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瑜:我为邓小平起草科学大会讲话


邓小平讲话稿一共三部分。第一部分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当时引起轰动的两个重要观点。第二部分讲科技队伍建设。第三部分讲了一些促进科技发展的实际措施,包括怎样领导科技工作,怎样配备干部,怎样选拔人才以及坚持百家争鸣等。


邓小平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非常喜爱。1989年他会见外宾时又发展了一步:“过去说,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现在看来不够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但是,邓小平的讲话稿在高层讨论时遇到了阻力。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政治局开会讨论稿子的时候说:“我看这个稿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为什么不引用?”他特别列举了毛泽东强调的对知识分子要团结、教育、改造的提法,问这篇稿子为什么不用。


这个压力太大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组长的方毅请示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在科学大会开幕前一天,新闻宣传口负责人吴冷西打电话来提了两条意见。一个是建议修改一处标点符号;另一个意见是,建议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


吴、林认为,这个修改与原文有根本区别。因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是指知识分子全体,说“有了一支”,是指多大比例呢?小平同志讲话是从整体上肯定知识分子的,如果改成“有了一支”,就把这个重要命题改了,就偷换了概念。吴明瑜、林自新向方毅汇报了这些看法。


方毅立即请示邓小平。邓小平说:第一条意见接受,标点符号你们改一改;第二条意见不改,维持原样。


为华国锋起草的稿子一直没有回音。直到科学大会开幕邓小平讲完话了,仍然没有任何音信,方毅和吴、林急得不行。突然,讲话稿下来了。一看就知道,吴、林起草的稿子已经不用,讲话稿另起炉灶。这个稿子出现了他们熟悉的句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讲话稿还强调说,要帮助和教育大多数知识分子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无疑,这仍然是“两个凡是”的印记。


另外,邓小平的讲话稿一开始就说:我们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而华国锋的讲话稿一开始就问: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搞资本主义现代化?


两个讲话的内容区别太大了。吴明瑜得知,这个稿子是后来由汪东兴、李鑫、吴冷西等人主持起草的,专门与邓小平唱对台戏。


同一个大会的讲话,在重大问题上却出现两个基调,如何是好?华国锋时任党中央主席、汪东兴时任党中央副主席,要把他们定的稿子打回去,是绝对不可能的。方毅、吴明瑜和林自新都陷入了苦恼之中。


好就好在,当时风头最劲、威望最高、说话算数的,显然是邓小平。党心、民心都站在邓小平一边。邓小平讲话,实际上可以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华国锋想怎么说,就让他说去吧。


3月18日,期盼已久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当邓小平在讲话中说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时候,会场上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许多人已经泪流满面。


我当时在广播中听到邓小平讲话时的解放感,现在也还有印象。


现在的人也许不明白这话在当时的分量。眼下,工人最怕下岗,大学毕业生争着做白领,你要让他干体力劳动,他就见不得人了。70年代的人,则以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为最大自豪。原因在于,毛泽东曾把知识分子比作“毛”,有一个依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这是按照阶级分析的方法划分的。附在工人阶级身上就是革命的,附在资产阶级身上就是反革命。“文革”中,中国科学院80%的高级知识分子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甚至“外国特务”,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很多人没有活过来。就以文化界来说,邓拓、吴晗、老舍、杨朔、闻捷、傅雷、丰子恺、张恨水、赵树理、田汉、陈寅恪、邵荃麟、田家英、李广田、周信芳……不就是因为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不是被杀就是自杀或是屈死了么?所以,邓小平的讲话,在当时实在是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要不然,汪东兴等“凡是派”也不至于抵死反对。


南京天文台台长张钰哲来开会的时候70多岁了,听了邓小平讲话,哭得老泪纵横。中国农科院院长金善宝说,我82岁了,从今天开始要当28岁来过。上海生理研究所所长冯德培说,邓小平讲话把过去许多争论都解决了,大家都可以放心干事情了。


方毅在大会上做了有关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和措施的报告。


人们心里都有数,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再度复出之后,华国锋的权威已经逐渐边缘化。所以,在邓小平讲话之后7天,也就是3月25日那一天,华国锋在大会讲话中说了些什么,大家就不那么在意了。


31日,大会闭幕这一天的高潮是播音员代郭沫若朗诵《科学的春天》一文。本来,这位86岁高龄的中科院院长已经在病床上躺了很久,来日无多。可是开幕式那一天,郭沫若喃喃地说:“我要去。”医生们面面相觑,劝他不要去,但是老人执拗得像个孩子,结果是中央批准他去30分钟。他坐着轮椅颤颤巍巍去了一次以后就再也不能来了。


《科学的春天》这个讲话,起初曾请名作家徐迟起草。完稿之后,大家觉得比较散,空洞,决定不用,改由当时国家科委政研室的一位处长胡平执笔。胡平抓住春天这个主题,写了百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艰辛历程,科学技术的作用以及解放思想、培养人才等内容。文章言简意赅,富于激情。郭沫若看了很高兴,只改了4个字,就在题目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由于郭沫若不能到场,《科学的春天》作为书面发言,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虹云代他朗读:“‘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播音员抑扬顿挫的声音,真切地道出了参加会议的科技工作者的心情。虹云后来回忆说,念几句就被掌声打断,当时都念不下去了。会后两个多月,6月12日,郭沫若去世。


大会结束不久,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国务院各部门中第一个起来响应的就是科学口。方毅主持的中科院、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协的“三科”干部联合起来讨论真理标准,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当时有一个科学家讲得非常生动,他说:“毛主席说过这么一句话:‘自有人类四五十万年以来……’大家说,这个话能不能修改啊?根据现在掌握的知识来看,人类已经四五百万年了。随着科学发展,人类的认识在深化嘛!”


这些反响,是与全国科学大会的突破分不开的。

本文内容于 2012/1/5 9:59:40 被小编a19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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