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如何评价抗战时的国民党正面战场

来源:兵器知识 作者:徐焰 2011-12-26 17:15




1931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是国人念念不忘的一场民族战争,它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地位并决定了现代中国的命运。改革开放后,国内史学界对对抗日战争的史料有了更全面的了解,20世纪80年代后大陆方面的出版物已充分肯定国民党当局在抗战中的作用,同时客观地指出了其腐败无能和作战指导的消极。但近些年来,有人借口纠正过去较少提及正面战场的偏向,以吹嘘和引用不实资料的方式夸大国民党当局在抗战中的战绩,使不少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产生了许多偏颇的认识。因此,公正地评述抗战中的正面战场,不仅涉及能否还原历史真实的问题,也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

谈到国民党当局抗战时的表现,不能只讲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的抵抗,还必须提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实行的“不抵抗政策”。这种因“不抵抗政策”而丢失80万平方千米国土和3000万同胞的行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卖国行为。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后割地,毕竟还是抵抗后败而失地;而对日军突袭东北,南京政府却不敢抵抗而撤军弃地,这不仅招致全国民众的怒骂,还招致国民党一些要求抗日的人物和派系的强烈反对,进而引发了“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

近些年有人提出要“公正地评价国民党抗战”,并片面引用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和到台湾后的观点作为根据。不过一个不光彩的事实是:抗战时投降日军充当伪军头目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至1943年时即达58人之多,在其率领下成建制投敌的军队达50万,成为伪军的主要来源。追随国民党政府副总裁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人,并成了南京伪“国民政府”的基础。那些寻求“公正”的人对这些铁的史实故意避而不谈,其“公正”、“全面”又从何谈起?

从抗战意志的坚定性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没有一个投降日军的高级将领或中央委员。在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只有少数中下级干部和被俘的士兵在日军威逼下投降当了汉奸,但绝没有成营、成连投敌当伪军的例子。国共两党、两军的抗战意志由此可见一般。还有些人以抗战中国民党军共伤亡320万,中共部队伤亡60万人的数字为依据来吹嘘前者,从军事知识上看纯属强词夺理。伤亡多并不等于作战贡献大,从某些方面分析还说明指挥笨拙。最主要的是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的数量比中共部队多30倍,在后期也多4倍。何况国民党政府掌握着全国政权,理应负担抗敌的主要责任。而当日军深入国土,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时,作为一国的政府进行抵抗,这也是一个执政党的本分。若对此都要歌功颂德,岂非白痴?

怎样看待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

曲解历史的最简单办法便是一面之词。改革开放前,国内讲到抗战时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多只讲国民党军一溃千里,这就不能解释中国为何还坚持了八年抗战直至胜利。改革开放后,通过解放思想,有人又只谈正面战场的战果如何辉煌,这也不能解释为何屡战屡败,损失惨重。何况抗战初期尚可以用武器落后辩解,抗战后期中美联合空军已经掌握了制空权,国民党军得到美援后装备也比日军为优,兵力更是一直居于绝对优势,为什么直至1944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仍出现豫、湘、桂大溃败呢?

公正客观地看待正面战场,人们应敬重众多将士的英勇奋战,但也应看到存在着严重的腐败无能现象,这主要统帅和将领负责。1937年全面抗战之初,国内多数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还能形成同仇敌忾之势,贪赃枉法的官员也有所收敛。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军虽一败再败,但多数官兵表现尚好。此后六年间,日军因战线太长,兵力不足停止了战略进攻,战局呈往复的“活塞式攻势”,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进行了多次防御性会战,作战却日趋消极,除印缅远征军外的多数军队战斗力下降。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翌年国民党军在南昌附近进行了南浔路会战,在鄂西北进行了随枣会战,还进行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等,其中在湘北和广西昆仑关取得过全国瞩目的战绩。1940年,国民党军除了在桂南继续作战并在部分地区进行战术反击外,在鄂西又进行了枣宜会战。1941年,正面战场进行了江西上高会战,以及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击退了日军。但在中条山会战时,日军十万兵力仅两周就击溃第一战区国民党军主力15万人,声称“获得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蒋介石也认为该役是“抗战史最大之耻辱”。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正面战场的作战积极性反而下降,依靠美国、坐等胜利成为当权者的如意算盘。1942年,国民党军组织远征军入缅,遭遇惨败;还进行了消极防御的浙赣会战。1943年,正面战场仅有防御性的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1944年,被蒋介石称为“抗战以来忧患最深的一年”,除缅甸攻势成功外,正面战场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大溃败。重庆震动,国民政府准备迁都昆明或更偏远的西昌。虽然战场形势在1945年春得到稳定,但国民党军始终未进行反击。

武器落后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失败的原因吗:

在全面抗战初期,当时国民政府将失利原因归咎于武器落后,多少还说得过去。但从1944年春到1945年初,美国援华的陈纳德航空队和国民党空军已经掌握了战场制空权,日军在丧失空中掩护且兵力火力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竟在进攻豫湘桂的“一号作战”中打得国民党军一溃千里,又沦陷了6000万人口的地区并丢弃了40个师的装备,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出现这种让盟国惊讶,受国人谴责的战况,国民党当局就再无推诿于武器的理由了。

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装备十分落后,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却能发展壮大。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3万多部队,只有1万多支缴获的杂式步枪,每支枪平均只有30发子弹。至于火炮,八路军只在山西拾到阎锡山军丢弃的12门75毫米山炮,成立了仅有的一个炮兵团。因无炮弹来源,八路军只能在关键性战斗中偶然使用。抗战的前三年,国民党当局每年只发给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发子弹,枪支弹药主要来源靠战场缴获,名副其实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得到盟国16亿美元的军援还连打败仗的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靠人民支援和战场缴获却不断发展壮大,至1945年夏发展到93万人,有37万支枪,并解放了1亿人口的地区。

在全面抗战的八年间,八路军、新四军子弹消耗不足4000万发、手榴弹800万枚(火炮极少,忽略不计),按杀伤52万日军和同样数量的伪军统计,平均每毙伤一敌约消耗子弹30发、手榴弹7枚,这一低比例世界罕有。八年全面抗战中国民党军共耗用子弹17.09亿发,炮弹959万发、手榴弹和枪榴弹2359万枚。按蒋纬国《抗日御侮》一书中统计,共毙伤日军85万人(国民党军基本不同伪军作战),平均约消耗子弹2000发、炮弹11发、手榴弹27枚才毙伤一敌。

同为中国人,国共两党军队在抗战中的表现如此不同,连美国派到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中将都盛赞共产党而斥责蒋介石集团无能,主张将援华武器的一部分分配给“能打日本”的军队,即八路军。1944年美军延安观察组的报告也预言,中国的未来将属于共产党,只是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出发,仍坚持支持腐败却亲美的国民政府。

从军事角度而论,国民党大部分军队(印缅远征军等少数部队除外)战斗力低下,除了武器的系统性、标准性差之外,关键在于领军者腐朽昏聩,士兵素质低下。国民党军提升军官主要靠私人关系而不重军事才能,征兵又靠强抓壮丁,川、黔、滇军还多是烟枪不离手的“双枪兵”,其士气和素质之差可想而知。中国人口众多而财政困窘的特色,使当权者珍惜武器而轻视人命,加上士兵经常开小差,便舍不得消耗弹药对其进行训练。当时令外国来华人员感到很奇怪的一件事,便是“国军”士兵手中虽有先进的德、美枪支,却赤脚穿草鞋,连一双极便宜的胶鞋都不发。旧中国那种士兵全然不受珍爱,缺乏训练又文盲充斥的军队,其武器使用效能肯定不高。

在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从来没有成建制地消灭过日军一个师团,除滇西远征军在腾越歼敌一个联队(团)外,其他军队也从未取得过成建制歼灭日军一个联队的战绩。即是在滇西反击中,中国远征军虽有绝对优势的火力和美国航空兵的掩护,以几万人围攻日军一个千人坚守的据点,也要耗时两三个月才能夺取(近年影视作品大力表现的松山之战便是如此)。只有完全由美国装备训练且有良好供应的驻印度的国民党军(新1军、新6军),才有过击溃同等数量日军的记录(当时缅甸的日军也处于粮弹缺乏的窘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没有重武器,枪支弹药的补充还要靠战场缴获,因此只能进行“打了就走”的游击作战,通过“积小胜为大胜”的方式消灭敌人。有人硬拿共产党的敌后战场无大仗的情况来炒作,不是对历史无知便是别有用心。

国统区军民关系恶劣,严重影响抗战绩效:

在抗战期间,大而弱的中国要抵抗小而强的日本,以多而不精之兵同少而强悍之敌交战,就必须发挥自己本土内线作战、便于得到人民群众支援的长处。但国民党政府害怕武装人民,长期只靠政府军作战,只让民众出力出粮,战区军民关系的恶劣也直接影响抗战战果。

据全面抗战前期奔赴前线的国民党军官兵回忆,当时他们所到之处常遇民众夹道欢呼,送茶送水还有不少人踊跃参军,这极大地激发起官兵们的杀敌热情。到抗战中后期,政治沉闷,腐化加剧,民心士气日益消沉,逃避兵役成普遍现象(这与政府无社会保障措施有关)。当时补充兵员靠抓丁,被抓者因家小无人照顾,大都寻机逃跑。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长鹿钟麟报告,抗战七年来,前后征壮丁共1100万人(其中有重复统计),实际达到战场者不及500万人,其余为逃亡或病故。这里所说“病故”实际多指抓捕捆绑时虐待致死,而多数缺额还是属于开小差。国民党军由此形成一个“抓—逃—再抓—再逃”的恶行循环,其士气和战斗力可想而知。

在相持阶段的湖南战场上,六年间进行了六次大会战日军伤亡达20万人,是正面战场表现最好的战区。当地最高指挥官、第九战区司令薛岳虽然也中饱私囊(后来蒋经国“打虎”时查出其大量违法资金),治军却相对较严,湖南境内民众拥军情绪也颇高。自近代起,湘人又有勇悍传统,面对日寇的入侵蹂躏,省内许多民众也能长期坚持抵抗。而抗战时期军民关系最糟之地,当属蒋介石的浙江同乡汤恩伯统辖下的河南,以致当地民谣有“河南四殃:水、旱、蝗、汤”之称,豫籍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又称以“汤”害民最甚。任第五战区司令的李宗仁回忆,他接到控告汤恩伯部掠夺民财、民田、民女的状纸竟厚积盈尺,请其下令制止,却因其系蒋介石心腹爱将,得到的只是他“我再下千百道命令也无益”的推辞!

1944年春,日军以15万兵力进攻河南,汤恩伯部40万军队一月内全部崩溃。最可悲的是,据当时第一战区《会战之检讨》所述,败退时“豫西民众到处截击国军”,结寨自保的乡绅百姓怕败兵滋扰还沿途将其包围缴械,“汤恩伯亲自带领的直属部队,损失更惨”。在此中原之战中,日军伤亡仅4000人,便将平汉线打通并造成河南大部沦陷。对此蒋介石虽将汤恩伯撤职以平民愤,但接着又安排他异地当官。

1944年秋冬,日军进攻广西、贵州时,又出现了抗战史上最可耻的一幕惨剧。地方政府事先不组织民众,遇敌先逃,黔桂公路上数十万军民混杂在一起奔逃,寒冬中又缺衣无食,尸满沟壑。当事人每忆及此,无不痛心疾首!日军以3000人的先头部队穷追数百里,直抵距贵阳不远的独山。四川派出援兵时,沿途千里竟出现百姓关房门店铺,官兵饮食难寻的窘境。当时日军因无寒衣且不敢孤军深入,便退回黔桂边界,重庆的震惊才平缓下来。

此时日本败局已定的形势已很明显,战争潜力也挖掘殆尽。日军战史和当事者的回忆都称,在华日军多数部队仅于1944年春最后一次发放新军衣,此后大本营便要求“自活”。第一线师团经几个月作战,服装磨损得破烂不堪,许多人只好穿着掠获的国民党军服装或老百姓的便服,只能靠头戴日本尖顶“战斗帽”来予以辨别。由于后方的武器接济不上,不少日军扛上了“一号作战”中缴获的大量捷克式轻机枪和型号杂乱的各种步枪。侵华战争初期,以整洁黄呢子军装和武器整齐划一为标志的“皇军”,此时已露衣装杂乱褴褛之象。然而由于当时国民党当局腐败及有意保存实力,面对已败象毕露的日军,仍未发动过一次反击战役。

腐败是国民党当局顽症并致其最后失败:

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大失人心的表现,主要是当权者发国难财,重用私人,一心利己,无视民生。

抗战前期,国民党高官利用被封锁状态贪赃枉法,骇人听闻。1940年春,毛泽东在延安讨汪大会上谴责任第一战区司令的贪官蒋鼎文时便说:“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八九个之多者”。“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考察,在国统区尽见腐化而义愤填膺,又被陕甘宁边区的清廉奋斗所感动。他到处宣传,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贪污,那就是延安。

抗战后期,国民党当局得到美英外援,腐化之风更甚。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内兄宋子文相继主管国家财政,借机成了亿万美元富翁。1942年美国批准了2.5亿美元对华贷款,马上又0.8亿存入孔家的私人账号。至于“孔二小姐”(孔祥熙、宋霭龄之女)的走私暴富,卖官鬻爵,已成尽人皆知之事,连孙连仲升任上将也需要她疏通。中国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主要积累,正是在抗战后期完成的。著名学者马寅初公开谴责蒋介石,“我看他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因此被关进上饶集中营。对于国民党的腐败,在当时的美国政府文件和私人报告中也不鲜见。

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其观感是:“来华前所闻很坏,来后方知所见比所闻更坏。”通过艰难的“驼峰空运”送到大后方的物资,多被投入黑市;甚至中日两军前线都成了交易市场。美国派到中国的参谋长史迪威得知后怒不可遏,他在报告中称赞共产党廉洁,谴责国民党贪污、腐化及“与敌通商”。罗斯福总统得知后,提出要国民党结束一党专制,建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却把史迪威驱逐。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虽继续援蒋,却十分失望,原计划装备90个美械师的计划1945年春只装备了36个师便中止。当时罗斯福估计中国战场有崩溃的可能,急于将苏联拉入战争,为此在雅尔塔会议上以中国的领土作了交易,使中华民族的利益受到长远的严重损害。

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共有22次会战,除了为取得外援反攻滇缅是主动进攻,其余都是被动防御。抗战后期,国民党军装备较好的部队多数放在后方,明显是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看一下1944年春的军队配置图,国民党政府拥有10个战区、4个方面军、100个军、285个师另20个独立旅,共250万陆军(另有后方机关和地方部队200多万人),只有80万人在前线与40万日军对峙,其中多数处于相安无事的静坐状态。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3个集团军,八年抗战中有六年多用来封锁和监视陕甘宁边区。对此,1949年7月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解释说:“美国参战后,国民党显然就认定日本最后必将战败,以为可以有机会来改进它的地位,和中共作最后的决斗。战争后期,中国抵抗力量的部分瘫痪,主要就是这种争权造成的。”

国民党政府坚持了八年抗战没有对日妥协,其功绩中国人民始终给予肯定,当年包括中共和各民族党派都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而坚决不承认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和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政府。不过国民党当局在抗战中的表现特别是正面战场后期的惨败,又令全国人民痛心和失望。大后方民众对政府的怒骂指责无日不有,蒋介石则一味用军警和以美援建立的军统等特务组织进行镇压,这只能更失民心。

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感叹,政府视民众如草芥,民众便视政府为仇雠。抗战胜利后仅四年,刚享受过胜利者荣耀的国民党政府被人民推翻。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承认:“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看看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和大后方的情况,人们便可以清楚地知道国民党政权为什么会被“抛弃”,而如今为其粉饰的各种言论又是何等的荒诞无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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