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辛亥 胜在其行

中国人沿用了几千年的天干地支纪年法,能让每个国人都记忆深刻的不多,“甲午”、“辛丑”……它们无一例外都和中国近代最悲催的历史记忆相联。依序而下,总会让一股闷气在心口郁结,直至“辛亥”跳出,方能为之一缓。


了解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式的历史叙事中,“辛亥”就是熬过漫漫长夜突然意识到曙光即将来临的一刻。历史的颓势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被扭转。正因如此,中国式的历史叙事给予“辛亥”特别的礼遇。它不再专属于公历1911武昌首义的当年,它还或狭义或广义地涵盖了建立民国、皇帝被踢下龙椅的次年,直至抗战胜利的1945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的1949年。中国现代史上所有重大的、与革命相关的历史时刻,它都会与有荣焉。


相应的,推翻帝制、结束专制、传播民主、建立共和、推动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等闪亮的字眼都标记在了它的额头。它们见诸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纪念讲话,也见诸中小学的历史读本。


但这实非“礼遇”,只是一个常识。苦难的发生总是有明确的开始,而结束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一个专制根深蒂固、更因落后而饱受欺凌的国家要实现富强,要建立民主共和宪政,别说从洋务运动到预备立宪,即便加上从1911年到1949年,甚至由现在往后未来的几十、上百年恐怕也未必足够。然而,正是虑及推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之难,就越发能理解辛亥革命之重,辛亥诸贤之重。


以“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例,傅斯年、胡适曾评价其(在民主素养、理论水平等等方面)比“那个时代的许多人落后多了”。先生少年游学檀香山,羡慕欧西选举民主之风厌故国之暮气,愤激年龄游说乡里,不知“革命”只知“作反”。二十余岁之后,上书李鸿章历陈“中央革命”之利不蒙采纳,方转行“地方革命”。伦敦蒙难,始有时间阅读近代政治、法律典籍,但终究立说无多,义理寥寥。


孙中山胜在其行,曾自言知难行易。不过,先生若无新知,则行必不远。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诚为时代之音,而其行终使其成为一个完全的新人。那个时代最需要的是真正愿意行动的人,不需他小心计较怎么做最合理、最科学、投入产出比最大,只要他选对了方向,身体力行就是了。正是他的“行”,让革命者在完全不占主流的中国迎来了这个划时代的胜利,连他本人在辛亥革命前都觉得它不成熟,也从没想到居然真的成功了。


中国古代史常常贯穿着一个宿命,后一个朝代总是在前一个朝代最黑暗时兴起,“以有道伐无道”取而代之。但至少清朝的终结不是这样。它不是亡在自己最糟糕的时候,反或可以说它亡在自己“奋发图强”的路上。20世纪初的清王朝,摆脱了义和团造成的混乱,经济上,近代工业文明已被广为接纳,实业初具振兴之势;政治上,五大臣出洋考察欧美宪政归来,正张罗着效法……清王朝从上到下比任何时候都更愿意吸纳现代文明。然而,变革展现的图景激活了民智渐开的人心,在激进力量看来,已由不得统治者再慢吞吞地小步前进了。


于是,既不是有多少原创的理论家,也不是一个好的组织者、策划者的孙中山用他的“急行”带动了中国变革的节奏。


孙中山热切希望“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的新国家。他或许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但他指出了方向,“只有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这句话揭示了辛亥革命最终促成民国肇造的秘密,即实力弱小的革命者、不掌握压倒优势的武力、未被充分动员的国民究竟是如何扳倒貌似庞大的清王朝的。


中国人从开眼看世界,就艳羡并一力追逐着国家的富强、民主以及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一百年前的辛亥完成了一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结束了三千年专制。更重要的是,改造了人心,唤起了人们追求更美好的制度、更美好的生活、更完善的人的渴望。这种渴望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希望改革的步子能够更快一点,幅度可以更大一点,想着更多的权利、更多的民主与更多的平等。其实,要达成国民的理想说难也难,说易也易,所谓“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执著前行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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