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温州

国庆长假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携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等财经官员专程赴温州调研,探求化解以温州民间借贷可能引发的“中国式次贷”风险,以及中小企业的生存之道。在温总理离开温州走后,浙江省政府也在10月7日召开四级政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政府部门主动上门为企业排忧解难,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同时,香港经济日报引述温州金融办相关人士称,温州市政府也已经向浙江省政府提交《关于要求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的请示》,由省政府出面,向人民银行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600亿元,专门用于支持温州银行机构增加对困难企业的融资规模,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

种种迹象表明,在出现90多个中小企业主“跑路”,一些企业主因无法偿债而“跳楼”的风波之后,防止温州中小企业倒闭和民间借贷崩盘的重任落到了官方的手中,对于温州的民间借贷,听之任之,让其自生自灭恐怕风险波及到实体经济。但是,对于温州因高利贷引发的老板跑路,企业倒闭等种种的困境,国家是否需要去救,该不该救,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去深思的话题。

反对救助者认为,温州目前面临的民间借贷崩盘的风险,完全是咎由自取。其一,温州的民间借贷,在炒作之风盛行之下,利率最高达令人瞠目结舌的180%,从正常智商而言,这无疑是赌博,既然是赌博,没有必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救一帮赌徒;其二,民间借贷的资金,大部分流向了房地产,导致全国房价高烧不退的原因之一,就是温州的炒房团的炒作,在房地产调控严厉的情况下,如果去救助这些利用高利贷的炒房客,缺乏说服力;其三,即使有一部分民间借贷流入了中小企业,但很多中小企业现在也不做实业,他们利用高利贷的目的是以钱生钱,玩危险的财富传销游戏;其四,媒体多次报道,温州民间借贷资金中,八成以上的人为当地公务员,这些人通过一定的关系,让银行的资金流入了民间借贷市场,扰乱当地的金融秩序,如果成立救助基金救他们,无疑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毫无疑问,诸如此类的质疑,绝非没有任何道理。笔者也一直强调,对于那些利用民间借贷不搞实业,而是搞房地产投资等的中小企业,以及资金链断裂的资金提供者,的确没有任何理由去救他们。特别是那些高利贷的提供者,不仅不能去救,还应该去规范和打击,今天温州民间借贷的风险之所以倍增,和民间借贷的高利贷化,以及投资炒作之风不无关系。因此,对于温州的民间借贷面临的风险,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温州地方,都应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如果在高利贷崩盘的情况下,拿银行的钱去救,这是对老百姓不负责。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温州民间借贷之所以盛行,以及中小企业纷纷远离实业,实属环境使然。目前温州面临的困局,既有长期的金融体制方面的制度性残缺,也有金融资源配置的制度性失衡,更有投机浮躁之风导致的实业的萎靡。我国的一些学者已经多次证明,就金融供给而言,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0%,贷款却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80%,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60%,其贷款却只占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不到20%;以温州市为例,中小企业能够从银行等主流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比例只有10%左右可以,80%以上依靠民间借贷生存,这就是麦金农所言的金融抑制的结果。

这种长期的“金融抑制”一方面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另一方面助涨投机炒作之风。今年民间借贷之所有异常疯狂,一些利率高达180%以上,概因炒作所致。通过高利率的民间借贷获得的资金,要么拿去炒房,要么拿去炒矿,即使流入中小企业的,在利率奇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通过做实业赚回来的,中小企业将获得的民间借贷资金再次高利贷出去,以钱炒钱,成倍放大了风险民间借贷逐渐与实业无关,而成了真正的击鼓传花的赌博。如果说金融抑制是滋生高利贷的土壤的话,中小企业产业空心化和投资炒作无疑成了随时可能爆炸的地雷。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民间借贷的提供者,还是利用民间借贷资金的中小企业,无疑都是体制的受害者。因此,本次所谓的救助,最关键的不是去救那些炒房者,不是去救那些高利贷者,而是藉此机会,推动民间借贷的合法化以及国家对中小企业长期性的扶持政策的出台,最好的救助是让民间金融合法化,并且出台一揽子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

就民间借贷的合法化而言,在我国金融机构总体仍然处于短缺状态的情况下,应该下决心将民间借贷纳入主流的金融体系,成为我国企业资金的合法供应者,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就实体经济而言,中小企业之所以告别实业,乃是因房地产为代表的炒作的泡沫导致大量的资金流向虚拟领域,乃是整个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化,应该下决心将中小企业的发展提高至国家基本国策的高度,并且对那些陷入困境,需要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慷慨解囊,留住中国经济的血脉。切忌为了维稳而对所有的可能崩盘的民间借贷给予资金的援助,更不能将那些高利贷者纳入救助的范畴,否则就是助纣为虐,为下一次引发更大的风险提供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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