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挖了丁汝昌墓

谁挖了丁汝昌墓


谁挖了丁汝昌墓


谁挖了丁汝昌墓


谁挖了丁汝昌墓

在日本大阪看到清军战俘墓地完好保存着的时候,心中其实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受。我联想到了这场战争中阵亡的中国将士们在自己祖国的陵墓,2003年夏季,我去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故乡安徽巢湖考察,这位中国第一支近现代意义海军舰队的司令、甚至因其高峻的人格而被作为敌手的日本海军高度尊敬的中国将领,墓地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近年新造的劣质空坟,号称花费了数十万人民币重修的空坟,竟舍不得选一块好一些的材料来制作墓碑,墓碑竟是水泥的,上面涂画的黑色涂料已斑驳不堪。


关于丁汝昌的墓究竟是怎么没的,历来众说纷纭,终于有一位亲历者撰写了回忆文章。


下面转引的文章,作者为于春咏先生,在此向勇于记录历史的人表示敬意。




一、委员提案引起的调查




1988年,一份由安徽省文化厅转交到无为县文化局的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引起了该 县有关部门的震惊。


提案说:


丁汝昌是我国近代史上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将领之一,1979年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时,日本友人曾向他问到有关丁汝昌的纪念馆、墓地及后裔情况……丁汝昌殉国后,遗体由清政府南送,葬于今安徽省无为县严桥区沈斌乡小鸡山,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起,族人年年祭祀,直至解放前夕。文革期间,该墓被某某某率人掘开,棺内随葬财物被盗之一空,棺木被改作家具,遗体也弃之道旁……为此,我们丁氏后裔吁请:追查墓中盗走文物;修复丁陵;追查从丁氏后人家中“弄走”的丁公遗物,如光绪皇帝所赐的“七星宝剑”。丁氏后裔愿把所追查到的文物无偿地捐献给国家。

笔者随文物所叶所长当即赶往严桥。


严桥位于无为县西北部山区,西、北皆与巢县接壤,是无为县经济不发达地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是新四军七师的根据地。


汽车在崎岖的山道上颠簸,透过仲春的薄雾,可以看到绵延的银屏山脉。山的那边,就是烟波浩淼的巢湖。丁汝昌少年时曾在那里摆过渡、牧过鸭、卖过豆腐。


将近正午,我们才赶到了严桥沈斌乡,顾不上吃饭,立即奔赴小鸡山查看现场——准确的说应是盗墓遗迹。


小鸡山坐落在严(桥)石(涧)公路西侧,紧挨着公路,高约有50米。北坡较陡,坡下有一孔小砖瓦窑。南坡较缓。从山顶朝南远眺,是一片片平坦的麦地和油菜田。西边约2公里的地方有一座较高的山峰,那是龙骨山。翻过山就是巢县的高林,在龙骨山西坡半山腰有一个大村庄,那就是丁汝昌的故居汪郎中村,又叫山西丁家村。距我目测,小鸡山到汪郎中村的直线距离不过3.5公里。小鸡山北依银屏山,群山环卫,南面平川,真是一块“风水宝地”,怪不得丁家选择这里为家族墓地——祖茔。


我们沿山顶走了一圈,未发现任何碑碣标志,无法找到丁陵遗址的确切位置。有一个年轻人正在锄麦,我上前向他打听。青年说:“你们是问丁铜顶(在后来的走访中,我发现丁汝昌家乡人都这样叫他,可能缘于丁的盔甲吧)吗?听家里老人说过,有一年从山西丁家抬过来十八副棺材,一色包着三道铜箍,是当朝一品大官丁铜顶丁汝昌死了,怕人盗墓,布下了疑阵哩。有一路人马就歇到这座山上,在上面修了个大墓,好大的坟茔包子哦!不过我没见过。前两年在公路边的小水塘边,我还看到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丁界’两个字。现在可能被泥巴淤起来了,也可能被人起走了。”


我想起《提案》上提到的那个领头掘墓的人,便问:“你们这儿有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沈光宇,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因系历史事件,本文涉及到的与盗掘有关的人均用化名,请谅。)“沈光宇?当然认得,谁不认得他呢?他可是我们这儿的能人。喏,他现在就住在山东村。”说着青年人一指东南方向的一个村庄。


因为要通过当过政府直接找沈光宇,我们来到了严桥镇委会。镇上文化站的奚立荣站长不在家。镇长老凤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老凤说:“这事我也听说过,墓在小鸡山,现属梅山行政村。听说是一座夫妻合葬墓,早就给人扒了。还挖出了不少东西,听说都买给了县银行。具体情况你们可以先找一下沈光宇。”说着就派人去喊了。


这个沈光宇是个什么样儿呢?他听说我们为盗掘墓的事来找他,会出面吗?我一边喝着茶,一边想。


趁等沈光宇的时间,凤镇长绘声绘色地向我们介绍小鸡山的传说。


“丁汝昌——我们这儿的人都管他叫丁铜顶,是打山西丁家那边叫出来的,真名反而没人叫,有一年,他与刘铭传搞气起来了,从上海打小刀会的战场上跑回来,居家休养,闲来无事上龙骨山玩。山上自古有一名泉,叫’笑泉’。”(凤镇长说的笑泉在《无为州志》上有记载,名啸泉,“啸泉在州西九十里,轩车山南,往来泉所者,嘿然不言,水亦澄清;若话言喧嚣,泉即滚沸如笑,因名啸泉。”)


“丁汝昌来到笑泉口,故意高声说话,那泉水果然发出咯咯的笑声,就像小姑娘在笑。他很是奇怪,就沿着泉溪而行。不一会儿,到了一座小山岗下,忽见山岗上祥光四射,霞云笼罩,上去一看,有几只漂亮的锦鸡簇拥着一只雏凤飞走了。丁汝昌知是祥瑞之兆,遂以小鸡名其山,并择定为万年阴宅吉地……”


不一会儿,沈光宇找来了。




二.罪恶的夜晚


沈光宇五十来岁,说话很和善。《提案》上点名指控他带头掘墓。可是,经了解,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参与其事。


据沈光宇说,这个事不是发生在文革期间,而是1959年下半年公产风时的事。那次他和本村的任树堂到亳县为队里的花炮厂采购硝药去了,没在家,没赶上参加挖墓。他是回来后听说的。花炮厂有好几个人都参加了。据说是公社头头汪毛山和大队陈立丰领人干的。


经任树堂证明和后来的大量调查,沈光宇说的是实话。


当天晚上,我和叶所长在镇上的小旅馆里住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在镇政府的配合下,我们先找到了陈立丰的家。不巧的是,陈外出做生意去了,还没回家。几经周折,我们又找到了汪毛山。


一开始,汪毛山有点紧张,怕追究责任。在我们一再催促下,他还是说了。


那是1959年秋天,汪毛山时任严桥公社的“科委会主任”,家住在沈斌村。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严桥说是“重灾区”,却风调雨顺的,只是前两年严桥出了个“共产主义一枝花”的典型——响山乡,县里剧团还为此编了出戏叫《响山花开》。到了公产风的时候,“共产主义一枝花”饿死的人比哪儿都多。当时“开荒大生产”之风盛行(实为掘墓),有一天,沈斌村的陈立丰找到了汪毛山,商议“开荒”的事。陈提出要“平掉丁铜顶的包子”。汪有点顾虑,怕影响太大:“山西丁家就在边上,恐怕……”陈立丰说:“怕个吊,丁铜顶还不是封建王朝的孝子贤孙?不能因为他耽搁了我们开荒大生产!”那个年代,谁敢“破坏开荒大生产”?于是,一声骇人听闻的罪恶计划便密谋而成了。


当天下午,从沈斌、梅山等几个村庄抽调来的青壮劳力,集中到小鸡山下的方家跳村(今小方家村民组)开会。会上宣布成立了“开荒突击队”,陈立丰自任队长。他吩咐煮了一大锅糯米饭,等收工后“大家放开肚皮吃饭”,又拿出了两包“双戴花”牌香烟给大家抽。这在当时是多么大的诱惑啊!


陈立丰当时说:“今天开荒的任务是把丁铜顶的坟茔堆给平了……这事在外面不要乱说乱传……当然,这是一项很光荣的任务,丁汝昌是地主阶级的看家狗嘛!今后闹不好你们还要上报纸。”这时有人想打退堂鼓,毕竟是挖人祖坟的缺德事啊!可最终还是经不住那一锅糯饭的诱惑。


那天天色灰暗,秋风瑟瑟。这伙人丧魂落魄地来到了小鸡山顶,来到了丁汝昌的陵前。虽然仗着人多,可他们还是觉得头皮阵阵发紧。


陈立丰给大家鼓气说:“咱们鼓足干劲生产,等一会儿就可以放开肚皮吃饭了,大家快干吧!”


记不得是谁动的第一锹,众人开始扒坟墓上的封土。说是青壮劳力,其实都饿得手无缚鸡之力。陵墓又是用青砖加糯米灰浆砌筑的,二分坚固,一时竟无法弄得开。有人提议到不远处的皖江水库工地上弄些炸药来炸。陈立丰认为不妥,没有同意。他叫人找来了几根撬棍、錾子和重磅大铁锤。


经过好一阵乱凿乱撬,到天擦黑时分,终于将墓室撬开了,里面露出了一红一黑两具棺材。


谁也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两具棺木,于是众人争先恐后围上来看。陈立丰喝道:“都闪开!当心有机关暗器伤人!”他听过大鼓书,知道有的古人大墓里会暗藏着毒箭什么的。“这样吧,你们先跟汪主任下山吃饭去,我和周子群、沈方千留下把它搞完。”


就这样,汪毛山带着多数人回到了方跳村吃饭去了,他是第二天才见到从陵墓里弄出来的部分文物。




三.盗墓贼的自白


根据汪毛山提供的线索,我顺藤摸瓜,辗转找到了周子群和沈方千,进一步弄清了事件的全过程。沈方千在他家门口那棵粗大的槐树下,用袖子把那张竹凉床擦了又擦,才招呼我们坐下。他支走了家里人,或许是他不愿让儿女们了解那件不堪的往事吧。老人缓缓打开了记忆的话匣:


留下我和周子群,是因为周子群胆大,又有过“捡金”(移坟时捡遗骨)的经验。而我家则是丁家几十年的看山人(守墓者)。


有人说丁公下葬时十八副棺材出门,那是说书呢,胡诌的,你们可别信,这事我们家知根知底啊。你们听我从头给你们说呀?丁家坟山,哦,就是小鸡山,原来是一个叫张家水的人看守。看山也不图别的,就是可以耕种山上一些空闲土地。每年清明冬至,丁家来上坟时,就管他们几桌饭。有时丁家还给点小钱,丁家后人人都不错的。有一年,张家水以五十三块洋钱的价码,将墓地当给我家看守。说好十年为期的,可我家一直看到了解放后。解放前,每年清明节,丁家“二老爷”都带着大小姐(丁亚华)来上坟。上完坟就由我办两桌饭。只有一年因为来的人多,我办了三桌。丁家与我家的关系一直相处得很好。


说心里话,挖丁公的陵墓我很反对。缺德啊,造孽啊!可我能抗得住吗?那天——可能是九月初几吧,记得当时还偷着在地里起山芋吃来着,我们先打开了东首那个红的棺材。哎呀里面是个女同志——是魏老夫人吧,我听丁家人讲过。我举着风灯照亮儿,周子群往外拣东西。老太太东西还不少。陈立丰从棺材里一个小被子上撕了块烂绸布兜着。可怜,老太太尸首早就烂了,只剩下了骨殖和衣裳。衣裳其实也烂得差不多了。但还能看出来是凤冠霞帔,就和唱戏行头差不多嘛。上面一些珠子仍闪闪发光。老太太的嘴里还含着一个金环,是用一根灰线样子的什么绳穿着的。戴着大戒指。头边上的红绿珠子有算盘子子大。胸门口还有两个大的绿珠子。拦腰一圈牌九样的牌牌。那些东西我也叫不出什么名字来。


剩下的那口黑棺材就是丁铜顶的了,金丝楠木的材,好像还喷香的。底是用整块料攒的,非常结实。听说是李鸿章送给他的啊,可怜!


开棺一看,我们都吓了一身汗——遗体一点也没有腐烂,面目如生。辫子,胡子都在,周子群一边念叨着什么——我也听不清,像是咒语呀什么的,一边取出盖在遗体上的红缎面小被子,这小被子只有二尺来宽,像新的一样,新崭崭的。我把风灯拧到最亮,只见丁汝昌头上戴着瓜皮小帽子,身穿黑色棉袍,外套一件马褂子。左肩膀上放着一灰色玉把儿拂尘(就像古装戏里太监手里拿的那种东西),马尾也粉(朽了)了。周子群伸手四周一摸说,这个老头子是个苦老头子啊! 除了这个拂尘,什么都没有。


过了一会,周子群把丁公的遗体从棺材里拎了出来,他说只有十来斤重吧。我们把遗体上盖了点枯枝叶,点火烧着了,这才下了山。


拣出来的东西不多,九斤来重吧。是陈立丰和陈双满两个人送到公社去的,公社派陈树文送到无为县城,卖给了人民银行。那个新崭崭的小花被子送给了方前仁,方前仁嫌“晦气”,后来也烧掉了。


第二天一早,汪毛山领着突击队员上山起棺材,发现两具棺材都是放在厚厚的雄黄上面,红棺材还有香味,连木匠也没叫出是什么树来。他们把棺材板送到了公社木业社,改做了八条大板凳。到现在还有两条在哪家当磨凳哩。


两具遗骨是我拣到一起放到了墓坑里深埋了起来。


平了墓后,我们还是有点怕。可是丁家也没来找,时间长了我也想忘了它,不愿再提它了。



四.走访汪郎中村


4月22日,我和叶所长带着沈方千来到小鸡山,确认了丁汝昌墓址的位置。苍穹下的小鸡山显得十分肃穆庄严。阳光艳艳地照着,无树的山坡上已经没有了二十九年前阴影。


在一片苎麻地边,沈方千指着一块微微凹陷的草地说:“就是这儿。解放初,墓前靠这儿还有两棵大柏树,后来叫人伐了去雕了菩萨。”我问:“过去墓前有碑吗?墓里面有墓志铭吗?”沈方千摇摇头说,我没见过碑。只是墓园边界四周原来有几块界石。后来我查阅有关族谱资料,得知我们皖江一带有些家族墓地,一般没有独自标墓立碑的习惯。只在族谱的《茔图》上作详细记载。


我对丁汝昌墓址的方位作了文字记录,并跑到北坡小窑边找来几块砖埋下,以作标记、便于日后重建陵墓。


下午,我和叶所长沿着小路西行,出曹家山口,到了汪郎中村(山西丁家村)。这是个较大的山村,有近百户人家,大部分姓丁,并且都与丁汝昌沾点族亲关系。我们先看了丁汝昌的故居。故居已被拆掉了一大半,丁汝昌的五世嫡孙丁晓明告诉我们,在故居上新盖的那幢小平顶,是他叔叔家的。故居残留下的两面高墙,清灰小方砖,“小刀缝”砌法,还清楚地看出当年老宅宏伟的规模和精良的质量。在花园旧址内,还立着几块漂亮的太湖石和几只石桌凳。这旧居拆得让人心疼!面对文物古迹的破坏,我们却无权干预,因为他们属于巢县管辖。


丁晓明的家在村子正中,紧靠丁汝昌故居。屋子里还在使用的床和一张嵌着贝壳画的红木大圆桌,都是丁汝昌的遗物,十分珍贵。丁小明还告诉我们,家里保存的的少数丁汝昌遗物,如“铜顶子”(盔甲)等,已经献给了省文物部门。一把“七星宝剑”是文革那年交给大队的,现在已经不知去向。听说巢湖市的文物管理所正在追查。二十岁刚出头的丁晓明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他的父亲丁浩然原是教师,1966年因成份高被批斗后病逝,母亲张世英也于1968年夏天杀身亡。丁晓明试探着要求我们给他解决城市户口和介绍工作。


村里有位近八十岁的老太太听说我们是特意来参观丁汝昌故居的,主动向我们介绍了丁汝昌少年时期的许多故事。她说她自小就在丁家帮佣,听过不少丁汝昌的故事。比如,有几年丁汝昌为他开豆腐坊的大伯伯卖豆腐,挑担叫卖的时候被山上石头绊了个跟头,豆腐也摔在了地上,大妈妈(伯母)要打他,他就跑,跑到到房中忽然就不见了,大妈妈看到他变成了一只白虎。从此大妈妈再也不敢打他了,逢人便说这孩子是“白虎星下界”……


粉碎四人帮后,村里有一次请来电影队放《甲午风云》,开演前村民们放了几稻箩鞭炮。


丁汝昌的后裔中,许多人对革命事业作出过很大的贡献。


四世嫡孙女丁亚华,是1934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她的丈夫张铚秀是老红军、开国少将、原中顾委委员、昆明军区司令员。妹妹丁亚芳1939年参加革命。妹妹丁亚苏1945年参军,现为南京军区某医院著名专家。



结束语


那几天,我们走访了十几个村庄,找到了大部分活着的当事人,对于那场历史闹剧,他们都表示了愧疚之意。这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23年前发生的的盗掘古墓事件,其损失已经无法弥补,当作普通金银首饰卖给银行的文物已经无法追回,当年所得赃款也用于为公社买了辆凤凰牌自行车。它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何其深刻!在我执笔写调查报告的时候,我主张下“丁汝昌陵墓毁于愚昧和贫穷”的结论。我的意见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后来也就是这样写进了上报材料。


是啊,愚昧和贫穷本是一对连生的病灶。今天,当我们迫于发展经济的压力,还在做着毁灭文物古迹蠢事的时候,当我们时常听到一些诸如“不要让五松山挡住了发展铜经济之路”的“高论”的时候,让我们放眼全球,比如去看看美国人是如何把他们只有区区几百年的历史保护得如掌上明珠似的。保护文化古迹,绝不能走工业化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因为,文物古迹破坏了,就永远不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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