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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子:1949》真实记录东北野战军入关南下的征战历程———

当年以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备受关注的军旅作家张正隆,近日推出了《雪白血红》的“续集”——《枪杆子:1949》,真实记录了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入关南下一直到解放海南岛的征战历程。

时隔二十年,信奉“秉笔直书”的张正隆并没有改变自己的风格,大量的采访对他来说是“必须”的,正如他所说,他的作品是“用脚写出来的”。15年来,他遍访大半个中国、采访到了上百名军队人员和普通百姓的切实感受——他们对战争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保证了写作的客观真实与细节的充沛丰盈。

通过电话,记者专访了这位现居大连、甚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的老人。口音浓重的张正隆有着东北人的直率,他看不惯眼下一些军事题材影视作品“糊弄小孩”的做法,如同看不惯出版商为吸引眼球,在新书的腰封上打出“封笔巨献”的字样来“忽悠人”。他甚至不满编辑擅作主张把书中的一些对话加上了引号,认为这一标点的改变,事实上已经违反了他对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

我采访的老人中,一半以上已经故去

“当了一辈子兵”的张正隆擅长军事历史题材,尤其对于用文字再现曾经发生在他的家乡、东北那片黑土地上的战争风云有着一种近乎痴迷的热情。到目前为止,他写作的近十部报告文学中,主角大多是四野的官兵。每部作品采访、收集资料的时间,几乎都是写作时间的倍数。这本《枪杆子:1949》耗时还不算最多的,断断续续也有15年了。

记者:为何在近二十年后,才推出《雪白血红》的“续集”?

张:其实,1987年我采访《雪白血红》时,就已经有一些老同志谈到当年四野南下的情况,鼓励我写出来。很奇怪,四野南下的纪实,过去谁都没写,常常一句话带过,似乎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就一下子完蛋了。

这本书现在是被“肢解”过的,本来写了60万字,后来删掉10万字,改了三四稿。原来书名叫《东方红》,意思是新中国是在血泊中诞生的。

记者:用了近15年时间,采访搜集资料,您觉得主要的难点在哪里?

张:最难的是采访。我采访的老人,70岁的都已经很少,大部分是80岁以上的,有的人上礼拜我还打过电话,回头再想问点什么,再打电话时人就已经不在了。到现在,我写的老人中有一半以上已经不在了,有的即使活着,恐怕脑子也糊涂了。从这点来说,我的采访是带着抢救性质的。

《枪杆子》采访的人不算多,但也不少于一百人。对每个人,我的采访不会是只谈一次两次,一开始时,因为不了解他的情况,无法提问,所以我就听他自己聊,班长、副班长、战友……一个个聊,聊完后,他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我找到想问的问题了。再谈个把月后,我也没啥嗑可唠了,以后就是随便聊天,今天天气如何、身体怎么样呀等等,有时不经意中,会唠出非常好的东西来。

文学就是靠细节,没有细节就没有生命。所以我写东西特别累。

记者:这本书的腰封上写着“封笔巨献”,有封笔的打算吗?

张:那是他们(出版社)瞎忽悠。我2005年退休,70岁前的活儿早排满了,而且还在不断加活儿。他们这样写是为了宣传吧,莫名其妙,我看不惯,但没办法,他们也不和你商量啊。

我现在每天工作15个小时左右,算是正常的。抗联的书已经写了一百多万字,估计年底出来。这是我认为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抗联是文学的“富矿”,你有十八般武艺都能发挥出来,但必须吃苦,才能走近历史。

报告文学一点都不能假,可以塑造一些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但不能编造细节

历史是不可复制的,许多史学作者都有一个来自内心深处的困惑,历史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早在二十年前,张正隆就写过一篇名为“历史是什么?”的自序,认为历史“只能尽可能接近,但休想复原”,自己能做的只是“不讳过,不溢恶,不夸饰,不虚美”,像老祖宗教导的那样“秉笔直书”。

记者:您善于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写作军事历史题材,《枪杆子:1949》也不例外,采用这种文体是为了突出书中一些从未被人关注过的史实,也就是您所说的“历史中的新闻”吗?

张:所谓“历史的新闻”,其实按它自然的状态写下来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加工,一加工就完蛋了。有时候把原话录下来就好了。比如我写四野南下,遇到的最大的敌人不是拿枪的敌人,而是水土不服,所有南下的老兵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个。我采访了很多人,写了一些自杀的人,他们可能打仗很勇敢,但却因为吃不上饭,生病,不想拖累部队,或者太痛苦,难受得自杀了。

但这个东西,所有有关四野南下的纪实、小说、影视全部都不写,莫名其妙。写战争并不是子弹从头响到尾,其中人性的东西,往往是最“抓”人的。

记者:报告文学既然是文学,不免会有演绎想象的成分,您认为应如何处理真实和虚构的关系?

张:我觉得报告文学不能虚构,包括主人公的一些细节和心理活动,都必须要有出处,否则不能写出。对话也一样。《枪杆子》里有些对话,原来我的稿子里是没有引号的,但后来出版社都给我加上引号了。加不加引号其实是不同的,给读者的感觉不一样。

甚至有时候即使有出处,也不一定可靠。有时候采访一个事情,这个人说的和别人说的不一样,甚至一个人昨天谈的事情和今天说的都有出入,如果非写不可,就得找到当时参加的几个人,最后得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结论。比如,写某次战斗,我方伤亡人数,消灭敌人的数字,如果没有准确的统计,各人说法不同,我只能写个大概数字,不能说准。

现在很多写抗联的影视小说或纪实作品,说句不好听的话,作者并不了解抗联。我为什么要和老人一谈就是两个多月,我要的是原生态的东西,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不光是军事方面的,比如老百姓家里年画摆设、穿着打扮,你还必须了解清楚,了解经济文化风俗等细节的东西。

记者:也就是说,您的报告文学可以当正史来看?

张:我觉得就是正史,报告文学不能写野史。《百家讲坛》曾经讲过抗联的英雄杨靖宇,但是主讲人所说的在很多大事上都和事实有出入,我看《百家讲坛》越来越像讲评书的了。其实,讲评书也没有问题,但与事实不能有出入呀。

“有的军事题材影视剧完全就是在‘糊弄孩子’”

张正隆可以说是第一个写作四野军史的作家,后来的电影《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显然受到他的作品的不少影响。甚至在林彪的刻画上,如林彪爱吃炒黄豆、沉默寡言、精于算计、对打了败仗的部下痛下杀手等等,也多少源自张正隆的作品。

记者:您是因为对四野的历史有兴趣和研究才开始写作“四野”题材的,还是因为一举成名后,更加专注于这方面的写作?

张:对于四野的历史,我原来知道的都是书本上的东西,但是因为《雪白血红》的采访写作,让我觉得四野的历史里太有文章做了,一辈子也写不完。其他野战军也曾找过我,叫我写,我说人一辈子干不了很多事情,一个“四野”就够我写的了。

记者:最近军事题材走红,小说和影视都有不少这方面的题材,像近年很火的《集结号》、《士兵突击》等。有人说,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曾经塑造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个是《亮剑》中的李云龙,但这其实是文人写的军人,不是真正的解放军。您是怎么看的?

张:我有多少年没有看电影了,我都想不起来了,哪有工夫呀?但《集结号》我看了。这部电影给我的震撼很大,逃兵的事情,在西方都很忌讳的,我们都能在银幕上表现出来了。

电视剧我通常也是基本不看的。《亮剑》播出时,我儿子给我打电话,说爸爸你看看吧,这个电视剧挺好。我一看,其实就是讲打鬼子的故事嘛,但作者显然是想象的,他不了解什么是日本鬼子。我觉得内地写抗战的常常是儿童文学,给孩子们看的,糊弄小孩,不真实。日本鬼子的军事素质其实是非常好的,在世界上都有公认。我采访过山东主力部队的一些老人,他们说,1943年前,中国军队的一个班一个排和一个日本鬼子拼刺刀,可能都拼不过。特别是先期侵华的日军,绝大多数枪法和拼刺刀功夫都令人想象不到。但1944年以后就不行了。小日本兵力就那么多,所以最后派出的兵中,有的十几岁,有的五十多岁。我当了一辈子兵,对日本鬼子仇恨归仇恨,但对他们的军事技术,却不能不承认。

记者:除了写作,平时有什么兴趣吗?

张:我什么爱好都没有,就抽烟和写作。1994年我成为专业作家,1999年写《战将》,我半年时间没下过楼。写作让我心里挺高兴的,现在社会诱惑多,但对我,什么诱惑都没有,写作时特别单纯。有人请吃饭,有时是不能不去的,人在饭桌前,心在书桌上。连吃带唠加往返,少说也得两个小时,一天不就12个“两小时”吗?有时就想,去了谁都得去的那个地方,我会在墓碑上挂个“请勿打扰”。

张正隆其人:1947年出生,辽宁本溪县草河口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作家。

生于铁道工人家庭,高中毕业参加解放军。后为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著有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战将》等。长篇报告文学《血情》获第三届解放军文艺奖及中国报告文学505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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