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土木堡买单――土木堡事变前后大明政坛众生相

在明英宗统治的正统朝,“土木堡之变”堪称是今人最耳熟能详的大事件。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兵分三路,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全面进攻,明英宗朱祈镇仅经过三天准备,随即率领号称五十万的大军北征,随即遭瓦剌军合围,被围困在土木堡,八月十五日,瓦剌发动总攻,一举击破明朝大军,俘虏明英宗朱祈镇,造成明王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历代以来,也一直为后人所感慨哀叹。论及罪责,也时常归责为“王振擅权”,“草率出征”,但如果细细审视从明朝宣德时代到正统时代二十多年的政局变迁,便可见真相并非如此简单。

如果先看“大背景”,第一个要为土木堡“买单”的人,竟是永乐皇帝朱棣,朱棣在位时,五次北征蒙古,沉重打击鞑靼,瓦剌诸部势力,可谓武功赫赫。但是就在他最早起兵的“靖难之役”后,为酬谢兀良哈三卫的出兵相助,将原属宁王的内蒙古兴宁地区尽数划拨给了兀良哈,不但使兀良哈三卫实力大增,渐成明朝边患,更使明朝北部“九边”顿失屏障,朱棣晚年的三次北征,虽沉重打击了蒙古鞑靼部,却也使一直与鞑靼争锋的瓦剌部坐大,被明朝在蒙古草原上穷追了一辈子的鞑靼“兴宁王”阿鲁台,没死在明军手中,却最终被瓦剌击毙,瓦剌也借此成为蒙古高原实力最强的一支,其“发家”历史,实是拜朱棣所赐,此外,朱棣将辽东的谷王,韩王,辽王尽数内迁,留当地女真在辽东地区“自治”,结果至明英宗正统初年,辽东女真各部皆被瓦剌收复,成为其南下侵略的辅助力量。而得到兴宁重地的兀良哈三卫,也不甘再听命于明朝,反与瓦剌相互勾连。而且,虽时人常以宦官王振为土木堡之败的“祸首”,但宦官参政,也确是从朱棣时代开始。

而朱祈镇的父亲朱瞻基,也同样要对土木堡之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内方面,朱瞻基施行“仁政”,对诸多亲贵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土地兼并行为颇多姑息。不但造成了后来牵制明王朝精力的流民起义,更令朱元璋时代确立的“军屯”制大受破坏,宣德五年(1430年),监察御史陈祚就曾奏报说:“辽东边地,军田被侵已达三成。”宣德六年,兵科给事中杨亮又揭发诸多亲贵“擅调边军为奴”的行为,宣德七年,河南巡抚李昌淇也上奏当地军屯土地“多被势家大户侵占,士兵无地却苦于赋役”的惨状,宣德八年(1433年),刑部右侍郎魏源揭发“宣府大同诸边地,将官侵占军屯日甚,以至兵户四散逃亡。”如此种种,明宣宗皆不了了之。“军屯”没有保证,军队战斗力当然被削弱。而明宣宗的国防政策也非常保守,撤掉开平卫不说,还对众边将赋诗说“慎守只需师李牧,贪功何用学陈汤”。结果“李牧”学不来,防线却内缩严重,瓦剌也先杀太平,孛罗二首领,其族人多怨愤,曾数次到明廷哭诉,请求明王朝做主,杨士奇却说“夷狄相攻,乃中国之利。”明王朝终是袖手旁观,坐看了瓦剌的崛起。瓦剌正统十四年的南侵之祸,从此时就已注定。至于再说到土木堡之败的“祸首”王振,明朝宦官掌握批阅奏折大权的“司礼监”,恰是明宣宗在位时所设。

“历史遗留问题”讲完了,那么做为“当事人”的明英宗,以及被看做“罪魁祸首”的大公公王振,又该负多大的责任?还是且让我们从正统朝的朝局开始。


说到明英宗九岁登基后在位的正统朝,历代素来评价不高,个别历史学家还把它看做“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因后人对王振的种种抨击,这十四年更被许多人看做王振一手遮天,残害忠良,朝政糜烂的“黑暗时代”。要了解真相,还需看王振本人:王振,河北蔚县人,原是个不得志的教书先生,宣德年间主动报名入宫,进入“内书堂”,侍奉太子朱祈镇读书,凭“矬子拔将军”(宫里太监多不识字)的一身才学,很快被明宣宗任命为“东宫侍读”,深得尚是孩童的朱祈镇的敬重,平日对他的称呼都是“王先生”。朱祈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正式成为宦官之首。但是在正统朝初期,他离“一手遮天”却差得远。

朱祈镇即位时年仅九岁,朱瞻基临终前为他留下了五位大臣,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大学士杨荣,杨浦,杨士奇。而真正执掌“决定权”的,是明英宗的祖母张太皇太后。张太皇太后素称“贤德”,国家大事信赖“三杨”等文臣,且为朱祈镇每日安排“经宴”,即安排文臣每天给朱祈镇讲学,朱祈镇年幼贪玩,自然受不了。王振一面时常组织内宫卫队操练检阅,各种军事表演让朱祈镇大饱眼福,一面又时常当着“三杨”的面劝解朱祈镇不要“玩物丧志”,令久历宦海的老臣杨士奇也感叹道“宦官中有此贤良,真乃幸事。”但“贤良”的王振私下里却暗中排斥异己,任命自己亲信纪广为禁军都督,掌握了禁军军权。张太皇太后闻讯后,深感王振包藏祸心,杀心顿起。正统元年二月,张太皇太后当着朱祈镇以及五位“辅政大臣”的面,宣召王振觐见,当场历数王振诱引朱祈镇“不学好”的种种罪过,要“赐死”王振,吓得王振立刻瘫痪,生死时刻,曾称王振“贤良”的杨士奇带头求情,朱祈镇也下跪向祖母哭求,反复哀求下张太皇太后终心软,绕了王振的性命,但警告众大臣“以后不可令他干扰国政”。经此一吓,此后今年,王振分外收敛。


而在这几年里,明王朝也做了种种“善举”,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清查北方九边将士的“缺额”,增加宁夏地区的军力守备,次年又派刑部尚书魏源持“尚方宝剑”,清查宣府,大同两大军镇的军饷拖欠以及军屯侵占案件,斩杀十数名违纪军官。并委任名将杨洪镇守宣府,并在通州等地设十三粮仓,储备军粮。停开湖广,河南等地的“银厂”,减轻当地百姓负担,调三万禁军在京城周边屯田。如此种种,皆是对永乐,宣德两代诸多失误的补救,对英宗被俘后的北京保卫战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正统三年,五年,六年,明王朝还因灾荒减免了山东,浙江,江西的赋税,更修订了朱元璋时期立下的“栓选法”,规定京城三品以上官员推举言官,四品以及侍从言官推举知县,一时间“正人汇进”。明王朝的国势,这段时期尚在蒸蒸日上时。

王振的势力也在这段时间“蒸蒸日上”,从张太皇太后面前拾得一命后,王振大为收敛,一度小心做人,张太皇太后对他也颇为警惕,时常派人暗中监视他的不法行为,但得到的信息是王振很“奉公守法”。从此也渐有好感。真正导致王振在张太皇太后心中“形象转变”的,是正统四年(1439年)的“殴死驿丞案”,福建按察使廖谟因小事打死驿丞,死者是阁臣杨浦的乡里,廖谟却是另一阁臣杨士奇的乡里,杨浦坚持“杀人偿命”,杨士奇却坚持死者“罪有应得”。两位“辅政大臣”在内阁当场反目,吵闹到张太皇太后处,都是“股肱”大臣,张太皇太后也颇感为难,王振借机建议说:偿命太重,不处理也不行,不如把廖谟降职。此言正中太皇太后下怀。深感王振办事“秉公无私”的张太皇太后从此对王振信任有加。此后,王振开始培养党羽,把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相继安插在东厂,御马监等要害部门,其侄儿王山,王林则成为锦衣卫指挥使,大明两大“特务”组织皆在他掌握中。王振的专权也引起了“三杨”中最富智谋的杨荣的注意,他与杨士奇合议,相继将曹鼎,马愉等“门生”引入内阁,用以对抗王振势力。

对待文臣集团,王振也是软硬兼施,起初对待“三杨”,王振礼敬有加,遇事皆恭敬不已,“三杨”起先放松警惕,趁此机会,王振广泛结交文臣里的“中层干部”,如左都御史王文,兵部侍郎徐希等人,特别是对有“纠劾”大权的言官们更是百般拉拢,利用其搜罗朝廷重臣们的“不法证据”。更利用文臣内部自身的斗争,在朝中御史以及六部侍郎,郎中里结交亲信,最终从文臣集团中“釜底抽薪”,结成一个自己的关系网。这以后杨荣病逝,杨士奇因儿子的不法事遭到王振亲信言官的弹劾,不得不“引咎辞职”,胡滢也因“贪污”被下狱,剩下的张辅和徐浦年事已高,孤掌难鸣。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华盖,谨身,奉天三大殿建成,朱祈镇设宴庆贺,王振按规矩不得出席,王振私下里发牢骚,朱祈镇闻知后,连忙命人打开东华门大门,命王振入宫赴宴,王振到时,百官“罗拜朝贺”,至此大权初揽,次年张太皇太后病逝后,王振命人私毁朱元璋立下的“不许宦官干政”的铁牌,从此,才真正的一手遮天。这以后,王振权势滔天,曾指斥他专权的大臣于谦,邝焚等人一度被下狱,侍讲刘球被害死,曾弹劾过朱高帜的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用“荷校”(一种重百斤的大枷锁)夹住当街示众,险些横死。此外他卖官鬻爵,在六部里安插亲信,在“朝贡贸易”中收受瓦剌贿赂,并向外国使臣索贿。可谓作恶多端。

但说了诸多坏事,也要说说王振做过的一些“好事”,首先是他劝朱祈镇禁止内宫宦官出外“采办”,即到地方上征用物品,减免广西,广东,江西等地的“贡品”,确实“减轻了人民负担。”在排除异己的同时,王振也大搞“反腐”,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确为“问题严重”的贪官。另外他还曾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在边防问题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的“罪过”,允许他们回“老部队”戴罪立功,使边关重新召回了数万“老兵”,正统九年(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至于被王振陷害的“忠良”,虽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等忠直能臣,但也不乏王骥这样的贪暴之徒。他所安插的“亲信”,尽管有徐佑这样不学无术的“昏官”,却也有王文这样善于整治贪污的能臣。而从人品上说,王振虽然狭隘,常因对方对自己“态度不好”就大肆报复,但有时候也“知羞”,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戴重枷“罚站”,其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愿替老师受罚,王振阅后自嘲“我还不如一娃娃”,随即释放李时逸。大理寺少卿薛瑄本是王振老乡,因不肯依附王振,被王振派人逮入锦衣卫诏狱,准备“秘密处死”,但王振家老仆人却向王振说情,说薛瑄在“蔚州老家”广有声誉。王振闻言后感叹“是我忘本了”,当即将薛瑄释放。因此,虽是“宦官专权”,但土木堡之变前的明王朝,并没到“国事糜烂”的地步。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一日,蒙古瓦剌部首领,执掌蒙古三部大权的“太师”也先。率三路大军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战争。这场战场与其说是“明朝与瓦剌的战争”,不如说是明王朝与“蒙古部落联盟”的战争。瓦剌的南侵大军共分三部,一部是由蒙古“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领,主要是被瓦剌征服的“鞑靼”兵马,东攻明朝辽东地区。一部由瓦剌“知院”阿刺率领,主要包括瓦剌军一部以及兀良哈军,南攻明朝军事重镇宣府,最精锐一路是也先亲自统领的中路军,是集中了瓦剌部精锐的“王牌”,攻击明朝的军事重镇大同。战端一开,九边重镇自朱棣去世后二十多年的“和平”彻底打破。长城沿线烽火绵延,炮声连天。

说到这场战争的原因,许多史料都说是由于“明朝削减蒙古马价,拒绝蒙古和亲”,至于失败的原因,也往往归结到王振撺掇朱祈镇擅自出兵上。其实,至少都不是这么简单的。先说原因,瓦剌首领也先并非蒙古“黄金家族”出身,能够征服鞑靼并掌控蒙古三部,“反明复元”一直是其拉拢蒙古各部的招牌。之前对明王朝的“恭顺”,以及络绎不绝的“朝贡贸易”“马市”,皆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也先征服了鞑靼部且常年出兵中亚地区“练兵”后,对明朝的战争,早已是箭在弦上,所谓“削减马价”“不嫁公主”,只是为开战而找的借口而已。之所以会选在正统十四年动手,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的记载,是因为长年以来也先重金贿赂明朝在朝贡贸易中负责接待的“通事”,探听明王朝的虚实,在得知明王朝主力精锐多南调福建和云南后,才终下了动兵的决心。至于失败的原因,一个让后来文臣们回避不提的事情是:战争爆发以后,明王朝边关重臣,诸如镇守宣府的总兵杨洪,大同总督军务的宋英,西宁侯朱英,皆在奏章上建议明军应以“防守反击”为主,恰如杨洪在奏报上所说,明军应“依坚城凭硬弩火器,避敌锋芒。以收挫敌之效”。但朝中文臣的看法却截然相反,不止是和王振勾连一气的“奸臣们”,就是内阁里曹鼎,张继,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焚,于谦,皆建议主动出击,比如邝焚的奏折里建议朝廷“速派大军征剿”。之后明廷也依其所议,先期派遣了驸马井源率领的四万明军增援大同。文臣们和王振唯一的区别是:王振主张御驾亲征,文臣们主张派能将进剿。“主动出击”的战术思路,大家并无分歧。

但事与愿违。蒙古三路大军,阿刺知院连克马营堡和延庆,逼近宣府,宣府总兵杨洪兵力不足,只能凭城坚守。大同更惨,先派军在猫儿庄(内蒙古察哈尔旗)阻击瓦剌,几乎全军覆没,明将吴浩战死,接着大同总督军务宋英率大军与瓦剌战于山西阳高,再次被杀败,宋英战死。大同军之所以主动出击,一是朝廷连发严旨,二是监军太监郭敬的催促。唯独辽东明军争气,明将赵忠率军在黑山设伏,大破“可汗”脱脱不花的鞑靼军,为明军稳住了防线。

而前线的败报频传,不但震撼了明廷,也牵出了一个在土木堡事变前,明王朝君臣们都未意识到的问题:以明王朝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很难战胜瓦剌的。

瓦剌首领也先之前骄人的战史,前文已经说过,可称是打遍蒙古高原以及中亚无敌手。另外一个被人忽略的事情是:明朝北部面对的对手,不仅仅是瓦剌一部,而是瓦剌,鞑靼,兀良哈三部联合的“蒙古部落联盟”,即使是在朱棣横扫天下的时代,对蒙古部落也只是拉一支打一支,五次北征或打鞑靼或打瓦剌,却从未与整个蒙古部落作战。此时明英宗君臣面对的也先,是明王朝自北元灭亡后面临的最强大对手。而明朝方面来说,几十年“天下承平”,军队战斗力退化不可避免,而且正进行着南平邓茂七以及扫荡麓川残余叛乱势力的战斗,北方精锐大多被抽调。依托长城稳守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七月十四日,明英宗突然宣布“亲征”,仅经三天时间,七月十七日即率领号称五十万的大军向大同进发。消息传来举朝皆京,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阻拦,遭明英宗呵斥,最终,这支带着几十万大军,和明王朝整个内阁以及六部大多数官员的“北伐军”,走上了北征的不归路。



而说王振撺掇明英宗亲征的原因,当然如普遍史料所说,是想“立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王振虽然已经“专权”,但是朝中依然有很多“反对派”,比如兵部尚书邝焚,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这些六部里的重要部门,都不是王振的“自己人”,借一场北征的胜利巩固自己的权势才是主要目的。明英宗朱祈镇之所以同意北征,一面是他年仅二十三岁,年少气盛且从小王振爱带他看“禁军操练”,早就是一个军事爱好者。此外作为一个刚过弱冠之年的皇帝,要压服朝中老臣,也自然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于是和王振“不谋而合”,至于百官的态度,虽然极力反对,但当朱祈镇下令“反对出征者论罪后”,除了铁骨铮铮的于谦外,也大都缄默不语了。之后仅准备三天就出征,如此“犯军事大忌”的行为,竟无人阻止,除了明哲保身外,也有轻视瓦剌的意思,比如徐有贞在“观天象”后曾言“北征必败”,反遭到诸多大臣的嘲笑,御史王立右就曾笑他“危言耸听”,可见在诸大臣心里,虽反对北征,但对于胜利,大多数人是不怀疑的。


七月十七日,明英宗朱祈镇亲自统帅的“北征军”出发了,因行前准备仓促,大军出发仅五天就遭到断粮,又逢秋雨,从北京到宣府,再从宣府到大同,一路上饥寒交迫,明军不少士兵冻饿而死,史载“僵尸满路”。惨状之下,随行大臣不断要求搬师,皆遭王振重罚,大军行至宣府时,已经是“人情汹汹,声息愈急”。士气低落下,随军文臣纷纷上表,请求大军回师,王振一怒之下,命兵部尚书邝焚等人在草中罚跪。阁臣曹鼎率众臣再劝,王振怒火更大,竟将众臣编入“前锋营”,意图打仗的时候让文臣当炮灰。这是行军前期史料的记录,大体都是说王振淫威,可有几个疑点却素来被人忽略:大军仅准备三天就出发,所需粮草和后勤全无准备,王振不知兵,但曾四征安南的重臣英国公张辅为何始终未见谏言。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朱祈镇登位后,张辅就早被解除了权力,原本在朱瞻基时代挂职的“大都督”一职也被解除,只是在国家有战事时招来商议。此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早已是“遇事仅唯唯矣”。但临行之前,他却已托子女安排了后事,甚至摆好了灵堂,可见早有预料。另一位大臣,兵部尚书邝焚的表现也并非全是“刚直”,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七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七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七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木堡惨案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六天时间,便将七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效率之反差耐人寻味。而且,随军出征的文武官员,可谓精英荟萃,但一路上,除了屡屡劝谏“回师”外,于作战本身却没有提过任何“合理化建议”,王振之恼怒,一来是群臣的抗争,二来,也是怒群臣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

至八月一日,明军终于抵达前线大同,此时先期派出的驸马井源的部队,已经被瓦剌消灭,瓦剌闻明军大军已到,已然后撤二十里,企图诱使明军出塞追击以全歼。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此时是战是撤,瓦剌内部也意见不统一,一来是此前瓦剌虽节节胜利,但全是野战,于攻坚战却屡屡受挫。二来瓦剌三军上下斩获颇丰,士兵也都有了归乡之心。何况,自古游牧民族骚扰边境,执行的都是“叼一口就跑”的战略。此时不止瓦剌部将,就连也先的两个弟弟孛罗帖木儿和伯颜帖木儿也主战尽快撤兵。也先最后的决定是,如果明朝大军到达大同后并未出塞,而是原地布防,瓦剌大军即北撤班师。

偏偏明军出乎瓦剌的意料,既未追击更未固防,而是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即八月二日即原路返回,原来王振到大同后,亲眼看见大同外战场的尸骨,可谓惨不忍睹。接着又从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处得知战斗过程,这位之前从未经历战阵的教书先生彻底吓破了胆。随即劝说朱祈镇班师,早就苦不堪言的群臣当然一呼百应。瓦剌得知后,起先怀疑明军有意诱惑瓦剌深入围歼,也先力排众议,决定试探性尾随追击。从大同至宣府,再从宣府至北京,原本有明朝从朱元璋时代开始修筑的上百个卫所,但是从朱瞻基开始,这些“缓冲地带”早就被尽数裁撤,以至瓦剌可以“来去自由”。镇守大同的郭登有眼光,先建议明军从居庸关北返,又派骑兵骚扰瓦剌,起牵制作用,但终是杯水车薪,瓦剌大军还是跟在了明军后面,而除了大同之外,其他明朝边镇皆紧守城门,没有人想到派兵出击,牵制瓦剌追兵,以掩护明军撤退。八天后明军抵达宣府,瓦剌大军也随即追到,宣府总兵杨洪“持重”,并未派人阻击瓦剌军,接着,成国公朱勇率部在兔毛岭阻击,虽全军覆没,但终为明军赢得了三天宝贵的撤退时间,可王振却想回老家蔚州摆摆威风,坚持让明军绕远路去蔚州,走到半路又担心明军到蔚州会踩坏老家的庄稼,连忙又让部队“折返跑”回居庸关。就这样一路“绕圈子”,明军还是星夜兼程,于八月十四日中午抵达了怀来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坚持走一个时辰(两个小时),明军就可安然进入怀来城,这次来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

但意外偏偏又在此时发生了,王振因为运载自己家产的十几辆车子没有到,坚持让部队停下来等,一等就等了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伯颜帖木儿再次劝说也先停止追击,因为明军一旦撤人怀来,瓦剌不但毫无收获,更有可能被明军围歼。也先起初也有撤退的念头,可侦查骑兵报告,明军在土木堡扎营了。也先狂喜之下,命令部队火速前进,终于在八月十四日晚抵达土木堡,先占领西边河流切断水源,把正在等候王公公家产的明军彻底包围。这过程里,兵部尚书邝焚曾建议明军火速前行,但内阁大学士曹鼎认为瓦剌军还远,不妨卖个人情给王公公。终陷入了瓦剌的包围。

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军集结重兵,向断水缺粮的明军发动了总攻,出乎瓦剌意料的是,多日以来疲于奔命的明军竟然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明军结成军阵,数次打退瓦剌的进攻。这时张辅终于说话了,他和邝焚联合建议,让明军集中主力冲出去。朱祈镇和王振也被说动,正让张辅拟定作战计划,瓦剌突然派使者来“议和”了,大学士曹鼎等人力主谈判,经商定,瓦剌撤去对水源的包围,允许明军前去取水,饥渴难耐的明军士兵纷纷离开阵地取水,这时候瓦剌大军忽至,发动了突袭,一场猝不及防的攻击后,几十万明军彻底崩溃,大公公王振在乱军中被踩踏死,随军文武大臣在踩踏中死伤殆尽,弹尽粮绝的朱祈镇被瓦剌俘虏,这就是千古奇辱的“土木堡惨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军覆灭后,八月十六日,此前一直“持重”的宣府守将杨洪和居庸关守将罗通终于出兵,只是趁瓦剌撤退后“打扫战场”,把战场上遗弃的明军武器尽数收进了自己腰包。

败报传来,京城上下一片慌乱,文武大臣痛心疾首。先是“战”“和”之争吵做一团,终在兵部代理尚书于谦的主持下,做出了整军备战的决定。八月十八日,监国的成王朱祁玉召开“御前会议”,会议上,众大臣怒斥宦官乱政,当着朱祁玉的面吵做一团,并在争吵中爆发了群殴,当场殴死了王振的亲信太监马顺。因众怒难犯,朱祁玉当场宣布王振罪状,并将王振全家满门抄斩。而之前因为“持重”导致朱祈镇被俘的宣府总兵杨洪,居庸关总兵罗通,大同参将石亨。统统被赦免。九月,朱祁玉正式登基,次年改年号为“景泰”,正在蒙古当囚徒的朱祈镇被尊为太上皇,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王振的亲信宦官及党羽纷纷落马,全权负责北京防务的于谦整肃内部,调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终于十一月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瓦剌。从此,为“土木堡惨案”买单的罪过,也仅由王振及其党羽们承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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