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教育,是新中国快速发展的一块基石

有时候看历史书,总纳闷中国在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好像是突然出现了大批的中小学生,有些教会学生所学的英语也大派用场。国军中的新一军,新六军等精锐部队,有大批的中学生士兵。这些民国中上学的小知识分子后来在建设新中国,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教育乃千秋之大业,民国办教育的很多做法都值得今天借鉴和学习。我们来看看民国的教育状况吧:

张作霖,张宗昌,韩复磲这些没文化的人也特别爱办教育,韩复磲还在年末时候,请教师们大磋一顿。


比如说教育法规。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免费上师范就成了当时很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毛泽东就是在湖南师范学校毕业的。194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教育宪法》,定位准确,要求明细,兹列举几条:“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并推行社会教育,以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平。”等等。


比如说教育经费。《教育宪法》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业内人士可以对照60年前的这个标准算今天的账,看看有没有差距。


比如说教师待遇。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20世纪40年代的《教育宪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远远超过县长。民国时期对教师待遇的重视和投入让今人望尘莫及,汗颜不已。


比如说教育理念。民国以来,中学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张伯苓是个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者,他给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张伯苓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为“教育立人”创造了载体,如敬业乐群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京剧社、新剧团、校风出版社、武术社等。值得一提的是南开的剧团尤其有名,因此有“话剧的摇篮”之美誉。曹禺、黄宗江等人都是从南开走上话剧道路的。


比如说教材。民国教科书的编纂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民间性,民间在编纂教科书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只报教育部审核即可;二是它的编纂者都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第一流的教育家,如胡适、舒新城、郭秉文、朱经农、黎锦晖、廖世承等,由他们来商定给小学生编课本,自然也就体现了民国教育的基本理念。


比如说多样化的教育格局。当时的中国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形成了一个参差多态而又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南开中学就是私立学校。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比起来有灵活自由的优点,当时的文化环境足以让私立学校生存并且发展,社会上对于私立学校也没有偏见,这一方面得益于其时的文化生态,同时也得益于民国教育家的胸襟。


比如说不惜代价办教育。抗战前全国有4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民生工业只占5%,却要养活50%以上的人口。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同时,抗战客观上为我国的西部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使西部诸省在基础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底开始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22所国立中学及3所国立华侨中学,先后培养教育了10万“战区流亡学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人才就是这些国立中学培养出来的,比如: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著名诗人贺敬之、国防科工委主任上将丁衡高等。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些国立中学于1946年逐步复原,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谱写了一个残酷战争期间中国教育的传奇。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共有8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有5位(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崔琦等)生于我国民国时期的二三十年代,接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


我们看看山东淄博地区沂源县(恐怕很多非山东人不知道有这个县)的教育状况:


民国初年仍以私垫为主,到二十年代学堂和私垫处于并存局面,以后学堂逐渐增象 私垫相对减少,到解放后人民政府对私垫明文取缔,才彻底绝迹。

大黄庄小学是沂源地方最早的学堂。《蒙阴县志》载:"宣统元年(1909)知县沈敝成设简易识字学堂,附于官立初等小学堂;东乡北楼庄、西乡长岭、胡柳坡均设初等小学堂。二年(19)0)东乡坦埠庄、北乡大黄庄、萧马庄均设立初等小学堂"。民国六年(1917)八月,改为大黄庄高等小学堂。先后住职枝长有徐敏行、刘界、刘汝霖。到民国十土年(1926) 闹士匪停办。

民国之初,产生了与儒学对衡的“单级学校”。这种学校除了在教学内容上加以改革外,还把统一教室的学生,根据不同程度,划成二至三个等级,分别上课,犹如现在的复式班教学。改变了私垫每人一个进度,单独授业的教学方法。“单级学校”从每班十几个学生,扩大到每班三、四十个学生。后来随着学堂不断增多,“单级”的名字亦不再用。

在兴办学堂时曾与私熟发生角逐。南麻出现过争学生的纠纷。民国七年(1918)南麻成立学堂,私垫的学生前去插班学习,塾师竭力阻挠,并向家长宣杨:“读圣贤书是根本,‘洋学’,是邪魔歪遣,连蹦加跳,不能识字”。学堂的教员则宣传维新救国,揭露腐朽的儒学埋没人材。后经南麻乡绅兼学堂校长徐建忠出面干预。学堂才得以巩固。东里店在办学堂宣传改良时,有位塾师咬文嚼字地说,“良为好也,改良”,不就是不要好了吗?把好的改成坏的岂能久哉?。可见当时的斗争将是很尖锐的。

民国初年到十三年(1911一1924)在较大的村镇办起了一批学堂。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己有高级小学七处,初级小学一百二十四处。


一、教育方针和任务


民国时期的教育方针和任务,随着各个时期政治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不断地改变。

民国四年(1915)一月一日颁发的《教育纲要》中指出教育宗旨为,“注意道德、实利、尚武,以道德为经,实利、尚武为纬”。

民国十八年(1929)四月二十六日公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共实施方针》中提出:“中华民国基于以三民主义立国,即以三民主义施政,其教育应以三民主义充实人民生活,扶持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 长民族生命。”具体要求为:“民族主义的教育,要提高国民道德,锻炼国民体魄 以求民族独立;民权主义的教育,要训练国民团结协作的精神,人民运用政权的能力,遵守法律的习惯,导入民权的正轨;民生主义的教育,要提高人民生产技木与科学知识,养成人民审美习惯,求得民主主义的实现。”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开始,又根据学生爱国热忱的特点,在学校中大力贯彻“抗战救国”和“战乱建国”的方针。宣传“一个党、一个主义、-个领袖”。巩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统政地位。

民国二十八年(1939)三月三日,蒋介石在全国教育会训词中指出:教育最基本的任务,在于国民人格的陶冶,但陶冶国民的人格,必须有一致的标准。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及党员守则。可作为青年学生一致信守的准则。全国各级学校应以“礼义廉耻”作为共同校训。礼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就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就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就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二、学制沿革


民国四年(1915)一月一日国民政府颁布的《教育纲要》规定:"初等小学堂修业年限为四年,高等小学堂为七年"。我县早期的高等小学如大黄庄、东里店就是七年制的高小。民国十一年 (1922)国民政府颁布了“壬戌学制”规定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将高等小学的修业年限从七年制改为六年制,即初小四年,高小二年,简称四二制。但新学制直到1928年才在木地逐渐推广,一直沿用到解放后。还规定中等教育为六年,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高等教育为四至六年。民国时期沂源地方没有一处正规中学。


三、教学内容


课程设置:民国时期小学课程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动,从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五年中央教育部对小学课程的更改,颁发过九次训令。总起来看对主科变动不大,付科有的变动,有的合并。初小大体设置有:国文、算术、修身、游戏、手工、图画、音乐、美术等,高小大体设置有:国文、算术、历史、地 理、自然、卫生、修身、体育、美术、音乐、劳作等。课时以三十分钟一节为原则。视科目性质,可延长至四十分钟或六十分钟。从四年级起加教珠算,利用算术课进行,初小图画还含有学毛笔字叫“描红”或“大仿”。从民国二十一年起增加公民训练,每周三十分钟为团体训练时间,每天平均十分钟,并入周会或其他集会中。

民国初年所办的学堂,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还没有完全脱离私垫的巢臼。民国四年至十二年学堂仍设“读经科”,管理方法仍以体罚为主。当时沂源山区办学教学的人,多系清末遗老,有的本来就是塾师,他们缺乏办新学的经验,但对旧的一套很顺手,因此,有些学校名为“洋学堂”,实则土洋结合。那时的“修身”课文有:《孔融让梨》、《王祥摸鱼》、《善待僮仆》、《孝养》等。学堂流行的《钓鱼歌》其词:“手持钓鱼杆,相约到河边,河水清且浅。鱼来吞饵鲜,大鱼奉母令,小鱼奉兄弟”等,灌输孝悌精神。

“五四”运动以后,新大化运动逐渐涉及山区。课文中要求民族独立,唤起民族觉悟,提倡科学发明,歌颂民族英雄的内容显著增多。民国十七年(1928)南麻高等小学的国语课文有:《苏武出使匈奴》、《班超投笔从戎》、《岳飞大破金兀术》、《戚继光平倭寇》、《郑成功收复台湾》、《瓦特发明蒸汽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绕地球一周》等。歌曲有《苏武牧羊》,歌词是:“苏武留胡节不辱, 雪地又冰天,穷困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傻,旄落栏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坐塞上,时听茄音,入耳动心酸。

转眼北风吹,雁群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帷。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任海枯石烂,大节定不舍亏,能使匈奴,惊心碎胆,恭服汉德威。”

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同情农民重视劳动的课文内容。唐朝诗人李绅的《悯农诗》就是当时的国语课文:“锄禾日当牛,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棵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还有《布谷歌》:“布谷、布谷,谁知农夫苦,披星就荷锄,月上便驱犊,最苦最苦最苦。夏日炎天日正午,滴滴汗水似雨珠,世人且暮贱农夫,农不布谷,世人皆苦”。

民国十七年(1928)以后,国民政府加强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统治,规定从初小到高小一律增设“三民主义” 和“童子军”课,每周星期一开周会,唱《国民党党歌》,背《总理遗嘱》(孙中山)。学生自由演讲(表决心),校长训话,贯彻三民主义立国方针。


四、教学方法


开办小学堂教育之初,教员奇缺,除了通过关系从外地聘请外,就是将当她塾师、儒生加以训练充任之。但后者多数不懂数学。民国十七年(1928)蒙阴师范讲习所招生,鲁村附近前去上学的齐雨田、李庆慈、郑淑治、魏京堂等七人,十个数码还是进校后现学的。教员普遍缺乏教学方法。民国十一年以前教育部颁发了八条教学原则:

一、练习原则:算术要多练习,才容易明白原理和原则。

二、类化原则:根据事物的类似道理,举一反三。

三、兴趣原则:从引起兴趣、引起动机入手。

四、准备原则:先确定目标,然后学习。

五。自动原则:使学生自愿从事学习。

六、设计原则:教学前先要有周密计划。

七。个性适应原则:对不同学生采取不同方法。

八。手脑并用原则:从“做”字上去教去学,同时对各科教学作了具体要求。

国大教学要求十条

一、故事讲述:教师讲述简短故事,引起兴趣(高年级可以省略)。

二。主文概览:令儿童默读全文,先看完举手,教师巡回。

三、报告大意:令儿童报告全文大意,共同轿正。

四。全文概读:分段概读,一人读。大家听。教师将读错的字写在黑板上,读完后共同评论。

五。词勺研究,研究生字难句,互相提出举手解答,教师补充。

六。朗读练习:指名进行。

七。计论:研究及批评内容与结构。

八、提要 :分段提要,中高年级各人摘录要点。

九、练习:用轮读、对读、造句、填字、改作、表演等。

十、批评:共同批评练习结果,教师作最后总结。

作文教学六条

一、准备好用具。

二、命题:教师选择一件有趣、有价值的材料,结合学生实际俞出题目。

三、拟定纲要:命题后,学生要写出纲

四、写作:根据纲要,分段写作,加简单的标点,写不出的学不要问,自己想或留空。

五、校阅:写完后, 看一遍,补正遗漏。

六、完成后:同学互相阅读,矫正错别字。

算术要求五条

一、预备:如何教法,做好准备。

二、动机和目的。引导学生对所学内容发生兴趣。

三、指导研究:引导学生对重点、难点加以研究。

四、练孔 要求学生多练,所学的东西都要验证。

五、总结:学完一个单元,进行于归纳总结。

常识教学要求六条

一、引起动机 二、提出疑问

三、进行研究 四、共同讨论

五、阅读参考材料 六、整理

有些教员文化程度虽然不高,由于用心学习新法,认真备课,教学很有成绩。


五、学校管理


民国初年,规定中小学各设学监一人,专抓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到民国十四年(1925)改学监为训育主任,负责抓学生的思想动向和生活纪律,为管理学生有章可循,教育部于民国元年,颁布学棱管理规程,共九条:

第一条 本规程为各学校管理学生准则。

第二条 凡养成学生品德之各项管理规则,学生应遵守之。

第三条 校长,教员及学监资训育学生的责任,对学生所施行的训告,学生应服从。

第四条 校长应按照学校种类状况,订立管理细则。凡教室、自习室、操场、食堂、寝室等及其他关于学生应守之规约,须分类规定之。

第五条 学生在校,得于课余授游艺、体育、音乐等,有益身心之会、但须得校长的允许,并由教员监率之。

第六条 学生对于校务事宜,如确有意见得当面或书陈本校职员,听候采择,但不得固执己见,藉端要挟,以致妨碍学业。

第七条 学生行为如有违背学校规则者,校长应分别轻重,予以相当的警戒。

第八条 学生有犯校规匿学者,非实有陵改,有正确的保证。不得再入学校。

第九条 本规程实用于各种学被,但小学校应由各棱棱长用浅近文字训之。

对违犯校规的学生,重则开除学籍,轻则给以精神或肉体体罚。对学生打板子、罚跪、罚站视为合理合法。

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党为了使青少年自幼立志“效忠党国”,效忠蒋介石,仿照英国的一套办法成立了“中国童子军”。童子军的宗旨是:“警惕从公,组织童军,成为德行健全的公民,巩固作战建国之效力,挽颓风,振士气,奠立社会臻国家于郅治”。

民国二十年(1931)以后,本地高等小学都有童子军组织,其中鲁村和东里店的童子军比较正规,有专门军体教师,定时训练。穿统一的服装(个人交款定做),每人配有军棍等简单装备。童子军的愿词是:“尽国民之心,随时随地扶助他人,遵守童子军规律”。其规律为“诚实、尽忠、助人、亲爱、礼节、爱物、顺从。快乐、节俭、勇敢、整洁、公德”。童子军军歌:“中国国民党童子军。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年纪虽小志气真,献此身、献此心,献此心为人群。”

学校对女学生约束甚严。民国二十八年(1939)梅家庄子高等小学二百四十名学生中,有女生十六名,学校规定打预备铃以后,女生方得进入教室。下课时要紧步教员之后,走出教室,回女生宿舍休息。平时不得与男生言笑等。

六、教育经费

经费来源有,学田地租,地方自筹,上级拨款等。

小学经费,主要靠清末遗留下来的学田。据临朐县续志(1935年编)记载;“民国二十三年经过重新丈量:全县共有学田一百九十五亩一分五厘九毫(大亩)……赖以收取地租,作为办学经费。”原沂水、蒙阴二县均有学田。民国二十九年(1940)南安乐办学经费,就是靠五亩学回的岁租维持。

地方自筹主要包括,地田附加税,屠宰附加税及集市庙会捐税等。

公立小学多属县办,经费有县发放。“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迁来此地,办了一批省立小学,教师薪金和办学经费到省府领取。


七、教会学校


民国十七年(1928)德国天主教神甫在大张庄建立小学一处,一个班三十余名学生。办学经费和教师薪金从教会基金中开支,学生用费自备,学棱设宗教课和世俗课两种,世俗课与当时普通小学设科相同,信教的增设圣经课。最初教师是张乐堂,任教至民国十八年十月病逝,继任李安本。张、李都是天主教徒,这处学校坚持到“七·七”事变才停止。

民国二十四年(1935)万国道德会(简称道德会)在张庄街办起了一处学校,一个班,除了学习大化还宣扬“姜神童”等,灌输他们那一套迷信说教。该校员负责人王浩然是从济南派来的,办学经费由明未峪的道德会信徒徐复厚负责筹集。到一九三七年时局恶化,与天主教小学同时停办。

八、乡农学校

东里店乡农学被,创建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秋,校址在东里店观音阁,校长尹承恩。学员每招一期约三十人左右,训练三个月,结业后再招新生,始终保持一个班。学员是按土地亩数选拔来的各村地富子弟,不愿上者,可出钱雇人顶替。

鲁村乡农学校,原属于蒙阴县办的四处乡农学校之一。校址在鲁村街药王庙 校长杨德凯。

军训项目是瞄准、射击、劈刀、拳术等。除此之外还学习知何发展农村的工业、副业、农业等课程。每期三十至四十人,实际上是培养地方地主武装。一九三七年结业的学员大部分参加了国民党的五十一军。乡农学校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全部停办。


九、几处临时性中学


山东省立第四联合中学,简称四联中,原址在蒙阴坡里街,设有初中六个班,师范六个班,学生近五百人。一九三九年日寇扫荡,学校被焚,一九四0年六月迁来沂源田庄,原校长李澄之,总务主任耿光波参加了抗日工作,未随校迁来,这时校长吕汉荣,莒县人,带来教师十余名,保留了初中三个班。简师一个班,一百六十多人。没有桌凳。每人发一块木板,一个讲义夹和一个小板凳,没有课本,以发讲义为主。一九四0年九月八路军一部进驻山区,师生对共产党军队尚不了解,从田庄乘月色,逃至儒林,校方宣布学校暂时解散。当时以沈鸿烈为首的省政府已迁至临莒县吕匣店子。秋后,四联中又在临朐廖子东峪开学,直至1943年1月炮击省政府,学生跑散,学校垮台。山东省鲁南特区农业职业中学简称:“农业职业学校”,属省府创办。原在莒县石北口,棱长王玉寝,教务主任白孟龙,都是莒县人,教师十余名,共三个班,学生一百五十多人。民国三十一年(1942)一月因日寇扫荡,迁来沂源苗家河西,随校来的学生仅四十余人,又从本她招了两个班,共三个班,一百二十多人。以学习农业、林业、蚕业为主(此时分农业班、朴业班、蚕业班),另设有国语、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动植物、土壤学、昆虫学、肥料学、历史、地理、党义、体育、音乐、美术十八门课程。其宗旨在于培养初级农业技术人才。校长王玉寝至苗家河西安排就绪后,前往重庆(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开会,后留重庆任职未返。王玉华为代理校长,教务主任仍为白孟龙,总务主任刘振农,教师十人左右,薪金和办公费,由省府教育经费中开支,学生一切费用自理,以讲义代替课本,以木板和交杈代替课桌凳,该校于1943年1月解散。

简易师范学校,民国三十一年(1942)七月,沂水县政府在南安乐(原属沂水八区)创办简易师范,目的培养小学教师。派刘祥甫任教导主任并代行被长职务(沂水县长为名誉校长)。招生规定:凡高小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社会青年均可报考,招生范围不限。共招收两个班,学生近百名,生活待遇只管饭,不管菜,学习费用自备。共有六间教室,三间办公室。没有课桌,自带小坐位,每人发图板一块,放在膝盖上,备读写之用。课程设有:国语、算术、公民、地理、历史、心理学、教育学、音乐、美术、体育等。该校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一月寒假即将考试之际,时局恶化学校解散。

山东省鲁南公立中学: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国民党新四师师长吴化文率部投降日寇,被编为伪和平救国军第三方面军,吴任司令,仍盘踞在沂河上游。为了安定民心,于同年八月在苗山建立中学,全名为:“山东省鲁南公立中学”。吴化文兼任校长,王笃修任副校长,刘祥甫教导主任。该校设简易师范两个班(简称简一、简二),学生六十余人。初中班四个,学生一百五十余人。另外还有一个高小补习班,不足四十人,其任务是学习一年再升初中。学生来源,初中班多是从吴占领区招收的,简师班的学生大多是原四联中的学生,通过考试收录的。当时规定上学可以免服兵役,也有为了“避风”而上学的。全校职工二十五人,课程设置初中有国语、日语、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动植物、史、地、美术、音乐、军训。简师班除学习上述课程外,另加儿童心理学和教育概论。经费由吴部开支,该校坚持到一九四四年三月此地解放随吴部溃逃而告终。



我们再看看镇一级的教育状况:

东北网鸡东7月25日电 民国初期,各地废弃私塾,以学堂取而代之。


当时,平阳镇商会会长陶玉亭思想开化,对新事物相当敏感。他觉得办学堂是大势所趋,利国利民。所以,就请来政界、商界的头面人物共商此事,商量的结果是:有钱的出钱,有力出力,修建平阳镇第一所学堂,学堂位置选在义福生大买卖后院,校董便是陶玉亭本人。


陶玉亭确系开明绅士。他毛遂自荐出任校董,主动张罗办学堂一切事宜,其主要是费用。平阳镇第一所小学于1915年5月开学。学生的来源多是被解散了私塾的学生。学校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性别、年龄分级编班。其是高年级二个班,初年级四个班,女生班一个,学生总数近百名。


首任校长为王时中。王校长当年不足三十岁,他毕业于辽宁第五师范学校,精明强干,风华正茂。他具有一定的办学经验,对工作十分热心,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王校长除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外,还兼任初级四年级的国语课,他教学得法、灵活,颇受老师的钦佩和学生的拥戴。


平阳镇小学当时有教员八人。他们分别是:詹民、徐清廉、徐金山、铁锟、刘静中、朱起玉、姜佐周、刘福英。


平阳镇小学教师都是上级直接分配来的,绝大部分受过师范正规训练。即是有的没的进过师范学校,也经过短期培训和在职进修,因此,师资水平较高,教学能力较强。


当时,教师的工资待迁为三个级别:一级月薪三十四元,唯有校长王时中一人享受;二级月薪三十二元,教高年级的詹民、徐清廉、徐金山三人享受;其他科任和初级教师每月薪水为三十元。


两年后,即1917年,平阳学校搬迁,由义福生后院迁入新校弱址公路二道街东头。校董仍为陶玉亭。迁至新校址后,学校的规模扩大了,教职工、学生都有增加。课程也有变化,由原来的国文、算术、自然、珠算、手工等五科又增加了修身、体育、音乐、图画等四科。


1920年,校董、校长均易人,校董是当地政界人士、大富户、社会名流贾春普,校长是王子良。


贾春普当校董最大的功绩是使校址再度搬迁,盖了一所标准较高的校舍。校舍1925年秋季落成,地址在现在的平阳镇中心校所在地。


进入新校舍,校长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指定为张质彬。张质彬又名张天文,当年四十多岁。他精明强干,为人厚道谦和,曾在外地当教导主任、付校长。为了加强平阳镇小学的领导工作方调任至此的。在新校长张质彬的带领下,学校办得很有起色,校名也由原来的“平阳镇中心小学”改为“平阳两级小学”班级数增加到十一个,学生达三百多人,教师十五名。这时的平阳镇小学,已是名副其实的完全小学了。


1927年,校长董由张东全担任,校长仍为张质彬。班级增加到十三个,学生接近四百人好多穷人家的孩子也来上学了。


1930年,校长换朱志明。朱志明是外地派来的中年教师。这年,考虑到学校领导工作负担太重,学校设立教导主任一职。对业务十分精通的老师姜汉亭担任了平阳镇教育史上第一任教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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