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的脆弱性和双方的战略诉求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12月25日至26日访问了中国,这是2009年日本民主党执政后首位正式访华的日本首相。虽然访问日程很短,但中国三位最高领导人都同野田进行了会见,访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雾雨号”对青岛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问,这是日本舰艇时隔3年半到访中国,访问期间双方之间也互相释放善意,营造出中日友好的气氛。日本方面认为此次访问成果丰硕,中国则将其看成是新年大礼(例如日本购买中国国债)。诚然,上述良性互动应当肯定,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中日关系本质上的脆弱性没有改变,如果双方不能很好地呵护中日关系随时可能会出现问题和倒退。

中日之间的互信关系远未建立

中日关系的症结在于双方缺乏互信,而这又反过来导致双方倾向于过度解读对方的意图,进一步加深互相不信任感,这是中日之间的“信任困境”。

在政府层面,双方都认识到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建立互信的紧迫性,问题在于具体操作上中日对于对方意图的解读往往过度。以野田访华的日程为例,温家宝总理去年5月正式访问日本,按照外交惯例今年应当是日本首相回访。但是担任首相以后野田首先选择出访的国家是韩国,中方怀疑日本新内阁对华关系的优先程度。另外,野田首相原定于12月12日至13日访华应中方要求推迟,日本媒体普遍认为中国政府为了避免南京大屠杀事件纪念日。但是事实是因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延期导致日程重叠所致。

在民众层面,双方都认识到民间交流的重要性,但是今年公布的《中国日报》与日本言论NPO联合民调显示,中国对日好感度为28.6%,即70%以上的中国人对日本印象不好。日本公众对华好感度仅20.8%,即近80%的日本人对中国印象不好,这可能在世界两个邻国关系上也是罕见的,两国民间关系的脆弱性可见一斑。

在安全方面,双方的猜忌同样明显。日本方面将中国的军费增加,海军演习,渔船活动等都放在中国军事扩张的框架下解读,无论是去年的《防卫大纲》和今年的《防卫白皮书》都体现了防范中国的一面。而中国方面则倾向于将日本的安全政策同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相结合,认为日本在安全上采取联美制华的策略。

以上的互不信任的根源是复杂的,由战争记忆、冷战历史、日美同盟、地缘战略、经济利益和感情因素等各种原因造成,但是要理清中日关系的主纲还是要搞清楚双方的战略诉求。

日本对华外交的战略考虑

有人认为战后的日本就是美国的“属国”,不存在外交。笔者不敢苟同,作为日美同盟中较弱的一方诚然在外交上受到美国的很大制约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这不能够抹杀日本试图在一定程度内追求自主的一面。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过去十年时间里中国的对日本的重要性日益明显,日本外交渴望跳出传统的日美框架的诉求在增加。

首先,必须看到稳定的中日关系符合日本的战略利益,这是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基本认识。进入21世纪后,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这种趋势将在日本老龄少子化程度日益严重以及中国内需增加的发展中日益明显,借中国之力来保持日本经济的活力的基本框架已经成为定局。没有稳定的中日关系将会影响到日本自身的根本利益,2004年至2005年小泉时期的“政经分离”的做法将让日本付出重大代价。如何与中国建立稳定,良性的关系是每一任首相都必须回答的问题,这已经不是一个喜不喜欢,愿不愿意的问题。因此,中国方面应避免把日本的政策过度解读为具有敌意。

第二,必须看到日本对于日美同盟关系和平衡国内亲美政治势力的需求仍然存在,日本的某些表态和政策有迎合美国需要的一面。野田佳彦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在对美外交上开始积极造势加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工作,9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期间野田会见奥巴马总统时候表示将在普天间美军基地飞机场迁移以及放宽美国进口牛肉限制问题上有进展。航空自卫队主力战斗机最终选购了美国开发制造的F35。野田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候直言不讳地说,在东海和南中国海中国不断强大的军事力量给日本安全环境带来了不确定性。日本将在各种会议上呼吁中国遵守规则,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环境让中国为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作出积极贡献。以上动作体现了野田内阁希望借此巩固日美同盟的意图,也为前两任首相因为“忽视”对美外交而引起国内反弹的一种回应。因此,中国方面需要对日本的联美制华有警惕,但也不能忽视日本为维护同盟关系付出成本的一面。

第三,日本加强与东盟(亚细安)国家、印度的关系反映了其对于国际地位下降的焦虑感和渴望发挥一定国际作用的内在诉求。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日本曾经是东亚合作的积极倡议者,但是过去五六年时间里日本更多地开始担心东亚合作的主导权将会被日益崛起的中国所掌控,因而倾向于让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入框架以中和中国的存在感。现在,东亚共同体的提法已经基本上从日本外交的辞典中淡出。从去年以来,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与中国关系出现摩擦,日本看到了可以通过加强与这些国家关系来提高在本地区地位的机会。9月27日,野田同来访的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总统会谈,就强化在海洋问题上的合作发表了共同声明。10月24日,野田还破格亲自在首相官邸会见了越南国防部长。11月中旬在印度尼西亚峇厘岛召开的日本与东盟首脑会议上,野田首相还提出《海洋东盟经济回廊构想》并建议建立讨论海洋安全保障的多边国际会议。中国方面要警惕日本拉拢东盟印度的牵制中国一面,但是也要看到日本希望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一面。

中国对日外交的战略考虑

如果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对日外交的战略需求主要是日本的资金和技术,那么过去十年中国对日外交的战略考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中国的对日外交已经被放在中国整体的全球外交框架下考量,日本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已经相对下降。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急需资金技术,作为近邻的日本比美欧的对华政策更为积极,日本在中国外交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但是进入新世纪后的10年,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利益已经全球化,中国外交的领域和关注点也日益扩张,中东、中亚、非洲的问题都不能缺少中国。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于日本的依赖程度相对降低,中国对日外交的关注程度也相应下降。因此,日本方面应当要适应相对“受冷落”的现实,不是中国不再重视日本,而是中国忙不过来。

第二,中国能否包容日本是中国和平发展外交的试金石,对日外交仍然具有特殊地位。日本虽然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但日本的存在不可以忽视。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特别关注中国对日外交的态度来判断中国对他们外交的倾向,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包容性发展”,“和谐世界”等理念的感召力就会下降。中国没有将对日外交看成是简单的双边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经常提及中日关系的地区意义和世界意义的原因。处理不好中日关系,中国外交就很难在全球层面提高软实力。因此,日本方面要看到和珍视中国对于改善双边关系的战略需要和善意的释放。

第三,稳定和改善中日关系也是中国缓解美国对中国的压力,改善战略环境的需要。随着美国提出“重返亚洲”的口号,中国在战略上的担心莫过于美国在本地区的安全同盟网络的矛头会指向中国,而日本则是这个网络的基石。由于日本与美国在对中国的战略考量中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中国有可能积极引导日本外交中对华主动的一面。日本方面在看到中美日三边关系中日本的优势,但也不能过度地估计和滥用这种优势,利用日美同盟来同中国进行讨价还价将是危险的。

稳定和良性的中日关系的确是双方的战略诉求,但是战略诉求并不一定导致关系友好,这个转化需要双方长期的经营。中日关系的脆弱性是历史形成的,不可能通过一两次首脑访问来解决,而21世纪的国家关系也不再是政治家、外交官的专属范围,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还是要夯实和扩大双方民众之间的交流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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