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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警”船长程大伟

“杀警”船长程大伟

12月12日,程大伟的“鲁文渔15001号”渔船因涉嫌“非法捕捞”,在黄海海域与执法的韩国海警发生冲突,一名海警受伤,一名海警(李清好)身亡。一天后,韩国警方对船上的9名中国渔民签发逮捕令,罪名是“妨害特殊公务执行罪”,但程大伟的罪名却多了一项“杀人罪”。他的“杀人工具”由开始的玻璃片,最终被认定为驾驶舱内一把25厘米长的刀。

事件在韩国引起震动,有媒体甚至把“非法捕捞”的中国渔民称为“海盗”。此后,韩国海警加大了检查力度,仅在12月16日、17日两天里,遭韩方扣押的“非法”中国渔船就达到了26艘。

冲突为何屡屡发生?如今,当你走进一个个小渔港就会发现:船长程大伟的悲剧,不过是中国渔民命运的一种极端显现。

“在整个渤海都人缘好”

程桂桐无法将自己的儿子与韩国人描绘的“海盗”联系在一起。

看着日历,他盘算着,如果不是“出了事儿”,儿子阳历新年就应该回来了。程大伟的母亲则守着电视,希望知道儿子怎么杀的人。但她看了几天,没有答案。后来,听人说韩国方面可能判儿子死刑,她病了几天,哭着对女儿说,“这下大伟可没法给我送终了。”

程的妻子每天以泪洗面,哭完就忙着办去韩国出庭的护照,找一切能找到的关系。她开始答应记者“我只见你一人”,但很快又反悔,“他们说,都没用了。”

舆论的漩涡中,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触动这个家庭脆弱的神经——怕影响两国关系、怕耽误政府工作、怕激怒对方“先斩后奏”——父亲程桂桐反复念叨着:“咱儿子出事咱着急,人家那边死了人更着急。”

直到12月15日,家人才终于在网络上看到程大伟。他戴着白色口罩,在警察押送下进入法庭,太阳穴附近有擦伤,眼部一大块淤青。

在家人的描述中,事发时,程大伟一度被打昏,但昏迷的时间是在韩国海警死亡前,还是死亡后,不得而知。醒来后,程大伟曾在一个中国翻译的帮助下,偷偷给妻子打了电话,内容大概是:“人不是我杀的。你放心,别惦记。”

但在12月19日,一直否认杀人的程大伟又在韩国警方带领下,指认了现场,并承认“警察官打了一下我的头”,“我拿着凶器喊‘不要过来’。”

在程大伟的老家辽宁绥中的张见渔港,渔民们都不相信程大伟杀了人。这座渔港建于2002年,从那时起,程大伟就是港上的名人。有船在海上出了事,渔民们就会去找程大伟,“大伟,赶紧去救人。”

在船长们的描述中,程大伟为人豪爽、仗义,出手阔气,好请客,“有点像当年的绿林好汉。”船长王尽忠至今还记得,刚认识程大伟那年,自己的船在海上遇难,其他船都不予理会,只有程大伟自己驾船从18海里外跑来救援。另一位船长则回忆,他的船在海上飘了三天三夜,直到程大伟的船路过才得了救。

渔港上,忙着收网船员们也对程大伟评价颇高:“人好”,“从不欠小工(船员)工钱”,“救人还差不多,哪里会杀人。”

38岁那年,程大伟第一次因救人上了报纸——2004年9月14日的凌晨4点,载着两千多吨硫酸的福州“金达226号”货轮,在山东石岛附近海域出现故障。货轮在巨浪击打下濒临沉没。不远处,程大伟驾驶的“辽绥渔4415号”和另一艘渔船接到了求救信号,立刻赶去救援。两艘小渔船冒着被巨浪打沉的危险,在海上救了14个人,其中程大伟一艘船就救了9人。

这件事曾被《辽沈晚报》报道,并在辽宁和山东渔民间广为流传,程大伟也因此在渔民中间建立起威信。根据船长们的说法,7年间,他曾在3次海难里救了至少17条人命,“大伟在整个渤海都人缘好。”

“大船操大心,小船操小心”

程大伟生于绥中网户满族乡小前村,该乡因多渔民、网户而得名。在父亲程桂桐的记忆里,上世纪70年代以前,打渔在当地还是件很容易的事,在海边划个小木船,拉上网,就能打到鱼。年轻的船长们也记得,小时候,在海边随便就能捡到不少螃蟹。

1985年春天,程桂桐从当地的化肥厂下了岗,和村上另外5家人合伙贷了两万块钱,买下一艘小渔船,下了海。小渔船只有7米长、12马力,没有通讯设备,没有拔网机,只能在海岸边跑个十里八里。由于不敢往深海走,一年下来,5家人打的鱼只卖了8000块钱。但在那年景,出海打渔已经是当地人最好的营生。

程大伟喜欢打渔,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去屯里的水坑淘鱼,村里的孩子谁也淘不过他,都听他指挥。虽然只读过6年书,但18岁上船的他,很快显露出航海的天赋。20岁那年,他就当上了小渔船的船长,这在整个网户乡也并不多见,但在当时“大伙都挺赞同他”。

程桂桐至今记得,儿子22岁那年出海打海蜇,回来走到一半的时候船上的发动机坏了。程大伟在船上支了个竹竿,把棉被挂上当风帆,顺着东风飘了50里才回了家。那次,程桂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看着儿子,只说了一句,“孩子,太不容易了,才20岁。”

程桂桐觉得,如果不是那次儿子命大,赶上了东风,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大伟出了半辈子海,我跟着惦记了半辈子。”儿子出海的时候,他总要等着看天气预报,一旦刮风了,就悬上一颗心,“担心出事;担心打不着鱼。”

24岁那年,程大伟结了婚。程桂桐跟儿子说:“干脆你去跟别人再搭个伙换艘船吧!”于是,程大伟和别人合股买了艘38马力的新船。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程大伟像很多船老大一样,成了村上最早致富的一批人。此后的若干年里,他贷款买了汽车,在绥中县城住上了楼房,渔船也从38马力一点点贷款换到了200马力。

父亲程桂桐始终不放心。程大伟出事儿后,他突然想起村里那句老话:“大船操大心,小船操小心。”

“渔网能把渤海盖个十层八层”

随着时间推移,张见港的渔船从最开始的20艘发展到了上百艘。渔船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当初的十几匹马力的小渔船,变成了现在600匹马力的“大黑皮”。

过度捕捞,让程桂桐经常感叹:“渔民的渔网铺在水平面上,把渤海盖平了,也能盖个十层八层的。”传统捕鱼区开始加速萎缩,近海已经几乎无鱼可打。海上的污染也使得渔民雪上加霜。蓬莱19-3和绥中36-1海上油田相继发生漏油、溢油,影响了辽宁、河北附近海域的渔业生产。2011年,出海打渔的张见港船长,不少都赔了钱。

深海区的资源争夺变得白热化,河北、辽宁、山东三地的渔民常常为争夺捕捞资源产生摩擦。协商不成,渔民们便通过“撞船”武力解决——谁的船小,谁就会挨欺负。渔民们只能不断贷款换大船,于是“船越来越大,‘饥荒’(负债)却越来越多。”

2010年,渤海25渔区,发生了辽宁渔民与河北渔民冲突最为激烈的一次。当时,张见港的一些船长,为了维护自己在此公共海域捕鱼的权利,组成了一支有24艘渔船的“海上雄鹰”船队,与河北昌黎、乐亭的船队联盟展开了一场“海上大战”。混战中,一艘河北渔船被撞翻,造成1人死亡、1人失踪。

一年后,张见港的船长们又发现:为了阻止其他地方的渔民去打渔,有人在38海区附近方圆一百多海里的海底下,放置了带着铁钩的“灰墩子”。这些灰墩子每隔400米一个,渔船只要一进去,撒下的渔网就会被勾坏。

按照张见港几位船长的说法,此次“韩国海警被杀”事件中另一艘渔船“辽葫渔35430号”的船长刘连成,正因为抢不过其他地方的渔船,才跟着表哥程大伟跑到了韩国专属经济区打渔。

程大伟早就发现“渤海不好干了”。他曾想过转行、不再出海。早年,他真骑了辆自行车到外面去卖毛虾,但很快发现:他们这样的海里人,很难适应地上的营生。张见港的其他船老大也想过另谋出路,比如搞水产养殖,却被告知成本投入巨大,把船卖了也不够个零头。

“黑牌子”干脆成了摆设

2003年,程大伟和几个船长听说山东那边鱼多,便一起开着船跑到了山东石岛打鱿鱼。但在当时,他并不知道,中韩两国签订的《中韩渔业协定》规定,从2001年开始,中韩之间的水域已经划为“暂定措施水域”、“过渡水域”和“维持现有渔业活动水域”,其中“暂定措施水域”在2005年转成各自的专署经济区。而中国渔民传统黄金渔场的一部分,正好在韩国专属经济区之内。渔民们若想继续进入这片区域打渔,须得到韩国授权的“入渔许可证”。

由于“入渔许可证”是黑色的,渔民们戏称之为“黑牌子”。在韩国专属经济区的边上打了几年鱿鱼和黄花鱼后,2008年,程大伟花了十几万,也从别人手里买回来这么一块。

这块现在已经价值30万的“黑牌子”,没能改变程大伟的命运。因为,中国渔船进入韩国专属经济区打渔,网目大小、捕捞时间、捕鱼量都有着严格限制。按照韩国的标准,中国渔民根本挣不到钱。为了生计,渔民们只能瞒报捕捞数量。今年4月25日,程大伟被韩国海警罚了10.9万人民币。当时,他在济州遮归岛西北方向27公里处“非法捕捞”了760公斤的海鱼,而捕捞日记上记录只有480公斤。

更多中国渔船干脆铤而走险,直接偷入经济区捕鱼。在韩国海警加强防范的背景下,张见港渔民手里的“黑牌子”成了摆设——“经济区根本就进不去。”后来,程大伟把“黑牌子”转给了别人,决定自己再冒一次险。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常常把船停在禁区的边界,下网等着鱼群。由于使用的是流网,这种做法十分危险,渔网经常就会随风飘到韩国的捕鱼禁区以内。程大伟的渔船曾被韩国的海警拿枪打坏了雷达。

12月12那一晚,据当时在附近船上的船员回忆:刘连成和程大伟两艘船把网撒在“禁区”里面3-4海里处。不久,他们从雷达上发现,一艘韩国炮艇正飞速向他们奔来。两艘渔船先后往禁区外跑,韩国炮艇则放下高速汽艇,继续追赶,落在后面的“鲁文渔15001号”被韩国海警登船,后就渐渐慢了下来……

韩国海洋警察厅的资料显示,今年1月到10月,韩国西部海警厅就扣留290多艘中国渔船,几乎每天一艘。最近5年,韩方对中国渔船罚款总额达294亿韩元。

对中国渔民的反感情绪也在韩国民众间蔓延。今年9月,一部海警题材的偶像剧《波塞冬》在韩国国内热播,剧情中,中国渔民的形象被刻画得蛮横无理。

“‘饥荒’太多,再跑两趟”

11月底,张见港去韩国打渔的4艘渔船回来了两艘。临行时,提前回来的船长王尽忠也曾劝程大伟一起回去,但程大伟坚持留下:“‘饥荒’(负债)太多,再跑两趟。”

与一般船员比起来,船老大们外表光鲜,在海上却要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他们就像是在海上碰运气的“赌徒”,稍不经意就可能血本无归。程桂桐亲眼见过,村里的老船长打渔赔了钱,“把‘饥荒’都带进棺材里去了。”

程大伟同样把血本都压在了渔船上。2009年年末,他从信用社贷了60万,又管亲友借了些钱,与乡里一个叫大庆的人一起凑足200万,从南方买了一艘400匹马力的铁皮船。因为绥中只能登记木船,于是这艘船才在山东文登登记为“鲁文渔15001号”。新船买回来在家收拾半年,安装灯光、发电设备,又花了几十万,后半年才出海。后来,大庆退了股,程大伟一个人撑下了船。一年下来,雇了9名船员花了50万;油钱花了50万;春天置一趟网,花了38万;夏天再补一次网,又花了五六万——每年花费都要在150万左右,而打渔挣的钱,也都拿去还了信用社。

“4月被罚的那次,让大伟前半年几乎都白干了,所以他才拼命往‘禁区’里跑,想挣点钱回家过年。”张见港一位船长说。

现在,父亲程桂桐每天算计着过日子,期待着儿子可以早日归家。他对孙子的唯一告诫是:“谁的班你都可以接,就你爸的班你不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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