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魏忠贤平步青云的女人

至于客氏究竟看中了魏忠贤身上什么好处?对此,后人的猜测颇多。


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魏忠贤当年给自己做的手术很不彻底,“余势未尽”(那个东西没切干净),仍有表现不俗的性功能,且精通“房中术”。而客氏又生性好淫,所以她出于性的需要,选中了魏忠贤。


这当然可以聊备一说。明代宦官道德普遍不大高尚,有个别“余势未尽”的甚至逼奸民女,最后闹出人命案的也有。但魏忠贤被客氏看中,怕不会这么简单。


我相信客氏首先还是更喜欢魏二爷的性格。客氏是不大守妇道,但她的所谓性要求,也可以向别人来索取,那个时候已经无人能够约束她了。她之所以选择与魏忠贤“一帮一”,是从全面来考虑的。


在有关的史籍上,都特别强调了魏忠贤与魏朝性格上的不同。《明史纪事本末》说的是小魏“狷薄”、大魏“憨猛”。这也许可以看出一点性功能的差异来,但主要说的还是处世之道。看来,魏朝还是吃亏在性格浮躁上了——各位若在单位里,遇到咋咋呼呼的人跟你过不去,均不用怕。这类浅薄之徒,迟早要败事。


而魏忠贤在入宫前,已有相当丰富的阅历,这与从小长于深宫的宦官相比,是一大优势。且入宫20年后,宫里面的事情也精通了。他能示人以“憨”,就说明这家伙处事的功夫已很了不得了。


从更深层一点儿来分析,客氏此时已从默默无闻的冷宫保姆,一跃而为皇帝的“代理母亲”,她自然会从长远考虑,要选一个最合适的伙伴帮她统辖内廷,作为她维持皇帝隆宠的保障。


客氏一介女流,地位即便再高,也不可能亲任司礼监首脑。因此她选中魏忠贤,等于是选了一个代理人。当然,两人后来的利益高度吻合,无所谓代理不代理了,几乎成为一体。


客氏其实并不是个政治人物,她所做的,无非是想“固宠”。但这女人为此所采取的手段,直接改写了明朝末期的政治史。


客、魏结成合法的“伉俪”之后,气焰顿张,他俩和天启帝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三角关系。


两个男人都与客氏有特殊关系,但互相并不吃醋,反而是客氏要吃皇帝的醋,她对皇后和几个妃子都很不好。平常皇帝驾幸哪一宫,要由客氏来安排。在嫔妃当中,只有听客氏话的,才能和皇帝睡觉,反之就要受冷遇。


天启帝信任这两个人是为了图省事,从此“端拱于上”,像木偶一样不大问事了。客、魏则是开始有计划地清除“地雷”,要把内廷变成自己的家。


那时候王安在内廷是有很大控制权的,但因为多病,不能常见到皇上。本来魏朝在乾清宫管事,是他的一个最好的耳目和看门人。可惜因为风流事,王安把魏朝贬走,等于把门户大开。客、魏趁机控制了乾清宫事务,同时也就控制住了皇上。


天启帝上台之初的内廷局面,原本还是很清明的,有一条很坚固的“防线”。由于魏朝的不慎和王安处置的失当,这条防线给生生撕开了一个口子。


客、魏两人此后的配合很默契,如果两人中有一人有事要出宫,必有另一人在宫中值班,岗位一天都不留空白。等到魏忠贤成了秉笔太监,他就可以“矫诏”了,也就是以自己的意图作为“圣旨”,等于当了半个皇上。


这个态势,对王安和正直的朝臣来说,已相当危险。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十二月,魏忠贤对曾经的恩人、现今落败的情敌魏朝哥们儿下狠手了。这是客魏联盟出手拔掉的第一个钉子。


他矫诏,将魏朝发配到凤阳守皇陵,把他赶出了京师。魏朝行至途中,知道前途不妙,便逃走了,窜入蓟北山中的寺庙里,后来被当地差役抓住,在魏忠贤授意下,就在献县看守所把他缢杀了——活活给勒死。


这个魏朝,死得太冤。自己引狼入室,赔了夫人又赔了命。三个月前李选侍垮台时,他要是不管魏忠贤的鸟事,最后被勒死的恐怕就是魏忠贤了!


当年魏党的重要成员之一刘若愚,后来忆及魏朝之死,也不能释怀。他认为魏朝对天启帝幼年时的呵护,居功至伟,处理二魏纠纷时,魏朝的地位还远在魏忠贤之上。天启帝何至于糊涂或者忘恩到如此地步!


天启帝的“昏”,从这件事上开始显露,后来就越发不可收拾。凡护卫有功的,任其败死。而对于魏忠贤,“移宫之是非,选侍之恩怨,忽然尽反其态度”。著名明清史学者孟森先生认为,大明出了这样的皇帝,是“天亡之兆”;天启帝纯粹是朱家的一个“至愚极不肖之子孙”(《明史讲义》)。


魏朝败死,这只是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客魏联盟扫荡内廷的第二个目标,竟然是天启帝即位后,宫内最有权势的大太监王安。


说起王安,这是客魏二人的老主子了。王安是泰昌帝当太子时的伴读,泰昌帝一即位,马上就升他为秉笔太监,深受信任。在移宫案发生时,又是他出大力遏制李选侍的阴谋,护卫天启帝有功。


客、魏二人早年伺候皇孙朱由校时,从东宫系统上来说,就已算是王安的下属了。两人在勾结之初,曾经分析过内廷的人事,觉得王安是最具潜力的领导。于是商定,一定要拍好王安。魏忠贤送给王安的人参,都是天启帝赐给客氏的,魏忠贤每次都拿出一部分,送给王安,还特别强调说:“天赐富贵,叩献做汤用。”(《酌中志》)


那时候,魏忠贤对王安毕恭毕敬。每次见王安,必撩衣叩头。王安不叫不到,不问不答,极为恭顺。


王安是个正直的人,但就有一点小毛病:喜欢奉承,不识人。魏忠贤所以能一步步靠近中枢,魏朝的作用只是美言,而起实质作用的,都是王安。尤其是在盗宝案的处理中,王安更是救过魏忠贤一命。


这样一位“恩公”,怎么会成了魏忠贤要灭掉的人?


那是因为客魏联盟定型后,权势陡增,已经能与王安相抗衡,他们再用不着王安这棵大树的荫凉了。相反,王安由于太正直,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客魏这种小人,本能地意识到:要想在内廷随心所欲,有王安在,就不大可能。


偏巧在这时,王安对客魏不仅构成了潜在威胁,而且也有了正面的冲突。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十一月,王安见魏忠贤侵权日甚,就奏报天启帝,要求严惩这个无赖。恰在此时,御史方震孺、刘兰、毕佐周等接连上疏,要求逐客氏出宫。天启帝被逼不过,表现了最后的一点清醒,答应在先帝大葬礼之后就让客氏出宫,并将魏忠贤交给王安鞫问。


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


鞫问,就是审问,不老实的话可以用刑。魏忠贤在得势后,本性已露,王安应该有所警觉。可惜,这次王安又是心太软,盘问一番后,令其改过自新,就把这家伙给放了。


高阳先生在《明朝的皇帝》里提到这事时,万分愤慨。他说:“正人君子当以权力伸直道时,以一念之私而有不忍之心,此最不可恕。”他埋怨王安这次纵容,是“误己误国”,以至于对王安的人品也评价不高。


高阳先生还假设,王安这时若下狠心杀了魏忠贤,则群阉丧胆,客氏也等于断了一条臂膀,毫无疑问“明朝的历史又是一个写法”。高先生此论,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当时的情势,恐怕还没到足以令王安起杀心的时候。而且王安虽然是个刚直之人,但却不是一个铁腕之人。魏忠贤冷血,不能要求王安也同样冷血。有时是非善恶的区别,就在于人性上的这一点区别。


总之这事,确实令人扼腕。王安又放了魏忠贤一马(人参之作用,大矣),魏忠贤却不领情,反而与王安“结怨”。王安就是从这时起,成了客、魏必欲除去的第二颗钉子。


只能叹世上好人难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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