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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隽是20世纪前半叶科学救国的代表人物,他是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重要发起人,他是科学家,也是教育家,曾担任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对高等教育有许多独到的见识。他和胡适同时在美国留学,建立了长期深厚的友谊,他和陈衡哲结婚后,夫妇二人与胡适的交往一直没有中断过,在胡适的自由主义朋友圈中,夫妇俩都是重要的成员。《独立评论》时期,他们夫妇发表的文章很多,任鸿隽也以饱含锋芒的笔调,写下了几篇抨击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文章,今天读来还是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激动、对国家民族的真诚。


1932年6月5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三号上,有任鸿隽的《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一文,其中说:


“教育的目的与党的目的完全不同。大概说来,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在党的场合,假如人与组织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以顾全组织的利益。


……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于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知识上的好奇心。有了知识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务,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的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经确定的了;他们的问题,是怎么的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知识上的好奇心。”


在他看来,“党化”和“教育”是一对矛盾的名词,有了“党化”就没了“教育”,反之,要去“教育”,也一定要去掉“党化”,“党化教育”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在特殊的情形下,比如国民党通过党务学校、中央政治学校等特别组织来宣传党义未尝不可,“不幸我们现在要党化的学校,不是这样的一类,而是全国一般的由小中以至大学程度的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面去宣传党义,便立刻有许多问题发生。……我们以为宣传党义的最好方法,是把党义放在一个自生自活的地位,而不要把它放在特殊阶级之上,使它失去了自由竞争的机会。因为一放在特殊阶级之上,它既不用与人竞争,便渐渐地失去向上改进的本能;同时在课室中或教科中强迫输入的党义,也未必能得到生徒衷心的信仰。这岂不是南辕北辙,爱之适以害之吗!”对于国民党政客、官僚把持某些学校,作为自己的地盘势力之一,徒加了更多的纷扰,他的结论是:“办学校以教育为目的,方有成功的希望,若以政治的目的来办教育,是非失败不可的。”



本文内容于 2011/12/14 12:28:19 被小编a12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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