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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虎生


毛泽东、蒋介石作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袖,在用人之道上,有着“五湖四海”与“黄埔浙江”、“放手使用”与“越级指挥”、“依法用人”与“帝王之术”的区别。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最终的命运


毛泽东讲“五湖四海”,蒋介石搞“黄埔浙江”


毛泽东的“五湖四海”用人原则在王稼祥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王稼祥因为没有得到半数选票而落选。


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吃惊。为了增强党内团结,他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专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力荐王稼祥。王与王明、博古等人同属留苏学生群体,在党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也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毛泽东看来,虽然王稼祥犯过错误,但是他确实为党作出过重大贡献。因此王稼祥的当选,对于团结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同志,有过意见分歧甚至冲突的同志,犯过错误的同志,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在中共七大第20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代表做了《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讲话的第二部分就是关于王稼祥中央委员落选的问题,这一部分毛泽东讲得最多,也最着力。毛泽东指出,王稼祥同志“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他一件一件地列举了王稼祥的功劳,还特别提到了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最后,毛泽东非常肯定而又恳切地指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的讲话加深了代表们对王稼祥的了解。大会进行了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王稼祥以第二高票当选。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帮助稼祥同志‘竞选’。”


蒋介石用人讲的是封建主义和青洪帮那套江湖法则,强调个人恩怨,任用私人,甚至亲戚朋友,特别是大搞“黄埔浙江”。


蒋介石是依靠“黄埔系”起家的。蒋介石授衔的将领,主要来自“日本士官系”、“保定系”、“黄埔系”。在抗战胜利后,“黄埔系”势力达到了顶峰。其次,蒋介石在用人时还讲究同乡渊源。“浙江帮”横亘整个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系统。军事系统有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掌握了国民党兵力最盛、武器最先进的军队;特务系统有戴笠、毛人凤,整个特务系统简直就是浙江人的天下;党务系统有陈果夫、陈立夫兄弟。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陈诚。陈诚的“火箭式”发家史与其“保定系”、“黄埔系”和浙江老乡的身份不无关系。陈诚,浙江青田人。1919年,陈诚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1925年,时任黄埔军校炮兵科上尉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有一天晚上,他访友归来,天将黎明,仍不思睡,便挑灯夜读《三民主义》。这恰巧被查夜的校长蒋介石看见,当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当得知陈诚为浙江人,便认定陈诚为可造、可用之才。次日清晨,早操完毕,蒋介石便把陈诚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


此后,陈诚一直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一路官运亨通。1932年,在蒋介石、宋美龄的极力促成下,陈诚与国民党元老谭延闿之二女、宋美龄的干女儿谭祥结婚,做了蒋介石的干女婿。陈诚成了蒋介石最为宠信的心腹和干将,此后便平步青云,成为中央军系统第二位一级上将。到台湾后,更是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


蒋介石任人唯亲、唯私的用人方法,一方面随意性很大,有时可能提拔一些人才;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制度保证,引起他人的不服,最后造成众叛亲离。


毛泽东强调“放手使用”,蒋介石则喜好“越级指挥”


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说的是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只有前线指挥最熟悉,需要临场发挥,当机立断。也就是说,远离战场的最高指挥要放手前线指挥。在这一点上,毛、蒋二人大相迥异。

淮海战役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奇迹。之所以取得重大胜利,是同毛泽东的从善如流、“放手使用”和粟裕的战略奇思、斗胆直陈分不开的。


在淮海战役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指挥中,粟裕都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从集中主力于长江以北打大仗,到“小淮海”以及“大淮海”的战略战役规划,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后,均以中央军委的名义颁布实施。


孟良崮战役后,粟裕逐步形成了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战略构想。而中共中央在1947年12月根据战略形势,作出了分兵南进的战略决策,决定从中原战场上抽出一部分兵力渡江南下,以调动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对此,粟裕经过认真考虑,三次致电直陈中央,提出在中原战场上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建议。1948年1月22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发出“子养电”。1月31日,他向中央军委发出一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重申“子养电”的观点和建议。4月18日,他再次“斗胆直陈”,向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


粟裕的三次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采纳了粟裕的建议,这一重大决策构成了淮海战役的最初蓝图。


接着,粟裕的三次关键性建议,又促成了淮海战役由“小淮海”到“大淮海”的推进演变。豫东战役胜利后,粟裕随即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经过一天的慎重考虑,中央军委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答复电报:“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10月31日,粟裕又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毛泽东等当即研究同意。11月7日,即淮海战役发起一天之后,粟裕等分析认为必须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使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并立即电告中央军委,即著名的“齐辰电”。11月9日深夜,中央军委复电同意。


正是因为毛泽东数次采纳了粟裕的建议,才促成了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从而成就了这一战争史上的奇迹。


与毛泽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对下级总是不能充分信任,事前迟疑不决,任命后又不让他们放手去干,常常越级指挥,使得战事最后往往朝不利的方向发展。同是三大战役之一的辽沈战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先后派熊式辉和陈诚到东北,都被解放军打得溃不成军,接连丢城失地。无奈之下,蒋介石想到了他的王牌战将卫立煌,希望借重卫立煌的军事才能和威望,挽回东北战场的颓势。


卫立煌,安徽合肥人,抗日爱国将领,被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视为“支那虎将”,史迪威则称他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


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然而,蒋介石一方面对卫委以重任,另一方面又对其充满狐疑之心。卫立煌出发去东北前,蒋介石还亲自面见了卫的秘书,审查一番。


卫立煌到东北后,不管蒋介石如何一再电令其派兵解围,不管各地守军如何告急,他总是把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长春附近,拒不出战。


蒋介石见战事吃紧,卫立煌又按兵不动,就急令卫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阻止解放军入关,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甚至将东北全部兵力退守华北。但卫立煌坚持己见,一再拒绝蒋的命令。


蒋介石对卫立煌越来越不信任,只好费尽心思在东北物色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他命令的将领。他先后属意于廖耀湘和范汉杰,但均不如意。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解放军将国民党军队压缩在锦州、锦西两个孤立的据点。蒋介石见势不妙,急飞北平亲自指挥。他命令卫立煌立刻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卫坚持认为锦州解围应由关内出兵解决,而没有执行蒋的命令。


蒋介石见战事吃紧,于10月2日、15日、18日三飞沈阳,亲临指挥作战,将卫立煌这个所谓的东北党政军一把手完全抛到一边。为了彻底撇开卫,他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收复锦州。

东北全境解放后,蒋介石将责任全部推给卫立煌,将其撤职查办,卫立煌只好出走,对蒋也彻底死了心。


毛泽东强调“依法用人”,蒋介石则大耍“帝王之术”


1937年10月5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不成,开枪将其打死,称为“黄克功事件”。这一恶性事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能否处理得当,将产生重大影响。


事件发生后,黄克功被捕认罪。他曾幻想党和边区政府会因为他资格老、功劳大,对他网开一面,从轻处罚。他还写信给毛泽东,除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外,还请求姑念他多年为革命事业奋斗,留他一条生路。当时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黄克功是红军的重要干部,对党是有功的,应让他戴罪杀敌,将功赎罪;一种认为,黄克功触犯了边区刑律,破坏了红军铁的纪律,应处极刑,以平民愤。


毛泽东认为要依律严惩,后来,在陕北公学大操场,对黄克功进行了公开审判,边区高等法院仍判处黄克功死刑。


在宣布法院判决后,又宣布了毛泽东于10月10日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毛泽东在信中严肃指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黄克功被开除出党并依法处决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群众异口同声称赞:共产党、八路军不护短,不枉法,公正无私,纪律严明,真是了不起。


同是军队高级将领,国民党的张灵甫却是另一番命运。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大耍“帝王之术”,抛开党纪法规,对待枪杀了无辜之妻的张灵甫,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张灵甫,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曾任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师长。关于张灵甫杀妻一案,流传着多个版本,但基本的情节是差不多的:张灵甫误信谣言,怀疑爱妻吴海兰不忠,醋劲大发。除夕之夜张灵甫命令吴海兰到后院菜地摘菜包饺子。正当吴海兰弯腰摘菜时,他即掏出手枪,从背后将吴海兰击毙,酿成了轰动西安的“团长古城杀妻案”。事后,张灵甫对尸首没做任何处理,丢下刚几个月大的女儿,马上返回了部队。


吴海兰的父母得知爱女无缘无故被杀,怒不可遏,递状纸上告。西安妇女界也表示极大的义愤,联合上书全国妇女部长宋美龄,要求严惩凶手。当时,宋美龄正在和蒋介石一起积极鼓吹新生活运动,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此事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触犯了国法,于是向蒋介石告了御状。蒋闻之大发雷霆,命令胡宗南将张押解南京。


胡宗南很无奈,却也只能让张灵甫去投案自首。这样,张灵甫只身赴南京,抵宁后,被关进老虎桥模范监狱,蒋介石声称要审后严办。


七七事变的爆发成了张灵甫的转机。国民政府下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调服军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在胡宗南、王耀武所谓爱将惜才的恳请下,蒋介石秘密释放了罪不容赦的张灵甫。为掩国人耳目,同时表达改过自新的决心,再度出山的张灵甫正式由“张钟麟”改名为“张灵甫”。抗战胜利后,张灵甫升任74军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74军号称“御林军”,张也被称为“御林军统领”,成为蒋介石的心腹爱将。74军后整编为整编74师,张灵甫任师长,曾在孟良崮与人民解放军死战,最后张也为蒋家王朝殉葬。张灵甫可谓报了蒋介石不杀之恩,但却坏了国民党的党国大事。(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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