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格里夫火箭、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火箭

康格里夫火箭与中国近代火箭

引子

大清咸丰十年八月初四(1860年9月18日),通州张家湾一带杀气冲天,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亲率大军在此阻击来犯的英法联军。中午时分,两军接近,清军阵地上立刻枪炮齐发。紧接着,僧格林沁一声令下,大批蒙古铁骑排山倒海般地冲向联军。忽然,只见联军阵地上烟尘四起,火光冲天,一排排火箭弹拖着红色的尾焰,呼啸着扑向清军。这些火箭落地爆炸,燃起了熊熊大火,蒙古骑兵脚下的草地顿时成了一片火海,受惊的战马载着惊慌失措的骑手四处逃散,一些骑兵甚至冲向了自己的步兵,清军顿时阵型大乱,被迫后撤。造成清军这次失败的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康格里夫火箭。

康格里夫火箭、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火箭

一 、康格里夫火箭的发明,发展及在欧美使用简述

康格里夫火箭的发明其实还与中国古代火箭有关,众所周知,中国在宋代就已经可以制造用火药推进飞行的火箭,这种火箭大约在元代或明代传入了印度,很快被印度人仿造和改进。从16世纪到18世纪,印度的火箭技术有了极大的发展,火箭威力和射程都大大增加,一些火箭的火药筒已经改用铁制,还出现了各种型号。大型火箭长度可达61厘米,内径7.62厘米,装有6.1米长的竹制平衡导杆,射程可达2.4千米以上。[ii]17世纪,英,法等国入侵印度,遭到印度人民顽强抵抗。在这些战斗中,火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迈索尔苏丹狄波•萨布(Tipu Sahib 1751-1799 又称铁普苏丹)在1792年和1799年抗击英军的战斗中用专门的火箭部队发射了大量火箭,使英军伤亡惨重。[iii]

英军在征服迈索尔后,将缴获的火箭带回国内。当时正值拿破仑战争时期,拿破仑试图登陆英国本土,由于英国陆军兵力不足,需要在海上消灭敌军,所以急需能够有效攻击法国登陆船的武器。印度火箭引起了在武尔威治兵工厂(Woolwich Arsenal)皇家实验室工作的炮兵上校威廉•康格里夫的极大兴趣,他认为火箭是对抗拿破仑最好的武器,于是立即着手对其进行改造。经过几年的探索,康格里夫于1805年采用新型火药制造出了一种实用的火箭,重14.5千克,箭长1.06米,直径0.1米,并且装了一根4.6米长的平衡杆,射程可达1800米。后经不断改进,射程可达3657.6-4572米。[iv]这种火箭有各种型号,装药量从1磅到300磅不等,开始时主要以尾焰燃烧杀伤敌人,后来又配备了爆破弹头。

康格里夫火箭最初装备给海军,供海军炮兵和陆战队从军舰或专用的火箭舢板上发射,之后又装备陆军骑兵炮部队,组成独立的火箭炮连。从火箭的所属部队来看,可以发现这种武器多配给机动性较强的部队,这是因为火箭相对于19世纪初期的火炮具有射速快,射程远,机动灵活等特点,也正是这种特点使康格里夫火箭在新式火炮出现之前大出风头,康格里夫得意地称其为“没有炮身的火炮灵魂”。[v]

康格里夫火箭一经装备就广泛在拿破仑战争中使用。首先在布伦攻击了法国舰队,战果不错。[vi]之后,由康格里夫亲自指挥,英国皇家海军向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发射了约25000枚火箭,几乎将城市夷为平地。1812年来比锡战役时,瑞典军中的英国火箭炮部队用一次猛烈的射击就把一队法军“象蚂蚁堆一样打得星散”。[vii]

康格里夫火箭、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火箭

康格里夫火箭还被应用于美英战争中。1814年,英军用火箭攻击了巴尔的摩附近的麦克亨利要塞,这一场面激发了美国诗人F.S. 基的灵感,在自己的诗篇《星条旗》(后来成为美国国歌)中写下了“火箭的红光闪耀”。

1844年英国的发明家威廉姆·黑尔在火箭的尾部装上3只倾斜的稳定螺旋板,当火箭发射时由于空气动力的作用使火箭自身旋转从而达到稳定。

康格里夫火箭、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火箭

康格里夫火箭在战争中的出色表现引发了欧洲各国制造火箭的高潮。由于火箭的名气很大,还在其他方面产生了影响,史蒂芬孙将自己发明的蒸汽机车命名为“火箭”号,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一艘法国炮舰名叫“火箭”号,法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儒勒• 凡尔纳有一部名为《迎着三色旗》的小说也以威力巨大的火箭弹为主题。

二、 康格里夫火箭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使用考

英国军队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广泛地使用了康格里夫火箭,相关记录散见于清代的上谕,奏章,时人笔记和英法两国官员通信及参战人员回忆录中。下面按照时间顺序,对其进行一下粗略的叙述。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

在此次战争中,英军几乎每次重要战斗都使用火箭,火箭被用于攻击炮台、城市和焚毁清军火攻船。由于资料有限,没有发现英军在1840年使用火箭的记载,故叙述从1841年1月英军攻陷广州沙角、大角炮台开始。

康格里夫火箭、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火箭

1广州附近

1841年1月英军为了逼迫琦善同意议和条件,攻陷广州沙角、大角炮台以施加压力,战斗中,“复仇神”号蒸汽船用火箭击中了一艘沙船的火药库,引发了沙船大爆炸。[viii]这一场面后来被绘制成图画广为流传。之后,英军的一艘蒸汽船向虎门阿农霍伊(似为亚娘鞋之音译)南面的炮台发射了火箭,[ix]不久就停止了攻击。迫于压力,琦善再次与义律谈判。据说在此次会面时两人互赠了礼品,义律送上的礼物中有两枚大型火箭。[x]就在同一天(1841年1月27日),道光皇帝下令将琦善交部议处,[xi]两国不久就再次开战。

1841年2月,英军攻陷虎门炮台。此次战斗中,英军出动了三艘火箭舢板配合“皇后”号汽船作为前锋参加了战斗。[xii]

1841年5月,奉命“进剿”英军的皇侄奕山与英军稍一交兵就大败而归,英军随即反攻。据《英军在华作战记》记载,参战部队中有由陆军上尉诺尔斯指挥的火箭炮队[xiii](《英军在华作战记》作者称英军有两门62磅火箭炮,但另有记载说是有152门32磅火箭炮。我认为这是由翻译造成的误会,可能是2具火箭发射架,152枚32磅火箭炮弹。如果仅有2枚火箭则数量太少,而英国似乎未生产过62磅火箭弹)。25日,英军经激战夺取了广州城北的炮台,战斗中,英军登陆部队的火箭使炮台燃起大火。[xiv]次日,英军包围了广州城,从被占领的炮台上发射火箭,焚烧贡院[xv]和东炮台附近的民房。[xvi]英军攻势把终日养尊处优的奕山吓破了胆,为了保命,连忙与英方签定了《广州协议》。29日,三元里人民自发组织抗英,将英军包围。30日,诺尔斯下令用火箭攻击民团,人民虽然伤亡很大,但仍然奋勇前进,表现出极大的爱国勇气,英军被迫撤退。[xvii]由于英国对于通商的要求并未得到满足,璞鼎查于8月12日决定北上,8月26日攻占厦门,9月26日到达舟山群岛,准备再次攻击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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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舟山一带

1841年10月1日,定海再次沦陷。第二天,两江总督裕谦上奏了定海的战况,提到英军在攻城时使用了火箭,并说“署定海县知县石浦同知舒恭寿撄城图受,被火箭打伤,旋即殒命。”[xviii]从之后的记录看来,舒恭寿并未战死。他在城墙上指挥战斗时因被火箭掠过而跌落城下摔断了脚,醒来后认为城破是自己的失职,于是服毒自杀,幸而被仆人救活,后来又投入奕经幕下参加了抗英战斗。舒恭寿的爱国表现和为国捐躯的定海三总兵等爱国官兵一样,都是值得后人尊敬的。

裕谦没有来得及更正这一误报,他自己的生命却真的走到尽头了,定海沦陷后不久,镇海和宁波也在10日和14日相继失守,镇海失守后,裕谦见事无可为,自杀殉国。在这两次战斗中又留下了英军使用火箭的记录,英军登陆部队攻击镇海时“火箭飞腾如雨,处处延烧”[xix],攻击宁波时用“火弹火箭射入城中”[xx]。占领宁波后,英军以之为根据地等待增援,同时侵犯内地,于1841年12月27日劫掠了余姚,又一次“火箭火枪齐发如雨”。[xxi]

镇海、宁波失守使道光帝大为震怒,皇侄奕经于10月18日奉旨出征,他在到达苏杭后停滞不前,一直没有采取有效行动。同时,英国政府却在加紧准备更大规模的侵略,陆军兼殖民大臣斯坦利接连致函印度管理局局长,让他为在华英军提供1842年作战用增援和补给,同时将由在英国本土的军械署提供一批大炮、炮弹和各型火箭霰弹900枚(200枚24磅,200枚12磅,200枚6磅,200枚3磅,100枚1磅),“供发射火箭使用的四个管子”(疑为火箭发射架,待考),供一个皇家炮兵连使用。所有这些补给品和炮兵连都将于12月1日左右在斯皮黑特登船,直接开往新加坡。[xxii]然后转至中国。1841年冬月,第一批英国援军从印度和英国本土到达浙东,此后英国援军不断开来。

1842年3月10日,奕经终于开始分三路反攻宁波,镇海等地,由于英军早有准备,反攻失败。英军在两地都使用了火箭,参与进攻宁波的四川守备王国英被火箭击伤。[xxiii]3月15日,英军攻陷大宝山。驻守大宝山的副将朱贵率领部下固原提500人拼死抵抗,不幸咽喉中火箭牺牲,部下阵亡436人。[xxiv]3月16日,奕经下令撤兵。

4月14日,在定海殉难的处州总兵郑国鸿之子郑鼎臣以父仇未报,不肯撤兵,率领火攻船袭击停泊在定海道头港的英舰。战斗中,一艘英国火箭舢板发射火箭攻击清军船只,结果提前引燃了火攻船。[xxv]这次战斗清军小胜,焚毁舢板数艘,奕经立刻上奏以邀功请赏。之后又接连报功,声称焚毁英军舢板,缴获大火箭。[xxvi]

然而就在4月18日,英军又攻下了乍浦。清军佐领隆福率二百余名八旗官兵死守天尊庙,接连打退英军四次进攻。最后,英军使用火箭攻击,[xxvii]清军除50余名伤员被俘外,佐领隆福等人全部英勇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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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京附近

6月16日,吴淞失陷。英军在攻打吴淞炮台时对江南提督陈化成的指挥所发射了火箭,击伤了游击张蕙。[xxviii]同日,英军攻入宝山,据说知县周恭寿被火箭击中,手臂微伤。[xxix]英军继续进犯,“焦山树木,及老虎头颈盐船庐舍,均被夷匪施放火箭焚毁。”[xxx]

7月21日,镇江失陷。此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诸役中最为惨烈,英军的燃烧火箭和火箭霰弹在此大施淫威,许多目击者对此印象深刻。《草间日记》、《壬寅闻见纪略》都提到英军用火箭攻城,《京口偾城录》所说的“火箭如飞星,或落地作花爆响”[xxxi]则清楚地反映了两种火箭的特点。战斗中,镇江府知事王兴棨被火箭烧伤。[xxxii]

7月26日,道光皇帝无心再战,下令议和。8月29日,中英签定《江宁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

此次战争中火箭使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多次被用于野战。此次战争虽然有英法两国参战,但火箭的使用仅见于英军或联军同时行动时,未发现法军使用火箭的记录。一个证据是1860年9月18日张家湾之战中联军对僧格林沁军发射了火箭,而9月19日通州八里桥之战时法军单独作战时则完全靠枪炮攻击清军。当然,这只是初步推测。叙述从1857年末英法联军攻打广州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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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州

1857年12月28日,英法联军攻陷了广州。联军使用舰载火炮和火箭,不分昼夜地攻击,广州城东南东北一带城墙多被轰塌。[xxxiii]同时登陆部队在北门外发射火箭攻击城北炮台,使广州城腹背受敌。[xxxiv]广州城内大新街,双门底,东猪栏,增沙等处相继起火。[xxxv]

2大沽、天津、京郊

1858年5月20日,北上的联军攻占了大沽炮台,战斗中对炮台发射了火箭。之后,联军舰队沿白河驶至天津。一位见到了蒸汽船的作者用打油诗描写了它的外貌,并提到了船上的火箭,“多桅缺篷,上施火箭”。[xxxvi]联军舰队由于害怕火攻,所到之处只要见到有柴草垛或可疑船只就用火箭烧毁,将天津一带民船烧掉不少。[xxxvii]天津人郝晋荣在《津门实记对》中有一个上联为“烧柴厂红夷放火箭”。[xxxviii]

1860年8月14日,大沽第二次失守。联军五六千人攻陷塘沽,清军用骑兵迎战,遭到英军火箭攻击,损失惨重。[xxxix]

9月18日张家湾之战时,联军对僧格林沁的骑兵发射火箭,清军败退。

10月,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出逃。10月24日,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定,《天津条约》换约,战争结束。

三、中国对康格里夫火箭的认识及中国近代火箭的制造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对火箭有了了解。《英夷入粤纪略》对火箭进行了详细描述:

英逆火箭,是其长技,能射数百丈,…以坚木为尾,长八九尺,或丈许,受药之筒,长二尺,大三寸,以薄铜或马口铁为之,筒下旁环六孔以引火,箭尾之木,以铁罗丝紧贯于筒中,筒上又贯锐木尺许。木末或用铁如枪筒,内三之二受起火之药,三之一受爆竹横药,箭到药燃,筒轰迸裂,火即散飞,延烧营帐房屋。[xl]

诗人贝青乔在《咄咄吟》提到奕经曾经下令制造500具“飞火铜枪”用以攻烧英船,这种武器“形如花筒,长一尺二寸,围四寸,中容火药四两,上有枪刃,下有木竿,点放时宛如流星。”[xli]并说这种方法来自广西,为提督段永福故物,是依明代介绍火器的《火龙经》制成的。从记载看,“飞火铜枪”除了尺寸稍小外,与康格里夫火箭没有什么区别。如果其制法真的出自《火龙经》,那就说明中国在明代就已经有了金属外壳火箭,而由于方法没有流传,到了清代还在使用老式火箭,还要受到英国用从中国传到印度的火箭改进的康格里夫火箭的攻击,找到了更好的火箭制造方法后又不推广,战后就再也见不到这种火箭了,这真是耻辱。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防御火箭的方法,他认为应当“于土垣内横挖浅田,铺砖贮水,我兵可以往来,飞炮火箭入水即熄。”[xlii]

著名回族兵器制造家丁拱辰于1850年随钦差大学士赛尚阿赴广西桂林制造武器镇压太平军起义,在当地制造了铁制火箭。长八寸七分,径一寸四分五厘,射程200丈(约746米)。丁拱辰在1851年将这种火箭的制法和性能写入了自己的《演炮图说后编》。丁拱辰式火箭的比“飞火铜枪”和康格里夫火箭都为细小,能获得这样的射程已经相当不错,特别是外壳为铁制,应当比“飞火铜枪”更加轻便廉价(潘吉星先生在《中国火箭技术史稿》中认为丁拱辰是中国研制近代火箭的第一人,但“飞火铜枪”似乎就是一种近代火箭)。

此后清军很可能使用过一些近代火箭,主要用于镇压太平军等起义军。如1854年8月9日清将塔齐布与太平军曾天养部交战时,清军参将玉山点放火箭,击退了太平军。[xliii]但清政府正式批量生产近代火箭还是应从李鸿章开设的江南机器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算起。

1867年,江南机器制造局在上海陈家港设立火箭分厂,从英美购入机器,正式生产康格里夫火箭。据1870年4月《暹罗文库》载,有40英尺长的车间生产火箭药筒,6个车间制造火箭。[xliv]主要生产6磅和12磅型,至1873年生产了600枚。

1870年7月,金陵机器制造局在南京通济门外神木庵旧址兴建火箭分局,聘英国人马格里为技术顾问。有6个车间生产哈尔型(英国人威廉 • 哈尔于1844年对康格里夫火箭进行了改进,在尾部增加了平衡翼,改善了火箭的稳定性和准确性)火箭。[xlv]

马格里在任职期间非常尽心尽力,自己试制了开花弹。1873年7月,他在试制雷汞时被炸成重伤,从此留下了眼睫毛向内长的后遗症,伤愈后还于当年赴欧洲采购机器。1874年,金陵机器制造局生产火箭1000枚。由于马格里本是退役军医,不熟悉武器制造,制成的武器质量极差。大炮在大沽试验时爆炸,炸死炸伤多名士兵。水雷在长江试验时不炸。火箭在天津,保定试验完全不合格。1875年,火箭分厂又发生事故,厂房被焚毁多间。[xlvi]马格里不久被辞退。

清军使用这些新式火箭的情况不明,似乎主要用来对付各地起义军。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致信广西巡抚,称准备从金陵机器制造局支援100枝火箭。“并挑选熟悉开放之人,护解前来”。[xlvii]这批火箭从此就没有了下文。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法国人有团民用新式火箭攻打使馆的记录。[xlviii]我认为义和团使用的可能就是清政府制造的火箭,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很有可能是中国近代火箭唯一一次用于对外国人作战。

1905年,两江总督魏光焘扩充金陵机器制造局,再次设立了火箭厂。[xlix]此后,中国的兵工厂再也没有生产过近代火箭的记录。

四、结论

康格里夫火箭的出现,在欧洲引发了各国制造火箭的高潮,推动了火箭技术的发展。19世纪后期,随着火炮技术的飞速发展,火炮变得更加灵活,射速更快,射程更远,威力更大,近代火箭逐渐退出战场,用于海上救援,照明及人工驱雹,但火箭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停止,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导弹和运载火箭。

反观中国,虽然早在宋代就出现了火箭,明代就有了金属外壳火箭,但到清代,火器技术一直不受重视。到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深受火箭之害,而这种火箭的技术恰恰从是中国流传出去的。当中国引进西方技术生产近代火箭时,这种武器实际上已经过时了。

中国近代火箭,正如同目击其发射的人对它的描述一样,像一颗“流星”。这颗流星在中国近代兵器制造史上姗姗来迟而又转瞬即逝,带来无尽的遗憾和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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