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在北京吃烤鸭的回忆 – 铁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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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烤鸭举世闻名,早在1964年上初中地理课时,就听说过“烟台苹果、莱阳梨”以及“北京烤鸭”和天津的“狗不理”。

1966年11月我参加“文革大串联”首次来到北京,由于那时才15岁,况且离家时也只带了5元钱,自知没有能力,因此在京的半个多月里压根没有对北京烤鸭产生过任何的兴趣。1969年后我随部队进驻北京,这才有机会进入市区的两大烤鸭店去品尝这道人间佳肴。

北京烤鸭不管是现在还是那时,都是一道价格比较昂贵的食品。所以到了北京以后,我从不轻易光顾前门和王府井的烤鸭店,每次去那里都是师出有名:或者是与战友在北京道别,或者是迎接自己班里的新兵,再有就是作为东道主,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那时我有句口头禅:“到了北京不吃烤鸭,就不能算到过北京。”

不多在若干次吃烤鸭的经历中,唯有二次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第一次是在北京会见当时在黑龙江农场工作的邻居兼同学蒋原伦,第二次是在北京会见去了武汉空军部队当兵的同班同学李国平。

蒋原伦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当年,他和我是门对门的邻居,从小在一起玩耍。记得12、3岁的时,我们俩曾经用竹制的宝剑对打,我一剑刺在他的腰上,他疼得哇哇直叫。过了不久他被查出患有肾炎,在家病休了一段时间。开始听到他患肾炎的消息时我吓了一跳,以为他的肾炎是我剑刺的结果,于是好多天不敢直面于他。好在他并不在意我的那一剑,依旧和我如往日的亲密。不过我心里有愧,一直过了很久,才慢慢淡忘那一剑的阴影。

大概就是因为肾炎的影响,蒋原伦考初中时发挥欠佳,没有如愿进入重点中学,只是被我们卢湾区的重庆初级中学录取。一年以后,我也进入了这所学校,于是和他有了双重的关系——邻居加同学。不过,虽说两人同在一个学校读书,因为已经有各自不同的活动圈子,相互的交往反比儿时少了许多。1968年底,我在部队接到他的来信,得知他在毕业分配时被确定到外地的农场,具体的地点是好像是黑龙江伊春的一个农场。于是我们两个邻居加同学就开始一个在天津、北京,一个在黑龙江的不断通信往来。

70年初的一天,我接到蒋原伦从黑龙江来信,他告知我准备在回家探亲时在北京稍作停留,一方面来看望在我们九连当兵的他的挚友沈立新,另一方面来看望我这个多年老邻居。

能在北京和老邻居兼同学见面,我十分期待。那时通讯联系的手段非常简单,除了信件、电报和长途电话,没有任何其它可以即时联络的手段,我们只能把见面的地点约定在我们部队的驻地。好在我们那时部署在顺义县张喜庄,连队的驻地离公路不远,交通还算方便。

由于时间久远,我已经想不起蒋原伦来到我们部队后是否曾我们部队留宿过夜,但是我和他一起在前门烤鸭店吃北京烤鸭的情景却一直历历在目。那天,我和蒋原伦两人先是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快速浏览了雄伟的天安门及广场后就去了天坛公园。到了午饭时节我对他说道:“原伦,我有个理念,在北京不吃北京烤鸭,就不能算是到过北京。”他赞同我的观点,于是我们俩离开了天坛公园直接找到了位于前门的那家著名烤鸭店。那时的前门烤鸭店规模不大,好像只有三开间的门面,店堂里面的规模也有限,最吸引人的还是门口那块古色古香的“前门烤鸭店”招牌,频频引得路人回望。

因为我们俩当时一个是部队的小当兵,一个是农场的穷工人,虽说进了烤鸭店,谁也不敢大吃大喝,简单商议之后我们决定要了四分之一只烤鸭,外加一盆宫保鸡丁。不过为了庆祝在北京的会见,两人还各要了一两山西名酒竹叶青。那时一只烤鸭的价格大约在20元左右,而我每月的津贴才7元钱,四分之一只烤鸭在当时已经算很不错了!

北京的烤鸭果然名不虚传,肥嫩的鸭子被烤的外皮油亮金黄,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增。烤鸭店里的鸭子吃法也颇有特色,金黄的鸭皮用刀削下后用薄饼夹裹着大葱和黄瓜,再粘上面酱食用;被踢剩的鸭子骨架则熬成一碗味道鲜美的鸭汤,用来下饭。我们俩边品尝着烤鸭的美味,边述说着离家后的经历,还边喝着竹叶青美酒。因俩人都不胜酒力,不一会两张脸都被酒精烧得通红通红。

由于蒋原伦当天还要赶去天津,到军粮城去看望在我们九连当兵的沈立新,所以午饭后我们没有在北京做更多的停留,我直接把他送去了火车站。

第二次难以忘却的吃烤鸭经历是1971年的12月我在北京会见初中阶段最好的同学李国平。

我和李国平是同班同学,因为在文革初期俩人的志同道合,相互结下了深厚的友情。68年初我们俩一起被批准入伍,他奔赴开封,成为武汉部队空军的一员,我则到了北京,成为探照灯兵二团的一名战士。由于文革中得友情使得我和李国平的关系亲如弟兄,所以尽管一个人在华北,另一个人在华中,远隔千里,但俩人始终通信不断,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双方还经常以诗词往来,倾诉各自的情怀。到了1971年初,我们俩人又相继被部队提拔,我在探照灯部队担任了雷达探照灯站的站长,他则被提拔为开封机场通讯站的排长。

1971年9月林彪事件爆发,全国各部队都进入繁忙的战备状态,李国平所在部队为解决地下工事通信电缆,于当年11月下旬派他到北京邮电部出差。李国平一到北京立刻给就给我写信,把他的住所告诉了我。

我看到他从北京的来信,而且知道了他住在邮电部牛街招待所,兴奋异常,未到周末就提前向连部请好了假。等到收信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不顾伙房未开早饭,就匆匆赶上了从高丽营开往西直门的头班车,直奔邮电部牛街招待所。

呵呵,那天幸亏我出门走的早,要是晚到一步,或许就没有那顿烤鸭大餐了!

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那天我刚刚在门卫办理好登记手续,就看到李国平和他的同伴走下楼来准备出门。显而易见,他压根没有想到我会直接到招待所去找他。见到我突然出现在他们招待所的大堂,他又惊讶又高兴,随后迅即和同行的战友调整了出行计划,他让他的同伴自行游览北京,我们俩则起聊边去著名的故宫参观。

过了中午,我们的肚子都开始咕咕叫了起来,我依然用了一句“到了北京不吃烤鸭,就不能算到过北京”的口头禅,建议李国平和我一起去吃烤鸭,毫无疑问,他也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

这次我们吃烤鸭的地方是位于王府井的北京烤鸭店,王府井的烤鸭店门面比前门烤鸭店显然要辉煌了许多:亮堂的店面,宽阔的大堂,磨光石的地面,给用餐人一种极好的环境享受。不过尽管吃烤鸭的环境变了,但我们的吃法依然没变,我把在前门烤鸭店和蒋原伦一起用餐的情况和李国平做了介绍,所以我们俩还是叫了四分之一只烤鸭,再随便点了一两个其他菜肴。当然,酒一定也是不能少的,于是我和李国平俩人在分别三年后一起在王府井烤鸭店里举杯畅饮,共叙友情,再一次享用了一顿难忘的北京烤鸭。

等李国平回部队以后,我特意填了一首词《谢池春》,记述了在北京和李国平的那次会面。那首词写道:

“分离四载,京沪巧遇,此景难以忘却。

吟诗作文尽风流,明灯下,华章细阅。

投笔从戎,共怀壮志,终身革命奋斗。

同垒鏖战情更深,盼来年,重会诸友。”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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