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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野



一号作战分为河南、湖南、广西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展开于河南地区,中共称河南战役,国民党方面称豫中会战。


河南战役发动之后,重庆统帅部的反应仍然是迟钝的。4月24日,军令部的看法是:“本部判断,敌人之攻击:一、因抽兵而先发攻势,以防我反攻;二、声北击南,其目的恐仍在粤汉线;三、打击有力之汤部,防其活动并妨害我之抽兵。”汤部指汤恩伯部。徐永昌的意见是:“敌传打通(恢复)平汉铁路,殊无理由,余以为主要在打击我汤集团或抢麦,亦可能为掩护换防。”抽兵、抢麦、换防等等,这就是说,作为军事委员会的军令部长,徐永昌仅仅将日军此项行动视为战术而非战略行动。


河南战役展开之际,正是国共西安谈判之时,对此,王世杰这样记载:“敌军近在河南发动攻势,连日许昌、临汝均陷,洛阳亦岌岌可危。”“敌军逼近洛阳,洛阳告急。闻此次豫战之挫败,半由于汤恩伯副总司令长官之不得民心。”王对于战事的失利颇感忧虑,但是,王的政治嗅觉则是迟钝的,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河南的军事溃败,正在演变为他所参加的此次国共谈判的政治背景。如果说国民党已经在军事上陷入被动,同样,在政治上亦将陷入被动。


5月17日,张治中、王世杰、林伯渠同机飞抵重庆,继续会谈。


18日,王世杰见蒋,会报西安会谈情况。王世杰记载:“午前谒蒋先生,报告与林祖涵谈话情形,并郑重主张此次务成立若干初步解决办法,若干时以后,或可促毛泽东作进一步解决之商谈。蒋先生似亦以予之意见为然。”王世杰所说的“解决办法”,就是指在林彪方案范围之内寻找解决办法。从王世杰的记载看,蒋接受了王的意见。


5月19日,蒋介石与徐永昌参加陆军大学39周年纪念之后,蒋就中共问题征询徐的意见,徐答:“拖延不决为妥”。但蒋不赞成拖延,“蒋先生谓:尽允所求,到时在(再)说,如何。”尽允所求,就是指在林彪方案之内尽可能满足中共要求,所谓“到时再说”,就是先将中共敷衍过去。蒋没有料到的是,此时此刻,林彪方案基本上已被毛泽东放弃。


本来,毛泽东就是在“中原大战”的预判之上,安排了林伯渠的重庆之行。现在,当这个预计的“中原大战”业已发动之后,毛泽东必然将中原大战与国共谈判联系起来,随即提高中共的谈判要价。5月16日,毛致电林伯渠,提出一个全新的、总共二十条要求的谈判方案。其中,关于全国性的政治要求有三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此外,关于两党之间的问题有十七条,主要要求有: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为委曲求全,目前至少编为五个军,十六个师。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政府为合法地方政府,等等。


国共谈判就范围而论,从来限于双边关系,不涉及其他。毛泽东的新二十条与以往相较,其根本区别便在于,它头一次提出了超出双边范围的全国性问题,并且是全国性政治问题。“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作为一项谈判条件提出,将深刻改变国共谈判的性质,并且,还将深刻改变中国政治的进程。

5月22日,谈判在重庆继续进行。出于策略的考虑,这一次林伯渠没有将二十条中有关全国性政治要求的前三条交出,仅交出有关双边问题的后十七条。当日,王世杰记载:“晚间在张文伯宅与林祖涵晤见,林交来一函,提出十七条款,谓系奉延安之命而提出者,其本人在西安所表示之意见,似将完全撤废,如此翻覆,予与文伯均愤怒,因对彼将其所提十七条款拒绝接受。”由于新方案几乎完全脱离了林彪原案,脱离了西安会谈范围,引起王、张愤怒,故中共此一新方案被王、张拒绝接受。


中共新方案被拒绝,那么,中共的立场态度如何?5月23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致电毛泽东,对国共谈判方针提出意见。林等认为:蒋介石因河南战事失败,对其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均产生了“严重影响”。在此背景下,蒋介石“对共党无办法”。为此,“我们从延安出发时的一些估计,必须随情况的改变而改变了”。“林彪同志过去提案已不适合今天情况”,“我们完全同意中央所提二十条每条的精神”。“新二十条虽不能马上实现,但可否定过去,成为今后新的谈判的基础”。


林伯渠等人的电报把问题的实质说清楚了。基于国民党军在河南战败,因此谈判必须随情况的改变而改变。新二十条的提出,其作用在于,否定了林彪原案,虽不能马上实现,但可成为新的谈判基础。林电的核心就是中共应坚持二十条,因为:在河南战败的条件下,蒋介石“对共党无办法”。


林电与毛泽东的策略思想无疑是相通的。6月3日,毛复电:“完全同意你们对时局的估计与对谈判的方针,你们的意见和我们是一致的”。总之,根据河南战役这一新情况的出现,中共迅速摆脱了林彪原案。


河南战役发起之后,日军连连得手,5月上旬,日军对洛阳形成进攻态势。为确保豫西和西北的安全,5月上旬,驻防陕西的第八战区胡宗南部,抽兵东出潼关赴豫参战。5月14日,蒋介石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率部反攻。5月17日,侍从室主管军事的第一处主任林蔚对徐永昌说:“午前委员长尚令电话询蒋(鼎文)、汤(恩伯),蒋、汤皆谓现在实掌握不到部队,委员长至此始觉无可奈何。”


5月25日,洛阳陷落,河南战役发展到顶点。


数日之前,王世杰、张治中以强硬的态度拒绝了林伯渠所提新方案,但在战局愈加不利的情况下,的确,国民党“对共党无办法”,故而王、张也不主张把关系弄僵。为此,王、张一方面拒绝中共提案,同时又单方面拟出一个对中共的提示案,同意中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林彪原案的要求是四军十二师,因此四军十师与林彪原案已相差不多。5月31日,王世杰、张治中向蒋介石力陈中共问题应设法解决,认为:“即令为暂时的或局部的解决亦属必要且依予等所拟方案,如获中共大体接受,则即中共不诚意执行,政府之损失亦不过若干师之军费而已。”对于这个意见,“蒋先生允细加考虑后决定”。


允许中共扩编为四军十师,其军费是要由政府提供的,王世杰的意思是以此条件将中共问题大体解决,如不奏效,亦仅损失几军几师的军费而已。数日后,蒋介石批准了王、张方案,6月3日王世杰记载:“蒋先生对予与张文伯所拟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方案,未多更动,予以核定。”


蒋介石所核定的王、张方案,即《中央政府提示案》,基本内容为:中共军队编为四个军、十个师;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抗战结束后,召开国大,实施宪政,中共与其他政党享受同等待遇,等等。共三项十八条。这个中央提示案基本上以林彪原案为基础。


当国民党盘算着以几军几师的军费解决中共问题之际,中共关于国共关系的认识已完全超出国民党盘算的范围。


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一向将战局与政局联系起来,一并观察和提出问题。5月21日,毛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作报告,毛说:“蒋介石的三个主力之一汤恩伯如何完全无能,日寇乱冲一顿,他们就乱跑一顿”。“现在胡宗南也有一部分军队调到河南去了,如果胡宗南也和汤恩伯一样,蒋介石的三个主力就塌掉两个,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


蒋介石的三个主力,指汤恩伯、胡宗南、陈诚部。经过河南战役,汤恩伯部基本溃败,胡宗南一部赴豫参战,也被部分击溃。毛泽东的意思是,如果蒋介石的几个主力相继“塌掉”,那么,国共力量的对比就会发生变化。在这里,毛泽东的着眼点在于:国共“力量的对比”。一旦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这就是说,随着战局的发展,毛已经将政局的变化提了出来。


5月25日,以洛阳失陷为标志,日军的一号作战告一阶段。在这个背景下,6月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了一次关于城市工作的专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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