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代表”推戴袁世凯当皇帝

作者:侯宜杰

2011-12-15 15:31:59

来源:南方周末


参政院最后统计的结果是:全国参加投票者1993 人,赞成帝制为1993 票,无一人反对,无一票作废。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改朝换代,除了传说时代,从商朝开始,几乎没有一个新王朝不是用残酷的暴力手段夺取的,杀人盈野,流血成河,给无数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1912年清王朝灭亡,中国结束了帝制时代。但时隔三年多,却又出现了皇帝,不过,这次与以往不同,开国皇帝不是依靠武力夺取的,而是不费一枪一弹,由“国民代表推戴”的。这次空前绝后的“推戴”是如何来的,又是怎样进行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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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身着新设计的洪宪皇帝戎装。 (《旧中国掠影》/图)


过一把皇帝瘾


原来,大总统袁世凯在1913年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后,又相继解散了国会、省议会及地方自治机关,颁布了《中华民国约法》,取得了与皇帝相等的独裁权力,共和制度实际已不存在,中华民国仅剩一个空名。但他尚不满足,仍想高升一步,过一过皇帝瘾,经常在段芝贵、杨士琦等一帮亲信面前念叨“共和办不下去了”。这帮亲信为了当上开国元勋,便在袁世凯直接支持、袁的长子袁克定具体策划下,开始了帝制活动。


恰在此时,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只得把帝制活动暂缓一下,先来应付外交上突然产生的棘手问题。对日交涉一结束,他以为取得了日本的支持,有把握控制全国局面,又加快了帝制自为的步伐,由秘密转向公开。


盗用国民名义


可是,君主制度已被推翻,国家已非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民主政治成为时代潮流,如果有谁胆敢擅自称孤道寡,就会被指为国贼,受到国人一致声讨。所以,尽管袁世凯自视为一世之雄,对皇位垂涎三尺,也不敢自行宣布做皇帝。怎么办呢?只有盗用国民名义。


1915年8月中旬,袁世凯授意参政院参政杨度组织了筹安会,鼓吹民主不适合我国国情,主张君主立宪;又秘密组织了一个由内务总长朱启钤和梁士诒、段芝贵等组成的十人班子,作为发动帝制的中心,着手筹备。这个班子密电各省军事长官将军和行政长官巡按使,谓国体不适用共和,亟应改为君主立宪,以救危亡。各省长官复电,表示一致拥护。


8月30日,这个班子又秉承袁世凯之意,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把利用民意的意图说得一清二楚:“现拟定第一次办法,用各省公民名义,向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上请愿改革书,表示人民趋向君主之意,再由立法院议定进行之法。大致每省各具一请愿书,均由此间代办,随将底稿电闻,诸公同意,即将尊名并贵省同意绅商列入,俟立法院开院时,各省陆续呈递。总之,改革国体问题,将来必用民意机关解决之。”(《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第1页,1916年)


杨度等恃有袁世凯为后台老板,不顾全国人民反对,公然把一些来京的各省筹安会代表和旅京人士,组成所谓“公民请愿团”,于9月2日向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递交请愿书,请求改变国体。


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不赞成改变国体


筹安会成立后,人人皆知帝制将要复活,袁世凯仍然装腔作势,指天誓日,死不承认。


现在“公民请愿团”请求改变国体,就是彻底背叛中华民国,袁世凯作为大总统不能不表示一下态度。9月6日,他特派杨士琦为代表,到参政院宣言说:本大总统认为改革国体,不合时宜。至于国民请愿,目的不外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请参政诸公深加注意。他虽然假惺惺地表示不赞成改变国体,但却把利用民意改行帝制的意图清楚无误地告诉了参政院。


五花八门的请愿活动


9月19日,梁士诒又纠集一批同党,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让沈云霈出任会长,自己在幕后指挥。没有几天,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请愿团陆续出笼,各色人物无所不包。该会接受全国各界各团体的请愿书,送达参政院,请求改变国体。


杨度等人也不甘落后,急起直追,组织了女子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手持各色旗帜,大呼小叫奔向街头,齐集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请求袁世凯俯顺民意,早正大位。军界的发动也很出色,段芝贵等联合了十九省的将军、都统、护军使,一齐向袁世凯劝进。


筹备国民代表大会


参政院讨论了公民的请愿书,认为解决国体问题的权力不在参政院,而在国民会议,因此建议在本年内提前召开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的办法。袁世凯同意召开国民会议,但又觉此法过于迂缓。于是梁士诒指使全国请愿联合会上书参政院,指出:国民会议主要解决宪法问题,而且年内召集不起来,公民难以久待,必须另设征求民意机关。


参政院“尊重民意”,一致同意全国请愿联合会的建议,议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决定国体。袁世凯满意了,10月8日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发布了召集国民代表大会的告令。10日,又装模作样地发布申令,说了些骗人的鬼话:“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民所好恶,良用竞竞,惟有遵照《约法》,以国民为主体,务得全国多数正确之民意,以定从违。”


国民代表大会的筹备,是在两个班子领导下进行的,而且在宣布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之前已经开始工作。这两个班子一为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一为以朱启钤为首的十人班子,前者主要做表面宣传,同时也发出指示和文告;后者则向各省长官发出密电,传达袁世凯的命令,按内定步骤指示具体选举工作,是实际上的主持者。


内定国民代表


国民代表参加国体投票,选好代表是决定性的关键。袁世凯害怕各省确定代表候选人容易出问题,基本上采取钦定的办法,绝大多数名单由他和亲信直接圈定,各省不得更改。其余少数由各省自定,但也必须绝对可靠。


早在9月10日,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就密电明确告知各省选举监督即将军和巡按使:“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将来投票决定,必须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主张改为君宪国体,而非以共和、君主两种主义听国民选择自由。故于选举投票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庶将来决定投票不致参差。”(《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第1—2页)


国民代表候选人虽经内定,形式上还要通过选举产生,以显“民意”,以昭“郑重”。按规定,推选国民代表的人员每县出一名,也由选举产生,如果他们不投国民代表候选人的票,还是不保险。怎么办呢?10月10日,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给各省的电报又讲得很清楚:推选国民代表的人员,“实为产出国民代表之枢机,允宜特别注意”,首先要在选举之前,物色“性情纯和、宗旨一贯、能就范围者”,作为候选人,然后再设法指挥、妥为支配选举的人,“果有滞碍难通,亦不妨隐加以无形之强制”。(《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第6页)


毫无疑问,如此产生的推选国民代表的人员,是绝对符合要求的。


推选国民代表的人员到省后怎么选举呢?朱启钤等人又有妙法,指示将军、巡按使:待他们到省报到时,“必须设招待员或派员疏通意见,再由监督长官以谈话、宴饮为名,召之至署,将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并将拟定充选之人名(指国民代表候选人)示之。须用种种方法,总以必达目的为止”;“一经接洽,即令推选,总以随到随选为妙,若县数过多,便难指挥如意”。(《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第7页)


一般推选国民代表的人员是没有问题的,都会遵命照办;万一有个别人员反对或支吾其词,招待人员不讲国民代表候选人名单和选举的事,只是含糊表示将来选举再行奉约,端起茶杯,下个逐客令,此人的选举资格就算被取消了。有了诸如此类的许多卑劣手段,内定的国民代表自然会百分之百地当选了。


各省都想尽办法,接待国民代表


所谓国民代表大会不是在北京集中召开,而是在将军和巡按使监督之下,各省自行安排日期,分别举行,然后把投票汇集北京。国民代表进行国体投票更是花样翻新。袁世凯直接圈定的代表,多是在京的各省人士,他们赴省之前,每人赠送大洋五百元,作为参加选举的川资和公费。


到省之后,省里为他们设宴接风洗尘,安排住顶级的旅舍,订好最著名的酒楼和最清洁的浴池,布置下消遣博弈的场所,有的甚至让数十名妓女为代表唱歌、陪酒和侍寝。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还告诉各省,如果用款困难,中央当竭诚相助,尊处只管放手行事。有中央拨款,各省都想尽一切办法侍候得代表极其满意,无可指责。


代表们终日沉湎于吃喝玩乐之中,自然会感恩图报。尽管如此,犹恐尚有疏虞,因此统一规定,投票的票面上一律印上“君主立宪”四字,用记名投票方法,以便查对谁投了反对票。这对每个代表都是一个巨大威胁,不用说,是没有人愿意去触霉头的。


在监视下投票


各省为了圆满完成投票任务,首先在从将军署大门至投票厅的路上布满武装士兵,让代表们从刀丛枪林中走过,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恐怖感;继之将军、巡按使发表演说,痛诋共和,称颂君宪,要代表慎重从事;最后在虎视眈眈的监视人员监视下投票,代表稍有交头接耳,即遭大声呵斥。


四川将军陈宧尤其独出心裁,别具一格。他在会场之外也派有武装岗兵,来往巡回。代表签到后,招待员即引入休息室进行安全检查,以防革命党混充代表,在会场内投炸弹,打手枪。场内每个代表桌上,放有毛笔一支,墨盒一方,点心一盘,笔杆上、墨盒上均刻有“赞成帝制”四字,点心是绿豆做的潮糕,糕面上也有“赞成帝制”四字。主席宣布投票的意义后,众多的监视人员用手指着墨盒和点心,口中连叫“写”!看见有人沉思,便连声不断地喊:“快写,快写!”与场内相配合,场外的士兵也把枪栓拉得哗哗作响。


参政院最后统计的结果是:全国参加投票者1993人,赞成帝制为1993票,无一人反对,无一票作废。


推戴袁世凯为皇帝


本来,国民代表仅有投票决定国体之权,推戴皇帝是国体决定以后的事。但决定国体的总票数尚未汇集,各省在投票决定国体后,紧接着又以同样的方式叫代表们在推戴书上签名,推戴皇帝。


各推戴书中都有如下四十五个字:“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一字不差,一字不少。之所以出现这种“巧合”,是由于朱启钤等人10月23日密电各省,专门就推戴书问题做过指示,特别声明此四十五字系“必须照叙字样”,“万勿丝毫更改”。(《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第9—10页)


就这样,袁世凯又以1993张全票被推戴为中华帝国的皇帝。


无一不是强奸民意


若论国家元首的威信之高,大概世界上无人超出袁世凯了。其所以获有如此之高的“威信”,不是由于他执政时期发扬了民主制度,提高了国威,改善了民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真诚拥护,而是从请愿、选举国民代表到国体投票、推戴皇帝,无一不是他和党羽直接操纵指挥的,无一不是强奸民意。


对袁世凯所玩的这套民意把戏,梁启超在《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中作过生动的描述:


“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


“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九百馀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


“此一出傀儡戏,全由袁氏一人独演。”


揭露得淋漓尽致。


严令各省保守秘密


袁世凯是在“国民代表大会”上被推戴为皇帝的,符合法律程序,按说心中应该十分坦然。可是,他却像做贼一样的心虚后怕,从准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开始,即严令各地确守秘密。


10月11日,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密告各省:


“关于京外官署往来协商之件,实为治乱安危所系,设或稍有泄漏,转蹈事机不密之嫌。而事关国本,密件若传于道路,尤恐贻政治历史之污。此节对内对外,动关国家威信。贵监督谋国素忠,务望特派亲信人员严密保管。关于国民代表投票密件,其有应饬各县知事及其官署密行之件,仍望随时声明机密,俾免贻误而维国本。”


这样做了,袁世凯仍不放心,担心将来被人抓住把柄,12月21日,又令该局十分严肃地密电各省:


“当事务进行之中,彼时公私函电容有误出于法律范围之外者。”


“此项电文,无论如何缜密,终涉迹象。倘为外人侦悉,不免妄肆品评,更或史乘流传,遂留开国缺点。中央再四思维,以为不如一律查明烧毁,庶得以清积牍而免遗憾。为此电请贵监督,凡关于此次国体问题一切文件,除法律规定应行存案者,无论中外各地方所来公私文电公函,一律查明,由贵监督眼同烧毁。”


“盖此次国体改革,为我国历史上莫大之光荣,不特征诛揖让无此宏模,即揆之外国之名誉改革,应亦未遑多让。尽善尽美,不容有罅隙之留。”(《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第13页)


既然“此次国体改革,为我国历史上莫大之光荣”,为何害怕被人“侦悉”、“品评”?害怕“史乘流传”?关键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均系暗箱操作,完全“出于法律范围之外”,根本见不得人。所谓“国民代表”,不过是袁世凯及其爪牙指定的一帮毫无廉耻的卑鄙小人。


袁世凯虽妄图消灭强奸民意的一切迹象,可是,有的省并未遵命实行,云南护国军的反袁斗争一掀起,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和以朱启钤为首的十人班子发往各省的重要文电就被公布于世,揭穿了“民意”的黑幕,成为袁世凯背叛民国罪行的铁证。



本文内容于 2011/12/19 13:18:43 被曾经的一毛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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