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冀中“五一大扫荡”:鬼子真的进村了

核心提示:在历史专业书中,是这样叙述“五一”大“扫荡”的结局的:“五一”大“扫荡”,我方“伤亡减员达16000多人,群众被杀害、抓走达5万余人。至6月底,敌基本上控制了冀中平原地区,我军主力被压缩在中心区以外,一时不能返回。冀中根据地基本上变成了游击区及敌占区。


在抗战初期,甚至直至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士兵武士道精神都很强,不容易抓到俘虏。抓到俘虏也难以改造。军事技术也不错,冀中的老人说,那时候鬼子站在卡车上,开枪打人,车是动的,人也在跑,却能枪响人倒,拼起刺刀来,咱们这边两三个人对一个,不一定能占着便宜。体格也好,受点轻伤满不在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上大批日军被抽调走,抽调兵力,有两种方式:一是成建制的部队被调走,像41师团,被调到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的腊包尔;一是原建制未变,但有经验的老兵被抽走。缺额由新兵——都是些原来不符合征兵条件的人,也没有战争经验。所以,在中国的日本兵的气势、体格、战斗经验都不行了,比起抗战初、中期,差了一大截。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士兵在各方面都强一些,往后越来越不行,这个道理不难明白,但似乎还抽象了一点,我们也应该具体地看一看,端着三八大盖在冀中“拉大网”的日本兵,扛着歪把机枪在据点练操的日本兵,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市川幸雄:《一位日军士兵的回忆》 市川幸雄,是一名日本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的普通士兵。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即来到中国,在北平南苑机场当维修兵。其间随部队到过华北不少地方。)


到1938年10月,冀中部队竟已发展到63000多人,控制着44个县(其中有24个完整县),人口约800万的地盘。1938年秋,日军回师华北,至1939年春,日军已占据了冀中所有县城及一些重要城镇。“日军所占领的地区与兵力相比过于广阔,不能守备全部地区。因此,只能主要守备政治及战略上的要点、后方主要交通线、铁路沿线,并且要在广大范围内讨伐游击队。”日本方面承认,当时,“从我军兵力及治安实情看来,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与线’,其他大部是匪占地区。”


五一大扫荡要达到日军预期的作战目的,需要40余个大队的兵力。仅靠第十三军还不够,只得由各地抽调。日华北派遣军自然也不能例外,日方文献声称:“华北方面军于26日前后接到中国派遣军的密令:派出最大限度的兵力,即以步兵约14个大队为基干的部队,预计以三个月为期参加此次作战。当时方面军正在举行各兵团长会议,乃于27日夜,紧急召集各军作战主任参谋进行讨论,决定在不影响冀中作战的情况下,主要由各军分担任务。”


26日,也就是“五一”大“扫荡”的前5天,冈村宁次突然接到这么一个命令,要他抽出14个大队(约占驻华北日军138个大队十分之一强)的兵力.


自5月2日出发后,冀中领导机关几乎日日行军,天天转移。自顾不暇,无法安定下来,自然难以了解敌人的全面动向,到了任河大地区,才算是喘了一口气,了解到近期日军的军事行动,吕正操回忆说,这时才知道,“在五月九、十、十一、十二日这几天里,敌人分路分片向我根据地腹心地区包围进攻……


25日晚,吕正操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走。26日晚,又连续行军一百余里,来到离津浦线仅八里地的八里庄。29日,接到彭德怀电报,“同意冀中领导机关通过冀南转移到外线的意见。”30日晚,吕正操带着队伍一个急行军,就来到了石德路边上的南石村。6月1日夜,“冀中领导机关在景县龙华车站以西潜过石德路,敌人毫无察觉,”至此,冀中领导机关完全跳出敌人合围圈,日军“妄图捕捉我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阴谋完全落空。”这一天,距5月1日晚冀中领导机



关开大会,演大戏,恰是一个月。


冀中领导机关识破敌人的诡计,并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区后,曾两次发电报,命令所属各部不要执行回到中心区,主力部队赶快转到外线来。吕正操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两份电报,他说:“军区于6月4日、11日,连续发出两份电报,部署各分区主力外转及外转后如何坚持斗争事宜。明确规定:留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武装,以隐蔽方式开展地道战、地雷战、爆破战,坚持地区,以一部深入敌占区恢复与开辟工作,大部主力则转移到外线。”


冀中的百姓们有句话,叫“鬼子一下乡,人和兔子就得换防。”说的是日本人下乡来“扫荡”,百姓们就不得不往野外跑,避其锋芒,倒把野兔给赶到村里来了。没想到这次“五一”大“扫荡”,日本人是村里也去,野地里也来。日本兵三、四米一个,端着三八大盖就过来了,老百姓只好没命地跑,可跑来跑去,四周全是日本人,叫人家兜到“网”里了。从



5月11日始,至15日,日本人上万人的“拉大网”搞了几次。几千人,几百人规模的拉网,次数就多了。深、武、饶、安等冀中腹心区,几乎村村有敌人。能从那几天的“拉网扫荡”中闯过来,活过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每一位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人,都有一段故事。一谈起“拉大网”,再不爱说话的人,都会冒出几句来:“日本人那叫狠,真是把奶子割下来。”“不跑就没命,命都不顾地跑。鞋都跑掉了,光着脚踩在石头、谷槎、蒺藜、树枝上,也不知道疼。”“有的这干部那干部,平时说的可好,一碰上‘拉网’也吓草鸡了。步都迈不开。”…………从山西临汾上火车,先运到邯郸。10日夜到了石德路衡水、辛集一带,闷罐车坐了好几天,刚下车,11号一早就背着几十斤的东西‘拉网’,想想也是够累的。”“也不一定都在野地里睡觉,各种情况都有。有的村是组织人监视敌情,大部分人还是在家里。日本人一般爱拂晓包围村子,一有敌情,村里的老百姓都往外跑。当时有个名词,管这叫‘炸了’,某某村又‘炸了’。”


“到了野地里,也不一定都乱跑。有些人就挖个坑,上面用秋秸盖上。日本人‘拉网’,那人排得再密,也不会一个挨一个吧。这么大的洼地,藏个人还是没问题的。只要你军队没踩在上头,日本兵的刺刀没戳着,就算我的,躲过去了。相反就算你的。所以日本人‘拉网’,也是把藏着的人像赶羊似地往一块赶。几千几万人。这里头有不少咱们的干部、战士,都带着家伙,谁也不愿坐而待毙,瞅准了打几枪,老百姓跟着往外冲,鬼子就拿机枪扫……”


日方出版的《华北治安战》一书,载有《冀中地区敌情要图(1942年3月中旬)》一图。据老人们说,这张图反映的情况,大体上还比较客观。从这张图看,在当时冀中的形势已是非常严重。大块的根据地只有那么五六块,其中最大的一块,即习称为“深武饶安”(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的地区,东西不过百里,南北也不足百里。说到地图,电影《小兵张嘎》的剧作者,当年在6分区锄奸科工作的徐光耀老人讲,1942年春,有一天他闯进分区作战室,猛然看见墙上挂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我们的地盘只剩下那么一点,十分震惊。心想这张图可得保密,除了首长和相关人员,任谁也别让看见,因为这实在是太恐怖了,真的会动摇军心的……“狼群”正在从四周逼近、压缩。


“五一”大“扫荡”就仿佛一面照妖镜,谁是硬汉子,谁是软骨头,这回全都显出来了。在日本人、汉奸满地跑,我军主力部队又撤往外线的形势下,一些人吓坏了,害怕了,有的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当了叛徒。有的虽说还算是没出卖同志,但也不干了,回家了,谁也找不着了。


各县都有叛变的软骨头,仅据我们手头几个县的资料,即可列出下列名单:六分区主力团团长张子元,投敌;军分区供给部政委肖光华,叛变;抗三团副团长王洗凡,投敌;藁城县县长李大刚,叛变,并诱骗该县公安局长邓忠、秘书张果,粮食科长苏文彩、实业科长张国瑞、司法科长李之郁、教育科长杨秋涛、县议会议长李翼天等多人投敌叛变;肃宁县手枪队队长周万寅被捕后叛变,任敌特务系情报班长;肃宁县一区区委书记陈俊英被捕叛变,他伙同周万寅等人,把县区干部一览表献与日军,使肃宁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肃宁县四区保卫家乡大队长刘绳武被捕后叛变;肃宁县教育科长曹英、抗联主任吴烈被捕后叛变;…………


这些叛徒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老人们说,都是些思想右倾,情绪悲观,心眼活泛的人。像安平县县长张晓舟,就是一例。


:“1942年‘五一扫荡’中,分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到冀西完县一带进行休整。经过反‘扫荡’的剧烈斗争,部队连续作战,有时几天吃不上饭,得不到休息,经常露宿野外,斗争极端残酷,生活异常艰苦,到冀西后粮食供应也很困难,经常吃发霉的小米,有时吃黑豆、马肉。指战员体力过度消耗,体质普遍下降,病员急剧增多。从机关到连队,疟疾、痢疾、肠炎、疥疮等疾病普遍流行。部队发病率达90%以上,有的连队高达百分之百。团队变成医院,团长成了院长。连队变成休养所,连长成了所长。”


物质生活上的苦,再苦也能忍受,谁干八路军也不是为了享福来了。再说,人人都有两只手,可以自己生产,保证供给,人人手中都有枪,没有吃,没有穿,可以向鬼子要。再说这精神上的苦:冀中部队和干部到了路西后,因为冀中一时回不去,自然要改变隶属关系或重新分配工作。少数人返回冀中开展斗争,部分人在当地学习,部分人并入路西单位,还有一些人去了延安。这和我们今天一家企业暂时倒闭,人员需要重新安排的道理是一样的。


人们或许要问,冀中的部队,在“五一”大“扫荡”后,为什么没有再打回冀中去呢?聂荣臻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关于冀中主力部队撤离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在敌人重兵压境,大部队活动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存主力,暂时离开冀中,转移到山地或是毗邻地区,作大踏步地有秩序的退守,这是完全必要的,许可的。但是,拉起部队走了,没有及时返回去,则是不对的。敌人大规模“扫荡”冀中,部队为什么不可以转到冀南活动?冀南同冀中紧紧连在一起,宋任穷同志一直在那里坚持。那时,日本侵略军还没有修好石德路,在冀南地



区周围都有依靠,把几个团撤向冀南,活动余地很大,兜个圈子再返回来,有什么不可以呢?要知道,敌人进行一次大“扫荡”,不是容易的事。它要重新部署部队,需要作一系列的准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刚陷在冀中,不可能马上腾出手来,再对冀南搞这样一次大的‘扫荡’。待敌情变得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再打回冀中去,不是很好嘛!实际上,冀中部队撤离之后,敌人的大部分兵力也很快撤了。我们走了,敌人也走了,问题是我们没有再及时返回去。我们的一些同志,在一般的情况下,觉得还可以坚持平原游击战,而在严重的形势下,就感到坚持平原不可能了。这次撤退,冀中三纵队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东移西转,后来从晋东南转到晋西北去,部队减员不少。


从敌情看,“冀中平原根据地,在敌‘五一’大‘扫荡’后的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是坚持斗争的最困难时期。”“直到1943年6月底,斗争形势依然是严峻、残酷的。1943年6月底前,敌人修的点碉密度达到顶点。冀中全区有点碉1753个。”“村政权大部分仍资敌,还有一部分对敌我双方都供应的‘两面政权’,不供应敌人的村政权极少。”依仗着重兵压境和堡垒林立,“五一”大“扫荡”后日本人非常猖狂,几十个人,几个人甚至单个人都敢到处乱窜。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团参谋冈本孝行大佐在谈到“冀中作战后的状况”时说:旅团最初进驻时,在警备区内,如果没有一个步兵中队以上的兵力,就不能自由行动;而经过剔抉周之后,到12月份,不带警卫人员也能随时外出视察了。


这么几个、几十个鬼子,为什么就不能打一打呢?“五一”大“扫荡”后没有离开冀中,一直在当地坚持斗争的七分区参谋长苏锦章老人说:“本来,打击分散外出‘清剿’之敌并不困难,但是,退出战斗和转移时,却易于被敌人利用碉堡体系前堵后追,四面受敌,而受到损失。因此,如何解决我军打与走的矛盾,即成为我军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迫切问题。不但如此,敌人以烧杀手段实行‘民匪分离’的政策,致使群众较普遍违心地产生了不愿让我军住房,和不愿让我军在其本村打仗的现象(特别是怕我军‘捅马蜂窝’),打与群众的暂时利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不顾群众和两面政权人员的情绪,仍然机械地按照战争的一般原则去办,就会脱离他们,陷自己于孤立。结果,不但不能消耗敌人,而且连自己也不能保存。当然更谈不到坚持冀中游击根据地的抗日游击战争。”


八路军和游击队进攻日军碉堡


打吧,不行;不打吧,也不行。这恐怕就是“五一”大“打荡”后一段时间内主力部队在冀中难以站住脚的原因吧。直到1943年夏季青纱帐起来之后,这种状况方有所变。这一时期日本人在冀中的兵力大大减少,“一九四三年五月份日伪在冀中兵力与上年同期相比,日军减少50 7%,伪军增加40 5%。在冀中1700多处点碉中,由伪军单独守备的占3/4,日伪混合守备的占1/4,日军单独守备的很少,配备也很分散。”敌情有了变化,我方地道工作、两面政权、敌伪军工作等又有了发展,形势才慢慢好起来。不过不要忘了,1943年青纱帐以后,也仍是敌强我弱。“开始恢复根据地时的敌我斗争形势仍然是严峻的,我仍处被动地位。”由此,从敌情和冀中的实际情况看,“五一”大“扫荡”一结束,主力部队要回去的话,恐怕是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也站不住脚,只好又退回路西。当然,如果指挥巧妙,打几个大胜仗,也有可能是付出代价后,能站住脚,这些结局都很难预料,有时候,事后诸葛亮也不那么好当。


《冀中抗战简史》一书,是这样总结冀中部队在“五一”大“扫荡”期间的作战的:“总计自5月1日至6月底,整个反‘扫荡’战役,我军作战272次,击毙日伪军坂本旅团长以下官兵3981名,击伤日伪军加岛大队长以下官兵7521名……”两个月的大“扫荡”中,我方资料称作战272次,毙伤敌伪1 1万多人,我军主力部队伤亡5671人,地方部队伤亡5300人。日军资料称“敌军遗尸9098具,俘虏5197名(另有嫌疑者20568名),交战次数286次。”日军“战死161名(其中军官9名),伤323名(其中军官14名)。”


在历史专业书中,是这样叙述“五一”大“扫荡”的结局的:“五一”大“扫荡”,我方“伤亡减员达16000多人,群众被杀害、抓走达5万余人。至6月底,敌基本上控制了冀中平原地区,我军主力被压缩在中心区以外,一时不能返回。冀中根据地基本上变成了游击区及敌占区。”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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