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享有“当代歌德”美誉的著名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在题为《假如没有马克思》一文中说:“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搀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蠢、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藐视。”文章的题目说的是马克思,其实无疑包括列宁以及一切工农运动的领袖、思想家和为社会主义奋斗者,他说:“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他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之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让的。”(1)海因里希的观察深刻,“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这其实是在批判近代引领世界的西方文明。长期以来马克思及其主义被人为地削弱,有一个词叫作被“边缘化”;而列宁及其主义简直就是被妖魔化。事实胜于雄辩,胜过一打教科书。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灾难,使得东西方不由自主地想起马克思和列宁。


著名美国金融专家迈克尔·赫德森说,要理解美国得多读读列宁和约翰·霍布森(Lohn Hobson)的著作。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写于1906年。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年代是欧洲革命的高潮,也是近代世界历史的一个高点和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由此引起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革的起点。列宁站在历史的高点,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其天才般的政治洞察力和领导力,特别是建立在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发展趋势和历史地位的分析基础上对革命发动时机惊人准确的把握,不仅成功地领导人民群众干成了十月革命,翻转了历史乾坤,而且列宁主义特别是他的“帝国主义论”,经过百年历史风云的洗礼,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至今我们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决关于帝国主义、经济危机乃至战争与和平等种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都还要向列宁请教。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勇敢地面对经济全球化包括加入WTO,也就是加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勇则勇矣,也不可避免地付出了巨大代价。究其理论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读列宁的书,岂但不读,学术界追随西方思潮,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仅遭到边缘化,列宁主义则被开除出学术视野。这种情况使得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受到损失,其实学者本身也是受害者,不少著作表现出作者对帝国主义完全丧失思维能力,实践中各领域发生危及国家安全的倾向,就是明证。历史再次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探索和揭示社会发展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是一门科学,无论在方法论和内容上都具有西方社会科学包括地缘政治学难以比拟的优势。这里限于篇幅,对“帝国主义论”普遍而重大的现实意义,难以全面深入地展开研究,只能做一点蜻蜓点水的探讨。




一、关于帝国主义的基本理论




(一)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和实质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概念充斥西方报刊书籍,含义十分混乱,列宁指出:“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2)列宁认为这个定义最主要有两点:一是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混合生长的金融资本的垄断;二是“瓜分世界(领土)”。对于前者,当代金融资本的垄断已经远远超过列宁时代;对于后者,“瓜分世界(领土)”已经发展到今天要“冲突”掉非西方文明体和绝大部分世界人口,由西方极少数人独霸地球。美国从大英帝国解体的教训中发现已经不再需要直接瓜分领土(那样成本太高,很笨),而转向控制(相对垄断)资源。即萨米尔·阿明所指出当代西方霸权在于控制世界五大资源:自然资源、技术资源、金融资源、信息资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了控制这五大资源,首先要控制人们首先是各国精英的头脑,于是美国将冷战发展成为一场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大规模全球洗脑、收买运动的地缘政治战争,其意识形态是新自由主义。美国金融海啸发生以后,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全世界崩溃。


(二)关于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


列宁指出:“这样的定义毕竟是不够的。因此,如果不忘记所有定义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可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就应当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3)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人们曾经耳熟能详,百年以来,这五大特征已经有很大的发展变化。


甲.垄断组织:“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首先瓜分国把本国的生产差不多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内市场必然是同国外市场相联系的。资本主义早已造成了世界市场。所以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殖民地联系和‘势力范围’的极力扩大,这些垄断同盟就‘自然地’走向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4)从产业垄断发展到金融垄断,从经济垄断发展到政治垄断和全球五大资源垄断乃至对人们头脑中思想的垄断和话语权垄断,可见当代的垄断已经登峰造极,远远超出百年前。某些西方的跨国公司、跨国银行不仅富可敌国,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为冲击民族国家的某种国际经济政治实体,例如,美国孟山都、杜邦和瑞士先正达三家公司几乎垄断了世界一半的商业种子市场;嘉吉公司等五家公司控制着85%的世界粮食贸易,实际上负有地缘政治使命。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领域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金融资本的垄断,世界排名1000家银行中前45家银行占总资产的45%。(5)列宁认为垄断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千真万确;但是离开阶级斗争,入口硬是入不进去。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是企业之间的竞争,技术落后的企业被淘汰;垄断竞争是垄断企业扼杀不服从垄断的企业的竞争;现在是跨国公司(银行)之间的竞争和跨国公司与不服从于垄断组织利益的国际政治主体——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前者打着经济全球化的旗号,在WTO和国际专利制度的规则下,迫使民族国家,特别是非西方文明的后发国家服从于自己的利益;如不服从,就发动包括贸易战、汇率战和引发金融危机洗劫财富等方式在内的地缘政治战争。如果还不服从,就发动“颜色革命”,或者诉诸武力,包括直接轰炸之类。最后再通过各种手段,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以违反人权等名义送上国际法庭。


列宁时代是金融资本对生产和流通的垄断,也就是经济垄断,但已经发展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垄断,政治犯罪化、黑社会化已然公开化、合法化,影响所及,发展中国家也有这种趋势,以致在当今世界政治舞台上有时已经难得听见正义的声音,而“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邪恶叫嚣却不绝于耳。不到一百年,垄断资本就从对物质资源的垄断发展到对思想-文化资源的垄断,即对人的头脑思维的垄断,而且已经在策划推广人体芯片植入的“芯片人计划”。资本吞噬人,物质吞噬精神,久已成为事实,未来是否会发生技术吞噬人类(例如,未来是否会发生机器人、基因人吞噬自然人,“芯片人”还是人吗)?“文明冲突”酿成种族冲突,从工业化导致生物灭绝发展到人类为争夺地球剩余资源而血拼,从种族灭绝,再到人类灭绝,这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社会日益关注和忧心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一切表明,垄断已经走向极致,已经威胁到全人类生存,就必然遭到全球反对而走向非垄断,面临拆分,或者人类与垄断资本集团同归于尽,这是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或历史趋势。


乙.金融资本:“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6)当代帝国主义的特点已经发展为金融资本垄断+五种资源垄断+思想垄断。百年前列宁已经发现“银行发展成为具有真正‘包罗一切的性质’的机构”,(7)工商界已经在抱怨银行的“恐怖主义”性质。(8)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阶段,由于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混合生长形成金融资本,已经产生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利润的巧取豪夺,如德国经济学家克斯特纳所说,“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9)但是在列宁时代,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鲁道夫·希法亭那里表述的,金融资本还只是“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10)即使发展到垄断,资本输出成为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也主要是输出到实体经济。经历战后科技革命,实体经济得到空前迅猛的发展。西方国家在滞涨中退出实体经济的巨量货币资本,需要寻找更加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如果没有,就需要创造这些投资领域,需要“创新”投资(生钱)方法,因为需求也创造供给。于是有投资银行这个金融恐龙横空出世,如郎咸平所说:“他们不仅仅与产业资本融合,而且与传统的银行资本融合;这种融合已经不是简单的合作,而是通过各种金融工具,控制产业资本和传统的银行资本。不仅如此,他们还充分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明各种金融产品和杠杆工具,撬动全球全社会的资本,呼风唤雨,为一己私利,牢牢控制全球的经济资源。他们不仅能使某个产业破产,还能做到使某个国家破产。”(11)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流通中暂时闲置的资本,大量转化为金融投机资本,以合乎市场规则的金融掠夺获得的诈骗利润,冒充财富,制造经济泡沫和虚假繁荣。所以当代西方国际金融资本具有特别严重的侵略性和掠夺性。


经过20世纪70-80年代的金融创新,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在形形色色连专家都难以看懂的金融产品和有关合同中将各种金融诈骗手段表演得出神入化,掩饰得天衣无缝。斯蒂格利茨指出,这些金融创新,“如同‘变化’一样,创新并无任何内在价值,他可能是坏的(‘骗子’贷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有可能是好的。”(12)在金融创新浪潮中,西方国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赌场,不仅产业资本被吸引进入赌场,公民个人资产以及社会养老金也被卷入赌场。在发达国家,人们“退休后,他们对金融市场的依赖日益加强。养老金计划中的主要份额已经从养老金固定收益转向为公共和私有养老金账户固定缴款计划。养老基金常和期货交易相联,如谷物或燃料的期货交易。没人能知道他最终会得到多少养老收入。最后,正是赌场经济决定了养老金受益的最终价值。”(13)所谓养老金的“最终价值”,包括最终“毫无价值”,所以,巴菲特将金融创新称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说“20世纪(初)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14)指的是1900年的经济危机),那么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是金融资本统治发展的另一个转折点。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金融创新浪潮,金融业的许多权力转移到投资银行手中,后者占据了金融业的统治地位。投资银行原本只是资本市场的中介,发展成为金融垄断企业,高盛这种公司被称为“高盛帝国”。而且它的厉害之处还在于与美国财政部实行“人事捆绑”,绑架美国,渗透和企图控制“中美国”。俄罗斯学者说20世纪美国愈来愈表现出其具有黑社会性质,就包括这种“影子政府”控制下的“旋转门”现象。还有一个现象是,以往的金融危机是银行家破产自杀,现在是金融业倒闭风潮中大银行家乐颠颠数钱。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呼风唤雨,拿国运作赌注,以极少数私人发财为目的,终于搞出金融海啸,为国际社会千夫所指。美国的国际威望空前跌落,现在主要靠航母和导弹撑着了。


金融业发展到当代经济体系的“恐怖主义”阶段,20世纪90年代美国金融产业的利润总额(包括保险业和不动产业)超过了所有非金融产业的利润总和。(15)本质上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畸形发展的结果,其政治本质是帝国主义腐朽性的表现,包括汇率机制、国际贸易、资本国际化的复杂体系以及国债机制在内,成为在全球范围掠夺各国财富的地缘政治工具。在列宁时代,“在股份公司里常见的、在资产负债表上玩弄平衡把戏的典型例子,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股份公司董事会干起冒险勾当来,心里要比私人企业家轻松得多。编制资产负债表的最新技术,不但使董事会能够把所干的冒险勾当瞒过普通的股东,而且是主要的当事人在冒险失败的时候,能够用及时出卖股票的办法来推卸责任,而私人企业家却要用自己的性命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负责”。(16)这就是金融海啸发生之后,美国中下层百姓和各国受害者听到华尔街及其后台老板在点钞机前发出“天堂里的笑声”,极为愤怒的原因所在。美国的当代商业、政治、法律制度“完善”到金融寡头可以为所欲为,只有掠夺自由,而没有破产风险;或者虽有企业破产风险,极少数个人股东或高管却能因“破产”而发财;这些市场上的金融把戏,包括股票市场上玩弄资产负债表的把戏,都已经全球化了。


发行股票后溢价出售,所得叫做“创业利润”,是希法亭的理论创新,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金融创新奠基。从列宁所说的“替垄断者向全社会征收贡赋”,(17)发展到向全世界征收贡赋;从控制本国政府发展到控制各国政府;从向各国政府强制摊派债券发展到向世界各国征收“炭币”;这大概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最后表现形式。此外,“拿发展得最快的大城市近郊的土地来做投机生意,也是金融资本的一种特别盈利的业务。”(18)百年前在发达国家这种特别盈利的业务,在近十几年的某些发展中国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被誉为“经营城市”的秘方,其实是百年前西方金融资本赚钱方式在当代的翻版。人们骂房地产商黑心,固然不错,但其实不尽公平,背后是金融资本和权力“资本”,包括国际垄断资本。发展中国家的国有银行在通胀走高的条件下,一直维持低利率,加以实行不够公平的税负政策,往往被民间称为杀贫济富,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丙.资本输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的特征已经不仅是资本输出,而是“文化帝国主义”(摩根索语)的全球扩张,包括游戏规则输出、新自由主义思想理论和美国商业文化包装的西方价值观输出、全球洗脑运动,以服务于其全球战略。美国的商品资本输出尤其表现为大规模的无孔不入的文化商品,大量的粗鄙低俗的文化商品,利用人性的弱点,煽动人类最原始、最低俗的感情,腐蚀人的精神和心灵,宣扬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消费至上主义、去政治化、去本土化、泛娱乐化、男性女性化,诋毁一切高尚、利他、爱国的思想和行为,将任何神圣严肃的事物、人物都普遍地搞笑化、庸俗化,等等,这一切都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利于削弱发展中国家的软实力和国际垄断资本扫荡全球。无数事实表明,精神垮了,国家必垮;历史被消灭,文化被征服,包括领袖、英雄人物被妖魔化,接下来就是国家和民族消亡。当代资本输出和金融统治在发展中国家造就食利者阶层,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思潮泛滥,物欲征服精神,使得“高尚成为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人和社会的精神面貌迅速退化,整个社会日益散发出腐朽的恶臭,人类社会在集体向下沉沦,这是当代美国垄断资本极力推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各国的一个普遍的社会特征,这一切包括所谓“亡国灭种”都在为“减少”世界人口开辟道路。


希法亭说:“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列宁称赞他说的很对。(19)过去帝国主义以资本输出为特征,是列强竞相贷款给殖民地国家,因为债权人占便宜:“获得贸易条约上的让步,开设煤站,建设港口,得到利益丰厚的租让,接受大炮订货”,等等。(20)现在倒过来,是发达国家债台高筑,而发展中国家被迫或自愿以低利率甚至零利率贷款给美帝国,现在是债务国占便宜,吃债权国,债权国吃亏,吃大亏,而且很可能最后坏账。即便如此,由于复杂的原因,债权国还得报以苦恼人的笑。列宁指出:“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加剧这种不平衡和矛盾”,(21)今天也是如此,是在加剧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体系崩溃。


丁.国际垄断同盟:垄断组织已经从卡特尔、辛迪加,发展到当代多国公司、全球公司,正如郎咸平教授所说:“目际垄断组织已经形成强大的同盟,也就是说,通过产业链高效整合的形式,牢牢控制着某个行业或者产业。”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孟山都公司的案例,有关资料揭示了他们是如何操控全球农业、推广转基因技术和产品以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的。


戊.世界领土瓜分完毕: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瓜分世界领土是为了瓜分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列宁指出,以后只能是反复瓜分。现在的超级大国只有一个,已经不是瓜分,而是要独占全球剩余资源,独占地球家园。早在1852年英国政治家迪斯累里已经认识到,“殖民地是吊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22)所以,当代帝国主义找到了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控制和政治支配的新办法,这就是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和跨国公司。除此之外,更厉害的还在于垄断资本要控制人类的精神世界、人们的头脑和整个心灵,甚至发展到要向人类身体中植入芯片。郎咸平教授指出:“新帝国主义,其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变。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国家之间配合得更加娴熟和默契。它们利用资本和军事实力,创建所谓的游戏规则,设置圈套,套牢弱势国家和民族。新帝国主义不仅仅是要自然资源,而是要牢牢控制从农业到工业到各种可能牟利的产业,最终实现从思想上控制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产业上让你完全依附宗主国。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帝国主义的新本质。”(23)过去殖民地进行奴化教育,血雨腥风,人们抗拒;现在进行洗脑,“暖风吹得‘游’人醉”,舒舒服服地洗脑,往往乐于接受,也就“傻瓜化”了。所以,斯蒂格利茨称之为“一群资本主义白痴”,大前研一称现在是“低智商时代”。做到这一步,西方就从文化上彻底征服世界和各种非西方文明,也就充分证明了有色人种不行,是“垃圾人口”,理应清除。现在就有人情愿给美国人“当孙子”,或者再当“三百年殖民地”,未来是否会有人自认是劣等民族,甘愿被清除,也未可知。


(三)帝国主义的腐朽性


一个时期以来向往西化美国化的思潮背后,是向往美国的富裕和生活方式。但是,美国生活方式已经被证明不可持续。当代美国的富裕也已经变味,“美国的富裕完全是一种‘流入性’的富裕。外国资金、熟练工人和进口商品大量流入美国,而美国只需付出以美元纸币计价的债务。美国获得外国资源是如此之容易,以致其本国境内的生产已越来越少。”(24)过度积累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全球性资本过剩,产能过剩,世界经济从工业化时代进入金融投机时代。这个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倾向于制造资产(股票、房地产等)价格上涨的经济泡沫和投机、寻租牟利,而不是通过创造物质财富致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目的不是发展经济创造财富,而是掠夺财富,不是走向繁荣,而是走向独霸,也就是走向毁灭。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处境和展示的前景,证明西方国家的战略是将其推入深渊,确实是为了消灭人口,种族灭绝。这才是“文明冲突”的真义。这是美国的国家战略,也是帝国主义垂死性、腐朽性的极致。


按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资本的占有与资本在生产领域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与其它一切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是一般资本主义的特征。(25)食利者是指靠存款特别是靠持有有价证券取得利息或股息收入为生的剥削者。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垄断资本集团手中,食利者阶层人数大大增加,是帝国主义寄生性和腐朽性的表现之一。当代帝国主义条件下的金融业爆炸性发展,使得美国股息占总利润的比例,从1979年的22.8%增长到2008年的44.3%。(26)不到三十年中股息占总利润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不难设想食利者阶层的人数也必然大大增加。与之相联系的美国经济“空心化”,也是帝国主义寄生性和腐朽性的表现。


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帝国主义、全球最大的剥削者、搭便车者和众矢之的。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美国人不储蓄,而是用自己的钱投资基金股票债券不动产来赢利,美国政府通过向外国发行债券为本国赤字和投资融资,“通过使欧洲和亚洲的中央银行接受不限量的美元储备而向他们征税”,美国向世界经济体系无限制地输出美元纸币,并吸收世界各国的商品出口,以此维持国内的高消费水平。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券总额大大超过了美国政府的偿还能力,美国也已经公开表示它不会清偿这些债券。(27)赫德森指出:“过去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一直只集中关注公司如何投资于其它国家,榨取利润和利息。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私营投资者和出口商来实现的。但当今的新型金融全球帝国主义发生在政府之间,具体而言,发生于美国政府与国际收支盈余国家的央行之间。这些国家的盈余增长得越大,也就有更多的美元被迫转而购买美国财政部的债券。”(28)这种美元霸权条件下形成的帝国主义,是美国的帝国主义“创新”,是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发展到极致的表现。


当代帝国主义的腐朽性表现为高度寄生性,表现为美国经济空洞化而靠负债和进口(外国)推动、美元霸权豢养下的金融资本统治和广义的当代国际食利者阶层(社会中下层甚至失业者也能从全球“财富效应”中食利)。列宁时代的金融帝国的统治,是建立在自有资本和资本输出基础上的;当代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发展到以外国资本和资本输入基础上支撑本国食利,不仅垄断资本集团,非剥削者也成为变相的全球“食利者阶层”的补充,社会一天不借钱,不输血,不食利,就不能生存,而这主要靠武力威胁来维持美元霸权和全球心理预期。德雷克大学经济学教授侯赛因·扎德(Hossein-zadeh)说,海外军国主义为美国精英和工人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实现了繁荣,提高了生活水平,他称美国为“军事低成本或寄生的帝国主义”。(29)可见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已经发展到极致。美国还有技术创新能力,但是大量用于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面,即使发展出新兴产业,经济上有所复振,归根结蒂,政治上已经是穷途末路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当代帝国主义的特征是规则、文化-意识形态输出(战略欺骗、洗脑),现在已经搞不下去了。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30)“我希望我这本小册子能有助于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经济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31)“这个思潮,一方面是第二国际瓦解、腐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生活环境而被资产阶级偏见和民主偏见所俘虏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32)在列宁时代,“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1/5),他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现在当然更多的多了”。(33)列宁指的剪息票还只是资本输出的收益,每年80亿到100亿法郎。“这种大量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34)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超额利润太多,可以“收买”本国整个工人阶级,以后更发展到收买发展中国家的精英。这些精英阶层经济地位改变,政治地位有些或许没有改变,但是收入大增,生活方式改变,价值观和世界观随之改变,他们的眼界狭窄,与“整个世界观来说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一起,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贵族”,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会很多),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可资利用的社会基础,站在发达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一边,反对自己的国家。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一种“达沃斯人”。


一个时期以来,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推动下,随着世界经济中网络、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泛起的是西方“普世文化”泡沫,或称“达沃斯文化”,即所谓精英文化。亨廷顿说,普世文化是指“西方文明中的许多人和其它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价值和主张。这可以被称为达沃斯文化。”(35)关于普世文化,亨廷顿嘲笑它是一些“深刻而不恰当,恰当但不深刻,以及既不恰当又不深刻的”观点。(36)因为“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37)“达沃斯文化”语出“达沃斯论坛”,也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一年一度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一座美丽的小城举行。每年都有一千名左右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世界级的富商巨贾、金融寡头、政府高官、学者名流和媒体人士云集达沃斯。这些人一般具有显赫的地位和学位,有资深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有自由主义的共同理念,受雇于著名跨国公司(银行)、政府机构和学术机构,享有丰厚的经济收入或巨额资产以及较高的社会知名度,操着熟练的英语,在国内国际上层社会拥有广泛的人脉资源,享受一种超高质量也超高度西化的生活方式,拥有社会精英的美誉和心理。他们被称为达沃斯人,自视是一种掌握了“金融炼金术”的“超人”;他们的文化也称达沃斯文化。达沃斯人由于掌控了所有国际机构、跨国公司和大量重要的政府职位,因此达沃斯人及其文化的影响力,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当广泛而巨大。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破产和世界金融、经济泡沫的破灭,世界金融机构、金融体制、经济政治秩序的变动和重组,“普世文化-达沃斯精英文化”日益处于尴尬的境地,其文化也正在迅速湮灭。2009年达沃斯论坛没有邀请经济学家就是一个证明。达沃斯人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富豪、政客和学者,据估计在发展中国家总计不到500万人,占世界人口不到0.1%,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比例更是微乎其微。亨廷顿说:“它远不是普遍的文化,而且那些在达沃斯文化方面有共性的领导人不一定在他们自己的社会确保权力控制。”(38)达沃斯人属于新自由主义既得利益集团的上层人士,在发展中国家人数不多,但能呼风唤雨,影响很大,在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也有大量不明真相的拥趸和追随者,至于他们“不一定在他们自己的社会确保权力控制”,这出自亨廷顿敏锐的观察,智利等拉美国家的“芝加哥小子”、印尼的“伯克利匪帮”、俄罗斯的“盖达尔-丘拜斯”集团的覆灭表明,趋势确是如此,但是实际情况,特别是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是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类似现象的经济根源,知识分子中分化的现象与之类似,这也是当代帝国主义阶段比较突出的地缘政治现象,以美国为最典型。但是,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这种情况正在改变,社会结构又在重新分化。对此,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左翼学者,如沃勒斯坦、弗兰克、阿明等人,许多人其实看得很清楚,也有政治自觉,表现为以其研究工作推动世界格局演变,将这一目的表述得最直白的,就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


所谓中产阶级,不是一个科学概念,早期是指资产阶级。当代发达国家的所谓中产阶级,其大部分实际上处于历史上小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无非是指有相对稳定的工作,自备了交通工具(小汽车),部分人有自用的房产,未必有多少资产,甚至于没有存款,如此而已。在中国,许多人早已经实现“小康”,但是在社会经济地位和相应的意识形态方面,中国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资产阶级倒是形成了,中产阶级既不是一个科学概念,总体上也不是一个稳定的存在,至于在未来中国要培育一个西方那样庞大的中产阶级,那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政治幻想,或者是一种麻醉剂。由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大周期的繁荣较长,加以有福利制度,社会相对稳定,这种特殊地缘政治条件下产生的社会结构变化使人们产生幻觉,大量滋生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政治上最容易被蒙蔽。这是东西方政治平衡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象,随着两级世界格局倾覆,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也随之改变,中产阶级地位大面积塌陷,社会正在觉醒。只是由于全社会长期政治意识退化,理论准备不足,中下层社会的政治发育较差,更缺乏组织。所以社会政治形势尚在发酵之中,需要启蒙,需要联合,需要时间。但是,帝国主义的腐朽性总要在政治上找到出路,这个出路,历史上要么是战争,要么是革命;后来说要么战争引起革命,要么革命制止战争;这个革命,历史上多是暴力革命,在当代条件下,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主要可能是非暴力的社会革命;而在发展中国家,情况要更加复杂得多。




二、关于对帝国主义的批评




(一) 关于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


列宁认为,第二国际掩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真相,拒绝生产关系分析,“用改良主义的方法修改帝国主义的基础不过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天真的愿望’”,(39)是充当新帝国主义的辩护士,“这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是在用官场口吻颂扬‘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美妙”。(40)这种思潮多年来再次流行,版本很多,这里试举一例。


有一种奇谈说,金融海啸发生后,美国人尤其善于利用市场规律和技术,而我们则偏向于关注舆论。大家都在谈论美元贬值、美元信用崩溃、美元债务巨大,“但是从结果和事实看,美元维稳,美元外汇储备的地位在上升,‘崩溃论’、‘美元危机论’等舆论过于简单和短期,不能轻易作为我们的决策依据。”(41)按照这种观点,应当把对美国和美元长期看多和“‘挺’美”,作为我们的决策依据,换言之,还要继续增持包括美国国债在内的美元外汇储备。这种言论项。但是这些都属于“术”的层面,属于“近见”。而经济上的技术面玩得再精,终归要受制于基本面,就是政治。无论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美国已经玩砸了,按照老套路已经玩不下去,才玩出一个黑人总统当政,也不过是如此水平,无力回天。但是,从根本上说,没有用:技术面面的政治游戏,现在已经提升到“文明冲突”(种族对决的别名)层面,这些都非西式金融专家们所能看懂,其知识结构已经殖民地化;或者能看懂,却自觉追随,这就更成问题了。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流行崇美、恐美思潮,实为一种并非中国特有的地缘政治现象。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学者,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体系的看法基本上是两派,一派看“空”派,主要是基本分析派,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非马克思主义,包括难以数计的西方著名学者,如乔姆斯基、沃勒斯坦、阿明、赫德森,等等;另一派是看“多”派,主要是纯技术分析派,更多的是属于特殊利益集团,如某些达沃斯人。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后者的观点在西方已经愈来愈缺乏听众,只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有正在走向衰竭的影响力。


(二) 从机会主义到取消主义


这是列宁批判过的错误思潮。取消主义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孟什维克中的一个派别主张。这个派别背弃党纲的革命要求和党的革命口号,企图取消秘密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建立一个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公开的工人党”,因而被称为“取消派”。1912年布拉格会议取消派被清除出党。中国近年来有“改旗易帜”的舆论,实为取消派思潮的当代中国版,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央拒绝,2009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郑重宣布中共“绝不改旗易帜”。


无论怎样强调金融资本统治,如果将其同帝国主义的本质割裂开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就失去意义。列宁指出:“考茨基挑起的那种字面上的争论,即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应当叫做帝国主义还是叫做金融资本阶段,是毫无意义的争论。随便你怎样叫都是一样。关键在于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本‘比较爱好的’政策......这样一来,就不是暴露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这样一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43)列宁有一双鹰眼,极其锐利,一眼就看穿考茨基的要害在于“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同他的经济割裂开了”,列宁同考茨基的斗争理论上在于揭露还是回避和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深刻性,后者实际上主张阶级调和,反对暴力革命;实践上在于要不要“十月革命”。同时又一个帝国主义辩护士、德国人“库诺笨拙而又无耻地推论说:帝国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所以帝国主义也是进步的,所以必须跪在帝国主义面前歌功颂德!这种话就像民粹派在1894-1895年讽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所说的那些话,说什么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那么他们就应当开起酒馆来培植资本主义。”(44)连考茨基当年都反对库诺,人们看到百年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思潮,在20世纪60-70年代又卷土重来,到90年代以来甚嚣尘上,流毒中国。例如,主张“给美国人当孙子”和“三百年殖民地”之类的人,也是“跪在帝国主义面前歌功颂德”的当代中国库诺。现在看起来,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开起酒馆来培植资本主义”,有其某种必要性;但是“开起酒馆来培植帝国主义”,则万万使不得,因为会亡国灭种。所以,那种以为中国和平崛起可以“不触动托拉斯和银行的经济基础,那就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不过是一种善良而天真的愿望而已。”(45)


(三)对帝国主义批评的根本问题


列宁指出:“在这方面最危险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愿意了解: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空话和谎言。”(46)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提法所代替,这是形势需要,是策略,是正确的。至于机会主义,许多人似乎已经不了解其含义了。问题在于,即使是当代条件下,“用改良主义的方法修改帝国主义的基础(也)不过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天真的愿望’”。(47)陈云同志在1989年一再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几位同志强调“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特别是1984年10月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发言后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更是很不寻常的,实为一种抵制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和倾向的斗争。既然如此,正如列宁所尖锐地指出的:“是前进,去进一步加剧和加深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呢,还是后退,去缓和这些矛盾?这些问题(仍)是对帝国主义批评的根本问题。”(48)“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是由金融寡头的压迫和自由竞争的消除引起的全面的反动和民族压迫的加强,所以在20世纪初期,几乎在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中都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派。”(49)考茨基的错误源于理论上没有与其划清界线,实践上与其同流合污。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在于加剧和加深帝国主义的矛盾,这是前进;缓和其矛盾,是后退。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理论和实践总体上是后退,先是尝试性的,后来鸦片吸上了瘾,走向政治背叛和战略改变,最后就完蛋了。现在的形势与列宁时代不同,所以策略必须改变,完全正确;但是如果战略改变,就难免重蹈前车之覆了。今天对待帝国主义仍然存在两种思路:是前进还是后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关系到战略、政策和前途命运。


列宁和毛泽东是20世纪集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于一身的极为罕见的大师,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最忌惮也最敬畏的东方革命领袖。学养之于一流的政治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素质。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演讲时说:有学问就像站在山顶上,看得远;没学问就像站在山坳里,什么也看不见,会苦煞人的。他还在1944年8月12日修改一篇文章时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50)后发国家的发展和改革,遭遇许多挫折甚至曲折,原因很多,读书不够,或轻视读书,迷信经验;或不善于读书,特别是不认真看书学习,没有弄通马克思主义,也就难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容易追随西方理论和经验,导致模糊了自己的政治方向,而忽略了人民群众,这是一个深层原因。这方面,归根结蒂还需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十七大报告语),当然包括列宁主义,也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


一个时期以来的情况是,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人公开反对,但是暗中抵制;说坚持列宁主义,一定有人反对,因为要“告别革命”;说坚持毛泽东思想,一定有人要跳起来,因为据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包括毛泽东思想。这种奇谈怪论流行有年,是将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上不通,也陷邓公于不义。2011年7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上更加成熟的表现,而“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胡锦涛语)。其实邓小平同志对列宁主义非常慎重,1991年春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列宁指出的大时代(指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不要去动它。(51)1992年春,他又在一次谈话中说:“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52)1989年陈云同志更明确地指出:“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53)陈云同志“大呼特呼”列宁的时候,相信有些人听不明白,甚至听不进去。现在时间已经过去22年了,与1989年那个在改革开放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一年的形势,许多方面既有霄壤之别,竟又何其相似乃尔,重温陈云同志的这段话,不免使人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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