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为何成高利贷的“带头大哥”?

随着温总理的温州之行,浙江省迅即于10月7日召开四级政治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级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强自身,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千方百计推动解决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各类难题(10月8日新华网)。

浙江省贯彻温总理指示行动之快值得一书。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今年上半年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过去1年间温州有300亿元资金涌入民间借贷领域。另据该行调查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依笔者之见,温州治高利贷也罢,还是治理其他乱象也罢,关键是治吏。当然,强调政府部门加强自身建设也是治吏的一个内容。但是,从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温州之所以出现高利贷乱象,引人注目的是,当地主要债主为公务员(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9月28日)。这个消息尽管有待权威部门核实。但某些公务员参与高利贷活动却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有消息透露,今年初温州市龙湾公安局在侦查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时,发现债主名单中均为当地非法机构人士。而据当地公众反映,官员私人资金进入民间高利贷情况非常普遍。

温州官员为何能占“当地高利贷债主八成”?同时,官员为何成高利贷的“带头大哥”?应该说,近年也有一些地方灰色收入大行其道,一些官员袋子充溢,需要为富余资金找出路。一些官员可能利用手中权力去发个人之财,甚至说发不义之财。曾有学者粗略统计,各地擅自发放的津贴补贴名目达到300多项。在去年对武汉市的检查中,有的市直机关各种津贴补贴竟然有13项,征管考核奖、组织收入奖、社保考核奖等等;其四,可能是有灰色收入。因此,治理高利贷首先应唯涉足高利贷的官员是问。问他们收入来源,问他们参与高利贷的来龙去脉。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利息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息4倍就属于高利贷,高出部分将不受法律保护;中国人民银行也多次强调,要严厉打击高利贷以及“地下钱庄”等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公务员法》第53条第十四款规定,禁止公务员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放高利贷就是一种营利性的经商活动。而且还是扰乱金融市场,破坏金融秩序的行为。不但在中国的法律上行不通,在执政党的戒律中也不允许。

同时也要看到,官员是社会的主心骨。官员带头或参与违法乱纪活动,其影响是极坏的。温州占89%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民间借贷,酿成了惊人的高利贷危机,温州某些官员的违法乱纪参与甚至带头高利贷活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难辞其咎。

一个问题摆在公众的面前,禁止官员私人经商的廉政规定是清清楚楚的,相信包括温州在内的各地方是经常组织官员进行学习的,为何温州这么多的官员参与高利贷活动?分析个中之因,近年来一些地方基层党风廉纪建设制度松弛,放任自流,是不可忽视之因。时下,中央出台的廉政戒律不少,但在基层几乎成了墙上摆设和文件存档,没有抓到实处。一些基层官员之所以胆大妄为,拿党纪国法开玩笑,既在于他们的世界观很陈旧,也应看到当地领导层对不正之风对腐败现象的眼睁眼闭不当一回事。一些基层甚至把官员炒楼炒地皮放高利贷视作是正事往来,视作是私事,这也无疑助长纵容了腐败愈演愈烈。

温州高利贷危机印证了老一辈领导人陈云那句“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警言。从严治国关键是从严治吏。在共和国建国初期,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毅然决定枪毙贪腐的高干刘青山、张子善,震动了整个共和国官员队伍,捍卫了红色政权。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又果敢处理了广东走私案、枪毙了贪腐的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又确保了改革开放健康发展。面对温州高利贷危机的冒头,从调查入手,摸清情况,狠治胆敢违法乱纪的高利贷官员,必将会警醒成千上万的官员,牢记廉政规定,牢记历史使命,为扭转温州的局面,推进改革开放作出贡献。

当然还应一说的是,尽管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严禁公务员涉足高利贷的文件,但要真正杜绝权力染指资本市场,还需通过对民间融资市场的规范,让民间资金拥有正规、顺畅的投资去处,从而消解高利贷的暴利,否则,恐怕无以消解公务员涌入疯狂高利贷食物链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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