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重庆模式”的深度思考 / 爱德

对“重庆模式”的深度思考 / 爱德

2011-05-17 14:18 | 阅读(1284) | 标签: 毛泽东, 重庆, 保皇派, 造反派, 核武器, 专制制度, 唱红打黑, 重庆市政府 | 字号:大 中 小 打印文章

“重庆模式”在中国异军突起,大造声势,未来有可能超过“深圳模式”,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就像当年“文革”的“大庆模式”一样。尽管设计制造“重庆模式”的领导们矢口否认有“重庆模式”,那是在“韬光养晦”,“缓称皇”,积蓄力量。

“韬光养晦”是中国政客惯用的计谋。意思是先把自己的目的、能力隐藏起来,等到强壮之日再现霸王威风。中国在世界上就是奉行“韬光养晦”的策略,一下子被美国基辛格博士识破了,曾经让一位中国高官解释“韬光养晦”含义,这位高官说,“中国不会与美国争霸”。这表明,中国已经放弃了“永远不称霸”的承诺,只是暂时不与美国争霸。我不是说不可以和美国竞争,可以竞争谁的国家更自由、平等、民主。

重庆领导们的“韬光养晦”与中国领导们的“韬光养晦”是一样的,先把自己的目的、能力隐藏起来,等到强壮之日一举拿下全国政权。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分析“重庆模式”,看看它是如何产生的?又会如何发展?

“重庆模式”是在中国走投无路背景下产生的。中国自从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上边”在一个叫深圳的地方画了个金色圈圈,搞出“深圳模式”,从此全国在经济上释放出积压了三十多年的能量,在一部分人致富的道路上讯跑,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

但是,由于经济改革与****不配套,文化、教育和法律制度严重滞后,使得这经济发展出现畸形。GDP增长成了国家的信仰和口号,发财和美女成了官员奋斗的唯一目标。因此国家精神开始崩溃沉沦,乱象纷呈,鬼蜮横行。

这时本来应该赶快革除政治制度上的弊端,进行政治制度改革,逐步实现民主政治,可令人遗憾的是,国家不但不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反而祭出孔子儒家,想用这顶破草帽遮住中国专制制度这张丑陋的脸。结果是中国越来越丑陋,越来越怪异。社会问题恶性膨胀,臭气熏天。

我随便举一些实际发生的严重例子:深圳青年工人12人连续跳楼自杀,电视一边报道一边还在跳楼;发生多起拆迁逼人自焚事件;煤矿坍塌事故连续不断,死人无数。污染造成癌症村民垂死挣扎;假冒伪劣猖獗,有毒食品种类繁多,花样百出,防不胜防;盗贼、骗子多如牛毛。重庆12所学校的校长老师集体贪污;大学教授专家带头造假;准院士雇凶杀人。我不再举例了,这些事真是“罄竹难书”啊!

这些问题使得民众生活苦不堪言,怨声载道,“上边”精英们当然也都知道。他们仍然不愿意****,而是想另辟蹊径搞出一块红色圣地,能像毛泽东那样继续专制独裁,称王霸道。

精英中有几位像元帅一般打开中国地图,目光不约而同盯住重庆。那里是天险之地,俗话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二战时曾是中国临时首都(陪都),日本人占了中国半壁河山,就是拿不下重庆。

于是,这几位精英又像元帅一般用红色笔在重庆行政区画了一个红圈圈,决定像当年的延安那样搞一块红色根据地。建成之后,进可以北上东扩,退可以凭借天险,成为中国的“阿富汗”,与美国等民主国家抗衡,以图东山再起。

目标和地方决定之后,接着就是方法问题。首先要打虎树威,这是惯用伎俩。早年陈希同、陈良宇先后被以贪污罪名“斩首”,其嫡系官员们都安然无恙,乖乖归顺了新主子。这经验极其宝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这几位精英又像元帅一般架起高倍望远镜,瞭望重庆,最后将镜中十字交叉点锁定在倒霉蛋文强身上。精英们觉得还不够,人们对“反贪”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奇,要收民心还得“打黑”,打击那些依靠官员欺行霸市的人。所以又抽调了一位忠心耿耿,六亲不认的“打黑”强手,一同空降到红圈圈中的重庆最高权力宝座上,开始了建立红色根据地的计划。

这几位精英非常注重学习历史经验,他们仔细研究了早年的红色根据地延安的经验。那时,毛泽东主张在中国实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民主、民权和民生。民生就是要求给工人增加工资,给农民减租减息。

现在与那时完全不同了,国家政权已在本党手里,精英们不但早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民主、民权”,而且还掌握了十多亿人的“民主、民权”。再提倡“民主、民权”等于让权,那就太亏了。

所以这几位精英决定只提最后“民生”一项。这一项也比较迎合一些民众的思想要求----想改善和提高“猪舍和饲料”的标准。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何止是民,所有低级动物都以食为天,他们同类之间一见面,先用兽语问对方:“你吃了没有?”。对方笑着回答“吃过了!你呢?”

这几位精英还决定“唱红”。这样一来可以唤起民间回想毛泽东帮助穷人争权益的好处,自己好像是毛泽东再生一般,东方又红了,太阳又升了……;二来可以震慑民营企业家,使他们回忆当年毛泽东打击“资本家”之伤痛,不老实,下场同。

另外,还可以满足在民众中存在的仇富心理。他们不怎么仇恨贪官贪来的财富,却十分仇恨民营企业家靠自己能力得来的财富。这是阶级斗争年代留下的残余观念,并在教育宣传误导下得到进一步加强。

重庆经过几年“唱红打黑”,已经建成了红色根据地,也是中国红色圣地,与当年革命圣地延安外在模式差不多,实质上少了“民主”和“民权”。还差一位美国记者来采访,写一本《红星照耀中国》。可以肯定,这本书是不会有人写了,会有人写一本叫《红都男皇》的书,与那本《红都女皇》配套。

综上所述,重庆“唱红”是在提倡红色暴力。人血是红色的,人见了自己的血会恐惧,见了敌人的血会兴奋。西班牙斗牛的血也是红色的,那牛见了红布会兴奋,受伤流血会倒下。红军战士战斗受伤不叫受伤,叫“挂花”,谁红花多谁光荣。革命当然避免不了暴力,但现在是和平环境,这几位精英提倡红色暴力必有所图,想达到的目的“司马懿之心路人皆知”。

重庆“打黑” 是不按法律程序“打黑”,是以“黑”打“黑”,是“大黑”打“小黑”。如此“打黑”没道理,没法律,不公平,不能服人,只会造成社会矛盾激化。

我要跟重庆市民特别说几句。有好的“猪舍和饲料”固然不错,但结果是“杀猪吃肉”。我不是危言耸听,看看前不远的历史就明白了。1949年打土豪,分田地,人人都有份儿。没参加革命的农民们(俺们等)真的等到好运气到来,晚上做梦都笑醒几回。知识分子也跟着乐,写文章,唱红歌,歌颂“红太阳”“大救星”。

在社会科学中,8年时间是个神奇的数字。建国8年后,这“红太阳”“大救星”开始领导“反右”运动,紧接着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土地收归集体,全都吃大锅饭。村长成了中国最大的地主,农民都成了农奴。敲钟起床,敲钟干活,敲钟收工,敲钟学毛著,就差一个件事没敲钟----性交。敲钟的结果是饿死三千多万人,根据茅于轼先生的统计。

再过8年就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天红了,地红了,中国处于红色恐怖之中。那时也打“黑”,先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后加“黑三类”“叛徒、特务、走资派。”。“黑八类”人连同他们的家属,统统被踩在愚民脚下,没有一点儿人权,也没有一点儿尊严。

“反革命”里面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还有反抗过日本侵略的人,“右派”里面大都是爱国家、爱民族的忧国忧民之人,只是因为说了几句心里话,被当做“牛鬼蛇神”批斗、打倒、流放。最可怜的是“地主”“富农”,土地家产被剥夺分光,自己最终还不得好死。

重庆建成红色根据地,如果这“模式”能得到“上边”肯定,忽悠到一定的愚民支持,那么就可能在全国推广。中国将开始新的政治轮回。那时中国将分成两大派,一派是红色保皇派,极力强化专制集权制度,一派是真正的造反派,维护自由和人权。

如果红色保皇派胜了,之后是民营企业被“公私合营”,农民被“公社化”,……,我也成了“右派”进“牛棚”,或者像张志新那样被“割喉”枪毙。

就连现在的很多官员也不能幸免,会被当做“走资派”“贪官”受打击,这次不再是“文斗”,而是“武斗”,因为都有财产了,为抢夺财产而杀人,为保护财产而自卫。这次不再会有给“走资派”平反,只有杀死才能保住抢来的财产。

失败的造反派一部分会退守广州香港,一部分退守台湾岛。然后联合国派联军干涉,封香港海峡,出兵保护那里的造反派。美国会根据《台湾关系法》保护撤退到台湾的造反派。

如果造反派胜了,红色保皇派将退守四川,把原子弹也扛到那里,像现在阿富汗一样,联合国不会决定立刻消灭他们,而是封锁围困,让他们自生自灭。如果他们敢像本拉登那样搞恐怖,联合国不会搞“斩首”行动,很有可能会先发制人,用密集的核武器把四川炸平,因为红色保皇派有核武,没人性,必须先下手为强。那不是死一个本拉登,而是一大批。那里平民也会同归于尽,为自己跟随或容忍邪恶政权而付出代价。

以上情节纯属虚构,像《阿凡达》电影一样。我真心希望这两种情况都不发生,现在就取缔“重庆模式”。解决中国当前问题有个好办法,请国民党、民进党等回大陆,在中国实行台湾民主模式,多党竞争,谁赢谁当家,个人当政时间最长不允许超过那个神奇的数字----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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