情愿塑造的神话而已,形成得极快,破灭得更快。

12月25日,人们翘首以待的“孙财神”在上海登岸,无论是革命党人、外国使节还是报社记者,最想知道的就是孙中山口袋里到底装了多少银子。当天下午一时,孙中山先生欢迎大会在张园召开,“到者万人以上”。留日学生黄尊三慕名而来,“中山先生三时出席,演说颇长,大概以此次归国,人人均以余带来几千万现款,实则余一文未带。所带来者,仅此革命之精神耳。”另一版本大同小异,“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

精神确能鼓舞人心,但毕竟不能当饭吃。社会百废待兴,新军嗷嗷待哺,唯今之计就是两个字:“搞钱”。澳大利亚著名记者莫理循一语中的:“孙中山迄今给人们良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款的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实际上他什么钱都没有带来。一旦此事为人所知,人们很可能对他产生反感。”果不其然,“一文未带”的消息一经公布,招致一片失望之声。

常言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枪杆子的坚实保障终究还是钱袋子。当时仅南京一地,便驻扎军队十多万,军费实际是财政的主要支出。因军饷无着,黄兴唯有下令将伙食改为稀饭。等稀饭都不够吃了,军队只好将南京城的小火车抵押给日商,借款二十万,暂时维持。1月1日,由广州革命政府遣往南京的三千名士兵路过上海,时值隆冬大雪。黄浦江畔,士兵们“身上只穿单夹不等的平民服装,加上一件羊皮背心”,这样的装备自然不能抵御严寒。军队长官次日到上海广肇公所要求协助制造棉被褥各三千条,限三日内交货。然而“公所以无军服制造厂可转托制,且棉花市面缺货,只得做了稻草的被褥各三千条,以应急需”。耐人寻味的是,这支军队是为守护南京而来,临时政府却不予提供所需物资,只得向同乡的公所求援。政府财政之支绌,可见一斑。

吃不饱,穿不暖,军心自然浮动,小规模骚乱哗变不时发生,难怪张謇感叹“宁桓兵队抢劫之事日有所闻,难乎言军纪矣!”

南方财政一筹莫展,北方清廷也好不到哪里去。早在12月1日,度支部代理大臣绍英在日记里写道:“部库实存现银九十八万七千一百七十一两二钱六分三厘一毫,辅币七十四万枚”。转眼到了月底,袁世凯告诉隆裕:“现在库中只有廿余万两,不敷应用”。若财源如此匮乏下去,将无法同南方作战。出于无奈,隆裕只得下诏,一面向各省求款,一面令亲贵捐献。然而,结果却令人啼笑皆非。1月1日,山东复电拨银三万两,洋三万元,黑龙江复电筹洋三十万元。不过,这些所谓款项仅仅停留在电报纸面上而已,如同画饼。而亲贵们则个个像铁公鸡,不愿出血。据当时在总务厅任职的许宝蘅记载,1月2日上午,袁世凯入对,隆裕言:“现在宫中搜罗得黄金八万两,你可领去用,时势危急若此,你不能只挤对我,奕劻等平时所得的钱也不少,应该拿出来用。”袁答:“奕劻出银十五万。”隆裕道:“十五万何济事,你不必顾忌,尽可向他们要。”

两天后,段祺瑞、赵尔巽、陈夔龙等八位大吏联名通电,指出“外间盛传,仅亲贵存储外国银行之款,俱系现银,数及3000万……亲贵大臣与国休戚,岂容漠视。国存则款固有着,国亡则家亦随之”。应者依旧寥寥。

山头林立与“孤儿寡妇”

1911年1月1日,杭州,都督府,上午9时,西湖碧波,青山环翠。

浙江都督汤寿潜同往常一样,开门办公。今日乃民国建元,杭州城内一派喜庆气象。唯独这个汤大都督愁眉紧锁,不展欢颜。

浙督一职,看上去很美,实令人烦不胜烦。平心而论,汤寿潜出任都督,实属意外。汤本是心怀忠君情结的传统士绅,只是由于杭州起义仓促,诸如陶成章、章炳麟等大佬身处海外,环顾省内,唯有汤“有声海内,识者皆尊敬之”,且拥有别人不及的人脉资源。于是众人一致认为汤乃“众望所归,勘膺此选”。对于革命党人而言,无非是暂时利用其声望与经验,二者间的蜜月期就好比兔子尾巴,短得可怜。都督府各部门实权多半掌握在其他革命党人手中,汤往往备受掣肘,徒具虚名。套用句时髦话,他就是个“打酱油的”。

况且不少革命党人年轻气盛,恃功自傲,完全不把这个布衣都督放在眼里。其间有两件事对汤刺激颇大。一是“贵林事件”。贵林,杭州旗营满人,思想开明,在和平解决旗营问题上出力尤多。但就在旗营投降的第二天,司令部、政事部即以匿留枪械、图谋反抗罪名,假托都督名义加以枪决。出于“维稳”的需要,汤强忍怒火,保持克制。不久,革命党人王金发又向汤发难。王本来就对汤寿潜甚有成见,曾质问陈其美:“汤寿潜是反对我们革命的,为何要推他出来做都督?”后来王更是无视都督府的命令,组织绍兴军分政府,自任都督,裂土而封,截留浙东税收,采购军械,扩充部队,“政出由己,每与杭州督府相对抗”。

既然自己已被架空,实在没必要天天手攥“橡皮图章”,做个“傀儡都督”。半个月后,汤寿潜挂冠辞官。

汤氏之遭遇实乃南方独立诸省的一个缩影。在革命的大旗之下,各色人等掺杂其间,心怀私利,鱼龙混杂。南昌独立,原新军协统吴介璋出任都督,不久便叫苦不迭:“地方情形还很混乱,青红帮中人,干涉地方政事,措施困难,急于求去。”12月31日,一支学生军路过黄州,经朱峙三观察,“学生军虽有三分之一为真学生,余人予似在武昌见过为小贸或提篮卖物之小流氓,想见招学生军时流品之杂。”

可见如何整合这些背景繁杂、层次不一的诸股力量,便成为又一道摆在孙中山面前的难题,毕竟革命尚需依靠他们完成。即使在最高领导层,也颇有政见与派系之别。就在孙出任临时大总统前夕,宋教仁还就未来政府形式到底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与孙氏争吵得“面红耳赤,几至不欢”。同时,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宿怨难消,湖北的黎元洪与临时政府亦是貌合神离,自树一帜。这也就难怪莫理循认为“任命像孙中山或黎元洪这样的领袖为民国的总统,决不能指望会得到列强的早日承认。孙中山对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而黎元洪则在省外毫无地位”。

与之相比,清政府已至无人可信、无人可用之境地。像李鸿章、张之洞、鹿传霖、刘坤一这样的20后、30后官员已大半凋零。彼时,50后老当益壮尚能饭,60后精力充沛是骨干,70年锐气十足需磨练,这本是属于他们干事业的年代。然而,能臣端方身陷莫须有的“照相门”事件,横遭罢黜,后死于蜀道之上;干吏铁良竟因载涛、良弼的嫉妒而被贬至江宁任闲差;肃亲王善耆出于善意倡言改革,却被视为朝廷异端,难受重用……亲贵见用,贤才见弃,载沣28岁,载洵25岁,载涛24岁,三个乳臭未干的80后居然忝列内阁要职,岂不令国人心寒!

12月6日,载沣卸去摄政王一职,退归藩邸。这意味着隆裕太后、宣统小皇帝失去了手中唯一可以信赖的救命稻草。虽然袁世凯声称:“某为大清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欲使余欺侮孤儿寡妇,为万世所唾骂,余不为也!”然而谁都清楚,“项城之心,千空百窍,外人无从捉摸”,作为善于权变之辈,袁世凯只会相机而动,绝无忠心可言。

不过,除了依仗老袁,还能靠谁?隆裕只好把赌注压在袁氏身上。据《绍英日记》载,12月28日,袁世凯将南方革命党力主共和、唐绍仪请开国会的建议呈报隆裕太后。“皇太后垂泪谕袁总理大臣云:‘汝看着如何办,即如何办。无论大局如何,我断不怨汝。即皇上长大,有我在,亦不能怨汝’。”隆裕已是心力交瘁,打算撂挑子了。毫无疑问,自此,清廷的命运已牢牢攥在袁世凯手中。

虽然身为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还不能统领所有势力,他握有一堆杂牌,尚需时日悉心梳理;隆裕手头已无牌可出,只得寄希望于袁世凯;而袁世凯此时两边得利,能进能退,成为南北皆极力争取的一张王牌。

形势逼仄与洗牌在即

1912年1月1日,北京,中南海,下午5时,夕阳余晖,天色渐暗。

英国公使朱尔典赴中南海拜会袁世凯。袁氏看上去显得心力交瘁,因为“他的日子很不好过。他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就职以来益形苍老”。并且袁氏表现得非常气愤。怒因即南方临时政府突然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这着实令袁措手不及,颇感被动。

本来,袁世凯打的如意算盘是游移于革命党与清廷之间,对革命党既打又拉,对清廷连哄带吓,从而抬高身价,坐收渔翁之利。若是革命党得势,袁氏可以顺水推舟,促成双方和谈,推行货真价实的君主立宪,做中国的“伊藤博文”;如果清廷尚能维持,袁氏亦不妨挥戈南下,芟除乱党,成就一番“曾国藩”式的功业。当时袁世凯所作所为实基于形势之变幻,并非后人所认定的早存亡清篡国之心。毕竟他是一名倾向于君宪主义的政客。

然而,孙中山的回归却让局势变数陡生。孙氏上台,至少使得南方革命势力拥有了名义上的统一政权。如此一来,本来一场属于革命党与清廷的生死对弈,俨然化作孙中山、清廷和袁世凯之间的“三国杀”。这体现出孙中山卓越的政治智慧。本来扑朔迷离的政治问题由之渐趋简单明朗。孙氏允诺袁氏一旦劝清帝逊位,就将大总统职位拱手让出,相当于给其指出两条路:要么拥护共和,做中国的“华盛顿”;要么坚持帝制,走一走“曾文正公”的老路。

袁世凯深知,“曾国藩”不好当。眼下全国十七省独立,收复这半壁江山岂是一年半载可以完成?而做“华盛顿”也有风险。假如袁氏费尽心机逼宣统退位,孙中山却食言,那他一定会沦为像自己安阳老乡曹操一样,遭万人之唾弃。孰优孰劣,何去何从,大概在1月1日前后几天,袁世凯出现了短暂的自我角色定位的认知困难。谙熟政治风险投资的他,也需要时间考量成本,清算底牌。

朱尔典当天见到的正是陷入犹豫、迷惑、纠结、顾虑重重迷雾笼罩之中的袁世凯。双方的会谈还算坦诚,袁世凯对之大倒苦水。首先,革命党“不断地违反停战条款,这已有好几省的无数敌对行动的事实证明……这使他们的敌意行动发展到顶点”;其次,袁世凯“被公开指责是暗中的革命党……蒙古王公已决定,如果中国建立共和制,他们就宣布独立”;再次,“皇族和军队反对继续谈判。军谘府全体成员赞成开战,他自己部队的军官也大发牢骚,说他的政策葬送了他们的胜利果实”。当然,袁氏尚不忘惺惺作态称自己“感到智穷才竭”,准备辞职。

沉稳老辣的朱尔典自然知道袁氏所言不免有夸大之嫌。他只是再度提醒袁氏,如果令战火重燃,这会“带来难以言状的流血和灾难,并可能使中国分裂为南方共和制和北方君主制”。一语点中了老袁之痛处。

形势逼仄,时不我待,袁世凯洗牌在即。

1月5日,莫理循在写给《泰晤士报》同事布拉姆的信中提到:

我并不怀疑清廷要垮台……我相信一定会出现一个民国,而袁世凯只要在此期间不被炸死,会成为民国的第一任总统。

不得不佩服这位澳大利亚人超一流的洞察力。对于身处南北势力之间,已摸清孙中山之王牌、抽走清廷之底牌的袁世凯而言,恐怕此举也是最合适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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