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道德饥渴症有救吗

北京大学已公布2012年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实施细则,其中明确提出:“有下列情形者,不得被推荐:一、不孝敬父母;二、不关心他人,从未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三、有不良诚信记录;四、考试作弊、受到处分或有其他违法违纪违规行为。” “不孝敬父母”被列在第一位,对此,舆论争议颇大。在我看来,这只是中国社会当前普遍害上的道德饥渴症的又一次发作而已。 中国社会当前的道德问题无疑是严重的,只要看一下这两天关于广东凶徒光天化日下开车进山抢抓女生转卖的新闻,就知道这个社会的道德已经沦丧到了什么程度。不认同这个判断的,我看除了精神有问题的,就只剩下个别脑袋被屁股决定的人了。 对有价值的事物,如自由、财富、健康、感情等,一个人最缺少什么就最渴求什么,整个社会也是如此。正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如此缺乏道德,所以我们的耳边才日夜充斥焦灼急切的高分贝道德吁求声。北大以自己的方式暴露了一下内心的饥渴,虽然有点可笑,倒也不值得多加指责,只是让人不免要感叹,这个号称中国最高学府的大学,怎么对自己患上的这种病症,竟也如此缺乏认知,以致这样药不对症,甚至一副病急乱投医的样子。 最有学问的北大难道不知道,汉王朝鼓吹“以孝治天下”,用道德选拔人才,玩“举孝廉”,其结果却是“举孝廉,父别居”,整个社会更加虚伪,纷纷矫饰名节以谋求虚假的道德名声,进而捞取利益,甚至还出现为了被举荐而假装住在父母亲墓道中服丧二十余年,却偷偷生下五个孩子的假“孝廉”。 其实道德饥渴症几乎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存在,只是程度可能有所不同而已。原因就在于,道德本来就是法律底线基础上的更高要求,它内在地就有一种追求尽善尽美的倾向。用康德老人的话说,道德是这样一种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因此,以道德的眼光去关照现实的世界,从来就不会觉得满意;觉得或假装觉得满意的,从来都只是那些企图用良好的社会道德状况去标榜自己功德的人。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从不间断的道德饥渴状态中走过来的,以前是,今后也仍然会是。这是由不完善的人组成的不完善的社会永远不可能改变的现实。而且,正如英国著名法理学家哈特所指出的,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哪个社会是因为道德严重败坏而崩溃的;真正造成社会崩溃的,是制度。所以,过分的道德饥渴症,是完全不必要的。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寻求改进我们的道德状态。毕竟,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良好的道德状态有助于大幅降低一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社会的产出和福利的提高。 改进当前社会的道德状况,应该把握的原则很多,但是有两条至关紧要,必须首先牢牢把握: 第一条是,不能仅仅在道德领域内寻求道德问题的解决方案。康德认为,“一个民族良好道德的形成首先就要期待于良好的国家体制。”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认为,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不仅取决于同属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等,而且与后者共同取决于经济基础。因此,要想解决道德问题,一定得从政治、经济制度等更宽广、更根本的领域着眼。 第二条是,必须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一方面,政府自身必须带头改进道德。因为首先,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受托者,一举一动对公众权利的影响巨大,仅仅依靠法律制约,总有力所未逮之处,必须有足够的道德感对“幽暗之恶”予以自制。其次,为政者的道德状况是影响普通民众道德水平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超长期“君师合一”传统的国度里。 另一方面,政府要尽量克制对普通公众提出道德要求的冲动。政府本质上是强制力的合法垄断者,政府跳出来对普通公众提本质上是非强制的道德要求,总不免让人产生被强制的感觉,不仅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容易激起反感。特别是在当前民众对一些官员道德水平持严重怀疑态度的情况下,人们更容易对政府的道德倡导产生逆反心理。 总而言之,我们真正应该饥渴的,不是道德,而是制度;尤其需要着力的,不是倡导道德改进,而是推动制度变革。首先必须提高道德水准的,不是普通民众,而是大人先生、各界精英们。假如做不到这些,那么我们社会的道德状况就不可能改善,我们的道德饥渴症就是无药可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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