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日本“南京暴行”之争

2004年11月9日,《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作者张纯如在美国加州自己的轿车内自杀身亡。她29岁时就出版了此英文专著,这是西方第一本用英文介绍“南京大屠杀”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书籍,引起西方世界极大反响,连续14周列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作者深入探究日本侵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书中材料翔实丰富,许多是从对幸存者和目击者的访谈中得到的第一手资料,还有从历史档案中发掘的权威资料。

2005年5月,东方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中文新译本《南京大屠杀》,提醒世人永远不要忘记人类历史上曾有过这样惨绝人寰的一幕。

文/张纯如(美)

译/马志行 田怀滨 崔乃颖等


美国人对南京暴行一无所知


今天,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有哪个孩子未曾看到过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哪个孩子未曾读过年轻的安妮·弗兰克在集中营里经历的、难以忘怀的悲惨故事片断?的确,美国大多数孩子都曾在学校里学习到关于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所产生的毁灭性后果,但是,如果去问大多数美国人——儿童和成年人,包括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你就会获知,大多数人对于60多年前南京发生过的事,是一无所知的。一位杰出的政府的历史学家曾向我坦白承认,她在研究院期间,多年来这个问题从未被提起过。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律师曾羞愧地告诉我,她甚至连中国与日本曾经发生过战争的事都不知道,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争的知识仅限于珍珠港和广岛。美国人的这种无知甚至扩展到美国的亚裔美国人中间。他们中间有一个妇女问我:“南京是什么?一个朝代?”可见她的地理、历史知识少得多么可怜。

60多年前一个发表在美国报纸头版的重大事件,现在却消失得无影无踪。面对这样的现状,我深感恐惧,30万中国人民被屠杀的历史可能会消失,如同当年人们在日本的占领下消失那样。有一天世界可能真的会相信日本政客们所强调的硬说南京大屠杀是一个骗局、一个凭空捏造的谎言,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究竟是什么使某些事件留存在历史之中,并让其它的事件被遗忘?准确地说,像南京暴行这样的事件怎么竟然会从日本人的(甚至从全世界的)集体记忆中消失?


日本学术界掩盖大屠杀罪行


日本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采取的是回避态度。有人认为,该事件发生时间还不算长,不值得对其进行历史研究,或者说还是让历史学家去评判日本所犯的错误吧。有些人甚至对批判日本战争罪行表示愤慨:“我们为过去所犯的错误究竟要道歉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另外一些学者甚至与保守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挽手共同降低南京大屠杀的影响及遇难者人数。东京大学教育学教授藤冈信胜就是一个著名的历史篡改者。他为了歪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中的其它内容,发起了一场狂热的“圣战”。他在一份煽动性声明中断言,南京大屠杀中死亡人数远远低于中国人所声称的人数,南京大多数死者是游击队员,而不是平民百姓;日军的亚洲性奴隶,或称为“慰安妇”,都是些普通的妓女!

在日本,审查制度不仅由政府进行,媒体为保护自己也进行自我审查;私人机构的自我审查微妙诡谲,使人难以察觉。

日本的电影发行商对电影《末代皇帝》中有关南京大屠杀镜头所做的手脚,暴露出日本确有自我审查的存在。1988年日本富士电影发行公司从伯纳多·贝托鲁奇那部关于溥仪生平的影片中剪掉32秒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镜头。贝托鲁奇发现此事后异常愤慨,他说:“在未经我的授权、违背我的意愿、并且甚至都不告知我的情况下,日本电影发行商就删掉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全部镜头。他们竟然对新闻界说,我本人和制片人杰里米·托马斯早就建议删减这部分内容。”贝托鲁奇声明,“这种行径是完全错误的,令人厌恶的”

贝托鲁奇的强烈抗议迫使发行商们马上恢复被删剪的内容,发行商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了种种借口。富士电影发行公司的经理人保谷为所造成的“混乱和误解”道歉,并且解释说,他的公司只是认为南京大屠杀的场面在日本放映“太过于刺激”。他说:“删掉这部影片的部分内容纯属我们的自愿决定,我们当时不认为这会成为一个大问题。”该公司另一位发言人斋藤光宏告诉媒体:“删去这些镜头是出于对日本观众的尊重。”日本电影评论家中根猛彦分析说,删去南京大屠杀镜头的决定是由于发行商的胆小怕事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暴力威胁,“我认为,这部电影的发行商和剧场老板害怕那些右翼组织会在剧场外制造事端。”他还说,“有些右翼分子仍然认为,日本在中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动乃是日本发动的‘圣战’的一部分。”


日本国内关于大屠杀的辩论


有勇气撰写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著作的人,常常面临冷酷无情的攻击。现在以洞富雄和本多胜一为例。早稻田大学日本史教授洞富雄1966年访问中国,调查日本人在中国的暴行,他后来写了几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著作;《朝日新闻》获奖记者本多则打破了日本新闻界对讨论南京大屠杀的禁忌,分别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访问中国大陆,并采访幸存者。他的调查结果首先在《朝日新闻》和其它杂志上连载,后来汇编成册。洞富雄和本多胜一两人得出的共同结论是:在1937年到1938年间,日军士兵在南京杀害了大约三十万人。

他们两人在日本同样遭到猛烈而恶毒的攻击,对洞富雄和本多最张狂的攻击者是铃木明,他是一名极端保守的作家。在一篇题为《南京大屠杀的假象》的论文中,铃木明大肆攻击洞富雄和本多的调查结果。他说:“洞富雄和本多的故事都是胡编乱造出来的,没有足够的原始资料来证实大屠杀的存在。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假象’。”根据铃木明的文章编纂出来的书,获得了《文艺春秋》的非小说类的文学作品奖,文学批评家称赞这本书是“令人敬佩的”和“勇气可嘉的”。当洞富雄和本多发表一系列文章进行反驳时,日本几个著名作家立即群起为铃木明进行辩护。

另一位批评者是自称松井石根门徒的田中正明。1984年他出版了一本反驳洞富雄的书,名为《“南京大屠杀”的编造》。该书利用了松井石根的战时日记,指责洞富雄散布“敌人的宣传”。田中说,与欧洲和中国不同,“在日本的整个历史中,找不到一次有预谋、有系统的屠杀的例子”。

右翼作家渡边省一对本多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指责本多“不仅往当时的日本军官和士兵身上,而且也往所有日本人身上,甚至包括未出生的孩子身上 ‘强加罪行’。”

两个阵营很快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一边是洞富雄、本多及其支持者们组成的开明的“屠杀存在派”,另一边是由铃木和田中领头的“屠杀假象派”。开明派在《朝日新闻》和其它杂志上发表他们的调查结果,而保守派则在右翼出版物如《文艺春秋》、《诸君》月刊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开明派要求日本政府为其在中国犯下的罪行道歉,而保守派则认为道歉是外国对日本国内事务的干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屠杀假象派”本身为寻求攻击“屠杀存在派”的弹药而亲自研究这一问题时,结果却事与愿违。例如,在80年代,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的一个联谊会“偕行社”,要求其1.8万名成员用目击材料证明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令“屠杀假象派”沮丧的是,许多“偕行社”成员确认了南京大屠杀的细节,并描述了令死硬的保守分子也感到恐怖的暴行。过去是松井手下军官的一名“偕行社”成员估计,在一名参谋军官的命令下,大约有12万名战俘被杀。后来,无疑是在压力之下,这位军官把这个数字修改为“不少于几万人”。即使这样,他的证词对于这次调查也无异于釜底抽薪。甚至“偕行社”杂志的一位编辑也被感动了,他在系列文章结束部分写道:“对于这种大规模非法杀戮是没有任何借口可找的,我作为与旧日本军队有某种关系的人,必须向中国人民表示深深的歉意。”

但是,最让保守派尴尬的事还在后面。1985年,日本一家著名的历史杂志《历史与人物》发现,新出版的松井石根战时日记竟有九百多处错误,其中大多数是蓄意篡改原始文献。这一丑闻的暴露令日本各地历史学家感到愤慨。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篡改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宣称自己最坚定反对篡改历史的批评家田中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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