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剑桥民国史》所载国民党抗战时期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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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给某些人打个预防针:别又说什么现在的XXX也腐败,讲点儿逻辑好不好?我否定A就等于我肯定B?再说时代也不同啊。以下为原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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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记载的国民党抗战时期的腐败(转载)

『天涯时空』《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记载的国民党抗战时期的腐败(转载)



作者:最最牛的人 提交日期:2004-12-13 10:19:00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记载的国民党抗战时期的腐败



[按:大家看看第三方是怎么说的吧!注意中间关于农民起义的记载!某些人不是说只有刘震云的小说中才有吗?大陆网友也请看看,很多内容和我们的课本一致,说明课本不可全信,也不可全不信!]


政治上的虚弱



国民政府未能动员人民,并且不愿让他们在政治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它依然是一种精 英统治,民众支持的基础随战争的拖延而消蚀。它越来越依靠武力,或武力威胁来保持它政治上的最高权力。特别从1939年起,当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破裂及民众的不满尖锐时,国民党人亮出了镇压的武器。1937—1938年,在武汉曾见到相当大的出版自由,但现在重新实施严格的检查。中央通讯社一味夸大胜利,隐瞒失败。对贪污腐化的报道被删除,唯恐它们损害对战争的努力。出版社受到严厉的出版前检查的威胁,中国战时的报刊普遍没有生气。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作为统一战线协议的组成部分,是唯一的一份报纸敢于用“×××”等符号来表示审查者的蓝铅笔删削过原稿。只有在国民党权力薄弱的地区,特别是桂系(李济深、黄旭初等)控制的桂林和龙云统治的昆明,报刊才能公开表示对中央政府的批评。①


1941年1月新四军事件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内的活动已完全被禁止(除在重庆尚有有限的活动),而知名的共产党人被逮捕。但是,共产党人可以逃到延安。正是那些个人自由主义者和小政党成员,最感受到国民党政治控制的痛楚。例如马寅初,一位国民党员和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批评了政府领导人大发国难财。他于1940年12月被捕。虽然他在1942年获释,但仍被禁止发表非经济主题的著作,甚至被禁止发表公开演说。萨空了,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新闻记者,1943年被监禁在桂林。1940年夏季以后,许多加入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名义上以孔祥熙为首,但因其与普通人民关系密切,有激进主义的色彩——的人被逮捕了,据称有些人遭到枪杀。①


重庆对大学的政治控制特别严厉。战时大部分时间(1938—1944年),教育部长是陈立夫,CC系的首领和狂热的反共分子。陈立夫借口从大学里清除讨厌的外国影响(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蔑视国故)和提高学术水准,对大学实行严密控制。他的部出版强调中国传统和国民党正统的教科书;要求在课程中特别列入军事训练和三民主义;向教员提供教学大纲;并减少学生读选修课的机会。②陈立夫强使中国教育千篇一律,旨在保证国民党对全国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控制。


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南开和清华大学组成),受惠于它非同寻常的高质量的教员和龙云的政治保护。不过,大多数大学屈从于陈立夫的压力。陈控制的国民党秘密警察花很大力量注意学术团体,并威吓大多数教授。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所有校园里都有基层组织,其热心的成员充当了告密者。③


国民党政治控制的主要工具,除国民党秘密警察和三青团外,就是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蒋介石的一个最忠诚的支持者戴笠将军为首的这个秘密机构,从1935年的1700名特务扩大到战争结束时的4—5万人。戴笠的职责包括军事情报,在日本占领区的地下工作和对军队的政治控制。①不过他的特务们也保持对平民的监视,并管理国民党中国的大多数政治监狱——至少10个——从那里传出关于严刑拷打的可怕传闻,无疑并非全是无稽之谈。监狱的主要目的,是“改造”具有“危险思想”的人。积极响应思想灌输的同狱犯人通常一年后获释,但有些则被处死。戴笠承认在1935年至1945年间有130次处决,尽管批评者暗示数字要大得多。②在国民党中国,戴笠的组织最令人恐怖。


到1944年,政治上的不满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能看出。农村地区动乱的深度可以用河南的情况为例。1940年和1941年,那里庄稼歉收,而1942年春小麦因干旱而枯萎。虽然农民们极度需要食物,但官员们无情地要求交足田赋。有时农民的全部收获都被拿走,甚至不留下年的种籽。有些农民不得不卖掉他们的耕畜、家具,甚至他们的农田,以满足田赋征收者。结果,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 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①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②在国民党区域,从福建、广东到四川、甘肃,几乎每一省都有农民暴 动,常常是为了反抗征兵和苛捐杂税。更如1943年春,大约有5万人的一支农民造 反武装,夺取了甘肃南部大部分地方的控制权。秋天,在福建有4000人起事反对政府,那里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民心鼎沸”。③


甚至在政府内部也回荡着政治上积极摆脱幻想的态度。孙逸仙之子,比较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立法院院长孙科,于1944年春严厉地批评政府的专制,无效能和镇 压的倾向。他指责国民党已经采取了“一种统治阶层的态度和习惯”,不与人民接触。对政府的批评受到彻底的压制,以致“人民不敢也不能讲话”。他警告说,国民党中国正在竭力仿效他的敌人——纳 粹德国。①


1945年5月第六次党代表大会——自1938年早期以来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变成日积月累的怨恨发泄的讲台。党内有广泛基础的成员,痛斥无所不在的贪污腐化、机会主义、无效能、不顾公众福利,以及党、政府和军队内的道德沉沦。②连共产党的宣传家也发不出比这更辛辣的谴责。


与民主政团同盟的激进领袖们相呼应,地方军阀们也联合起来向中央政府发起挑战。这些军阀们——像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潘文华和刘文辉——是军阀时代的残余。他们在当地的地位已经合法化了,但他们确信,蒋介石正利用战争来取得对他们自己军队的军事优势。1943年4月,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在国民党政府与这些地方军阀之间的“怨恨和对抗在表层下沸腾”。③


共同的利害关系把这些军事指挥官和民主政团同盟集合到一起。云南已经成为小党派成员的避难所。那里的省政府主席龙云聘请了几个民盟领袖,包括潘光旦、潘大逵和罗隆基作“顾问”,他在财政上帮助民盟成员;并且他以限制蒋的秘密警察的活动来掩护他们。民盟成员对中央政府的幻想已彻底破灭,他们确信重庆政权是“毫无希望的,并且……注定要灭亡”。他们哀叹政府不断增长的专制和镇压的倾向。①更有甚者,到1943—1944年,他们已确信蒋介石本人是政府虚弱的根源。克拉伦斯·高思于1944年7月报告,甚至一年前还在坚决支持他的自由主义者,也“看不出在蒋的领导下中国还有什么希望”。②


民盟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地方军阀们,在一项旨在推翻中央政府的计划中结成伙伴,但并不协调。共谋者们深信重庆处于崩溃边缘,他们希望避免使用武力。他们专注于建立一个继任的国防政府作为替代。为了批准这些计划,他们安排大约于1944年10月10日在成都举行一次国民代表大会——包括国民党(40%)、中国共产党(20%)、民主政团同盟(20%)和其他团体(20%)的代表。与此同时,龙云、潘文华、余汉谋和其他军事长官们商定,他们将不再抵抗日本人,而让日本人消灭蒋介石的军队。③


这一策划最终毫无结果。如美国驻昆明的领事所评论的那样,“确实难以想象,还会有比封建政府贵胄与激进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的政客们结成的成分更为复杂的一伙”。④他们没有考虑到蒋介石对其对手用分而制之的政治机智。龙云是全部密谋的关键,他却于1945年1月退出了反蒋运动,以换取足够装备他三个云南师的美国租借法案的补给品。后来,在日本投降后不久,蒋在1945年10月的一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中,剥夺了龙云在省内的职务,并把他带到重庆,他在那里实际上被囚禁了。


虽然反蒋密谋考虑不周,但它是战争最后一年困扰国民党中国的深刻危机的一个征兆。经济生产已急剧下降,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军队在日本人面前无所作为,政府腐败,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弥漫社会所有阶层。因此,当战争于1945年8月14日结束时,国民党中国是士气低落的和虚弱的。


① 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