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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盘踞怒江以西的

日军多次渡江进攻遭到惨败

1942年3——4月,日军击败深入缅甸,协助英军防守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占领了缅甸全境。接着,日军乘胜追击远征军,5月初进入滇西国境,5月3日攻占国门畹町,4日占领芒市、龙陵,5日早晨进抵怒江惠通桥西岸,守桥官兵奉命当机立断炸桥阻击,随后赶来支援的36师又在东岸军民有组织的协助下英勇反击,激战数天。5月中旬,日军被迫退回怒西岸,以龙陵松山为重点筑阵固守。同时出兵占领腾冲,并不断巩固和加强对龙陵、芒市、象达等要地的占领,对其它地方也千方百计保持控制。从此,日本侵略者和坚持抗战保境的国军对峙两年整。其间,日军又在1943年先后发起过多次渡江进攻作战。见诸各种记载的有:

1943年2月19日,日军在飞机及炮火配合下,施放烟幕做掩护,于双虹桥附近数次强渡怒江,均被驻守桥东岸的中国远征军36师歼于水面,余敌400余人转犯敢顶街;

2月25日,强渡怒江的日军一部遭重创后逃回江西;

3月上旬,远征军第36师渡江击溃双虹桥、大塘子等处之敌,歼敌300余人;

8月13日,惠通桥西岸日军偷袭怒江,被中国远征军击退;

10月8日,日军由片马进犯到六库对岸,连日受狙击后回窜;

10月25日,怒江西岸三路激战;

11月17日,日军一个中队在汉奸蒋三元、万登云两人带领下,从打黑渡偷渡怒江,袭击酒房沙子营盘中国远征军,激战后,日军中队长被告击毙,其余日军于次日退回怒江西岸。

以上渡江进攻均是日军凭着其“武士道”精神,不顾天险难犯,不顾我军严阵以待,不自量力,光脚踢石板,均以惨败收场。其中,影响较大,民间传说较多的有两次:

一次是1943年夏秋。因当年5 月起,日军第56师团148联队被深入腾冲境内打游击的国军部队震慑,险被“斩首”“掏心”,统治难于维持,频频向上告急求援。日军“南方军”第33军为确保其扼制滇缅公路的松山、龙陵、腾冲“铁三角”阵势牢不可破,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从盘踞缅北野人山腹地的第18师团等部队抽调精兵强将,和第56师团驻腾冲、龙陵的日军一起,组成万人规模的“讨伐”、“扫荡”大军,乘国军预备2师和36师换防的特殊时段,兵分几路,一路从腾城向龙川江东岸进犯;一路由龙陵镇安沿怒江西岸北犯;一路由缅北拖角向六库对岸进犯;另三路分别由腾城、昔董、拖角出发,分进合击固东街。各路日军大举向腾北的曲石、界头国军游击核心区发起向心突击。最后在腾冲坚持抗日游击战的第36师部队,寡不敌众,陆续收缩,退过高黎贡山向怒江以东转移。其间有部份官兵因伤、残、病或掉队被俘。

此前,国军聚集于保山周边的大军早在汶上、瓦房一带沿怒江东岸修筑了比较完善的防御工事体系,有碉堡、坑道、交通壕、炮兵阵地等,大部份工事与地形地物巧妙结合,融为一色,而且均用伪装、覆盖隐蔽起来。据亲历者回忆,这些工事,隔得稍远根本看不见,就是到了近处,若无人提醒指点,也很难察觉。工事及其构建过程秘不外传,当地百姓除个别人因特殊情况见过一次,而且按要求守口如瓶,抗战胜利后才逗露一二外,其他人员无从知晓,汉奸更是无法侦悉。而江面及其以西的开阔地域,完全处于工事居高临下的视野和枪炮火力覆盖之下。

阴历9月初(阳历10月下旬),“扫荡”腾北的日军兵势正盛,有1000多日军越过高黎贡山梁子追到怒江边,被“胜利”冲昏头脑,竟不知深浅,再次欲以得胜之师强渡怒江,由腾冲——斋公房向我保山县(现隆阳区)第十区汶上渡猛攻,企图突破我怒江防线,直取我滇西重镇保山,却被我抗日将领陈明仁(湖南人)指挥预备2师迎头堵截。

陈明仁、黄埔一期生,时任远征军第11集团军71军副军长。此人是国军少有的猛将,后来在东北吉林的四平和林彪对峙。林彪指挥10万大军,配属强大炮兵,还有黄永胜等悍将用命。陈明仁的守军仅有包括地方团队在内的两万余疲弱之师。林彪这位“战争魔鬼”使尽浑身解数,竟啃不动,最后知难而退。而此时的预备2师从1942年5月算起,已和日军进行过一年游击战,于1943年5月奉命从腾冲游击区撒回后方,本来熟悉日军的“武士道”战法,加上经过一定休整、补充,实力有所增强,而且还有固若金汤的江防工事,早已胸有成竹,正想再立新功。日军算是遇上了冤家。

陈明仁指挥预备2师接应在腾冲苦战近半年的36师撤回江东后,封锁了江面和渡口,严阵以待,在中美空军支援下,和企图强渡怒江的日军激战数日,双方伤亡均重。最终敌人未能踏上东岸土地,却被击败溃退回腾冲。

关于这次两强相遇的恶战,因我军无任何疏忽懈怠,作战过程属守军江防责任,日军的威胁始终被限制在怒江以西,没影响到保山等地的安危,未带来后方震动和高层重视,所以鲜有记载,本人也还没见当事人就此写过完整的回忆文章。只知道有位叫魏兆祥的远征军便衣队中尉在一篇回忆中提过。腾冲荷花(乡)士绅尹家令也在事后的文字追述中留有以下内容:

9月23(阴历)敌军大举向高黎贡山、潞江一带进兵,言要去攻保山,驻荷花池之敌军全数开去,闻各路敌军,或复没于江边,或败亡于各地,均大失败,死者数万。野人之被派往战场者,只知哭泣跪喊,究不知死亡若干人。不过5、6日,败回敌军又来驻扎荷花池,所驻者已非前来之人。前来之兵是必死于战地者已居多数,敌军自此举大遭失败,已不敢复言战矣!

笔者小时候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听老家腾冲的一位壮汉(老党员,当过生产队长,目前仍在世,八十多岁了)绘声绘色地讲过此事,其中也难免有夸张的成份,笔者记忆深刻。

大意是:日本人气势汹汹地翻越高黎贡山攻到江边,抬头向望去,只见又高又陡的江坡,没见一个中国兵的影子,连鸟都没见飞着一个,不禁大喜过望,认为中国兵肯定死完或者跑光了。日本人争先恐后要过江占保山打昆明、重庆立大功,眼看船快过江心,对面江坡还是静悄悄的。日本人正高兴,却被炸雷一样响起的爆炸震得晕了头,铺天盖地瓢泼大雨一样落下的枪子炮弹打得分不清阴阳。江面炸起的水花水柱混着浓浓的火药烟,把江面都摭黑了。美国人的飞机也一架接一架象梳子梳头一样在渡口附近来回穿梭扫射轰炸,日本人(还有印度、缅甸的“苦力”)船翻人亡,活着的上天无路,下地无门,想退又怕后面大官的机枪“点名”。死伤的横七竖八漂着顺江而下,象翻肚的鱼和一段一段烂柴筒筒……..。

日军还不知道祸从此起。从有关资料看出,日军一心筹划这次进攻,却因兵力不足,竟“病急乱投医”,匆忙中,从野人山轻率抽兵,却为正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雷多一带聚集重兵准备攻入野人山的中国驻印军提供了乘虚而入的大好时机,使其攻击势如破竹,几个月就打通野人山进抵密支那,使盘踞滇西的日军两面受敌。

日军此次强渡怒江,实际是“尖担挑水两头塌”。

从此以后,日本侵略者在腾冲方向把精力主要集中在了占领高黎贡山梁子和构筑南、北斋公房一带的防御工事上,并彻底断绝远征军进入腾北游击区的通道;在龙陵方向则将目标转移到了怒江下游的平戛一带活动。

另一次是1943年11月(公历)中旬,盘踞龙陵松山一带的日军第56师团146联队吸取腾冲日军强攻受挫的教训,乘夜暗掩护,从怒江东岸打黑渡(原属保山县)向国军的云盘山阵地进行偷袭,打了守军个措手不及。

据有关文章记述,早在日本侵略者趁夜色偷偷地在平戛一带聚集(500多)兵力时,驻扎在怒江与苏帕河交汇处三江口的远征军便衣队已获得情报,并及时向团部汇报,不料,因通讯落后,人工传递的情报还没送到团部,日军的偷袭行动就朝前一步开始了。

11月16晚10时,日军146联队第1大队300余敌人,在大队长安部和壮的指挥下,由龙陵汉奸蒋三元、万某某、杨某某带路,悄悄乘竹筏、橡皮艇10余只,分别从打黑渡、长沙坝渡口,偷渡过江后埋伏在江边,派出数人杀掉我站岗哨兵,汉奸潜入哨所发现守卫渡口的官兵正在玩牌,探明虚实后与潜伏的日军一拥而上,向哨所冲杀,周排长和士兵们在马灯下玩牌正兴浓,日军瞄准马灯射击,枪声大作,周排长连吼三声,叫士兵赶快进入工事,反击日军,并向连部报告情况。由于日军人数多,前哨排虽顽强战斗,但毕竟寡不敌众,周排长和20余名战士在激战中牺牲,只剩下2人赶紧向营盘山撤退,另有战士向三家村9连连部报告敌情。打黑渡口被日军占领。

日军占领打黑渡口后,分两路向我营盘山、三家村阵地进犯,企图夺取更大的地盘。深夜11时,当驻防三家村的9连连长符化民接到前哨排排长传来的日军偷袭哨所的急报时,如五雷轰顶,自觉大事不好,急命三家村、营盘山两处江防阵地守军进入阵地,密切注视敌人动向坚决堵截日军。同时,通过电话向驻酒房的营部报告敌情。廖蜀峰急命驻防酒房的机动连赶紧增援三家本和营盘山阵地。

接着,廖营长又通过电话向驻防在施甸赵村的259团长聂率准报告情况,请求团部火速派援兵协战,誓歼日本侵略者。

1个多小时后,军情传到迅速传到远征军第11集团军总司令部。宋希濂马上命令驻保山的第2军新编76师师长夏得贵率部乘车到由旺,再徒步急行军增援营盘、三家村守军。87师师长张绍勋,急命259团的团指挥所进驻酒房,并指挥前方战斗,同时命团长聂率准指挥驻万兴街的第2机动营立即起程增援营盘山和三家村守军。在调度完成后,张绍勋又打电话给驻酒房的廖蜀峰,说:“务必阻止日军前进,如果你廖蜀峰将日军放过黑山门,你就把你的头砍了提着来见我!”

日军方面,从渡江伏击到占领前哨排江防阵地,不到1个小时。一路由汉奸万某某(芒市人)带路直扑营盘山阵地,另一路由汉奸杨某某(勐糯人)带路直扑三家村阵地。在酸橙洼下面的青树脚设立指挥所。向我守军阵地发起攻击,气焰极为嚣张。

我3营9连依托扼守阵地居高临下,地势险峻的有利地形,步抢、机枪、手榴弹一起向进犯的日军猛烈射击,日军招架不住,几次发起冲锋都被子我守军打退,迅速拿下我阵地的阴谋未能得逞,锐气大减,只好退守酸橙洼和三家村旁的干沟里,等待次日拂晓再发起攻击。

11月16日夜间丑时,驻酒房的3营机动连急行军赶到营盘山;天亮寅时,驻万兴街的机动2营官兵加速赶到三家村和营盘街阵地,稍事休整,待天明联手反击日军。

当日军偷袭打黑渡口,攻取前哨排阵地时,密集的枪声连连打响,已把营盘山、三家村半山坡寨子的群众从睡梦中惊醒了,人们惊惶失措。战火燃起,劫难来临,安全已无保障,男女老少赶紧收拾简单衣物,行李和能吃的东西,纷纷逃出家园,撤离村寨,一起到红岩尖山原始森林里去避难,只留下壮年支援部队。

日军进犯营盘山和三家村的消息当夜在姚关,施甸、由旺至保山公路一线的街道军民中迅速传开,人们为此不得安宁,军民合作站连夜组织学校、团体和群众做好防御工作,并安排人员连夜赶程运送粮食,蔬菜、弹药支援酒房前线部队;其它渡口也调动兵力加强防御,并派驮马协运物资。从保山到酒房100余公里的简易公路上,军车运输兵力、大炮、弹药穿梭不息;增援部队从各条道路汇集酒房;民夫、骡马驮运粮食、弹药你追我赶,拥挤不堪。酒房的夹沟小街成了滇西军民注目的焦点,共同抗击侵略者的使命把军民团结在一起,营盘山反击战成为怒江东岸安危悠关的总目标。

17日早晨,日军从酸橙洼与干沟几次进攻,向我守军阵地冲锋,失败后又退下来等待援军。日军由于占领了打黑渡口,长沙坝渡口,也在设法再调兵力增援,西岸日军炮火不断向我东岸阵地轰击,但因地势险要,敌人难寻目标。上午9时许,我方为了有效消灭过江之敌,堵截企图增援的日军,援华美国空军奉命出动飞机,来到打黑渡口上空盘旋,密切监视日军的动向,扫射江面日军,配合东岸我7、8、9连协同打击日军。在战斗中,9连连长符化民受了重伤,通信员只身跑回营部向营长报告,营长立即安排人员抢救。9连连部所在地三家村寨子和营盘山寨子暂时被日军占领,双方交锋在村外山坡进行。

上午11时,76师增援营盘山、三家村的先头部队徒步赶到酒房黑山门垭口,守军闻讯欢喜,立即调整部署,在空军支援下主动全面反击日军。

中午12时,我冠守军部队全面反击开始,所有炮火射向酸橙洼和干沟并在敌人阵地中间开花;战士们冲出战壕,手持刀枪,冲向敌阵,呼喊撕杀声连成一片;援华空军不断在怒江江面轮番轰炸扫射,炸死日军中队长。我军联合反击把日军打得晕头转向,措手不及,鬼哭狼嚎,抱头鼠窜,只好向打黑渡口、长沙坝渡口撒退。我军乘胜追击,迅速收复阵地。在收复阵地后,又集中所有兵力向左、右、上三面夹击敌人,不让他们有丝毫的喘息机会。日军遭受到沉重打击后,气急败坏,在拖着尸体,挨着伤兵狼狈溃退的同时,丧心病狂的日军放火烧毁了营盘山寨子12户50间和3家村8户36间民房,仓皇逃回西岸,有的来不及抓橡皮艇,被江水冲走。

到下午3时,经过一夜半天的奋战,偷渡过江的日军终于在我东岸守军、民众和援华空军的共同配合下被彻底击退,粉碎了敌人妄想打开江防渡口,继续东进保山、昆明的罪恶阴谋。援华空军飞机在追击轰炸逃窜的西岸日军时,又炸毁了龙陵勐糯乡日军营房。这次反击战,击毙日军100余人,死尸全部丢入江中,我方有反击战中牺牲官兵30多人,战士在阵地附近安葬,其他5位班长、排长的尸体运到酒房街安葬,负伤的连长转到由旺治疗。

战后,对造成防范不力,给敌人偷渡得逞的重大失误负有不可推御责任的三营营长廖蜀峰给予撤职处分,早吕联民接任营长之职。从这以后,为加强防卫,259团团部移驻姚关。

1943年11月22日,时任国防部长的陈诚给昆明行营主任龙云发电报:“由打黑渡七道河等处东渡之敌共有1000余,18日被我军击退,退至西岸,刻东岸已肃清。”

从此,日军再没敢做渡江进攻的尝试,知难而退,龟缩西岸,专心经营防御体系;远征军在继续巩固和加强江防的同时,也逐步转移战略重心,改守势为攻势,着手具体筹划全面大反攻的各项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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