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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问责第一案,在一年之后,给了当时为舆论的胜利、正义的伸张以热烈掌声的民众一记意外的耳光———两“建国”复出了。去年10月被宣布免职的江西省宜黄县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宜黄县原县长苏建国,被证实最近分别出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和抚州市公路局局长。有学者指出,现在问责的官员大面积、几乎100%的复出,伤了民心。许多人也认为问责官员极其轻易、闪电般的复出,使得问责本身没有足够的威慑力。(12月14日人民网)

近年来,随着“官员问责”成为社会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热点,官员被高调问责后,低调复出甚至晋升现象,也差不多成了一个令众人愤怒、无奈甚至有些麻木的常态。说实话,公众的要求并不高,不过是要求一个对问责官员公开而有力的说法(复出的理由)而已,然而,三鹿官员复出、黑窑官员复出、瓮安官员复出……太多太多违法乱纪或不作为的官员似乎都“还没有来得及被绳之以法”就不明不白地复出了。这种“常态”自然一度使人人们对问责制度产生质疑甚至失望。究其原因,还是我们在行政问责范围、标准和程序上缺乏统一性、规范性和严肃性。

谁都知道,问责制的实质不是一个人的“才”,而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的“责”,是对“公共权力”的责任与敬重,是对公共利益的负责精神。令人不解的是有关官员除了被问责,受到书面检查、行政撤职等处分后,后面的许多责任就不必承担了,更别说受到法律的进一步制裁。从而使问责制本身沦为一些官员的护身符,沦为官员逃避法律制裁的安全岛——这既是对问责制的一种讽刺,也是对社会公德的一种蹂躏。

我们说,在倡导执政为民的语境下,各级党和政府都称一切工作以人民答不答应,人民满不满意为标准。既然如此,在官员任用上自然也少不了民意参与,尤其是对待那些曾经犯错的官员,他们的复出更要尊重民意。如何尊重?很明显,应该将民意的植入工作前置,即如傅代表所言,问责事件结束后,向社会大众公布对官员未来仕途的安排。也就是说,在一个官员还未复出之前,将相关信息向社会大众公开,接受民意的检验,然后在此基础上决定一个“问题官员”的走向。而不是“先咱后奏”,让某官员的屁股坐稳了被发现了,再来找复出的理由(如果没有被发现就沉默到底)。

基于此,问责必须步入法制化,即要成为政治层面和法律层面的双重的制度安排,以及强化对问责主体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双重监督。事实上,经过多年探讨和争论,许多意见也基本达成一致,只待立法予以吸纳——只有问责制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正轨,官员被问责后,才能根据其应该承担的责任追究其法律责任;如果没有法律责任,让他用“才”继续“发挥余热”,倒也并无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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