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阎锡山:如有十万日军俘虏 可灭共产军

狐狼001 收藏 12 11076
导读:2011年10月10日 08:06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李宗陶 核心提示:阎向美国政府求援:“如能支持十万日军俘虏,拨飞机200架,归阎某指挥,定可横行华北,扑灭共产军。” [img]http://img7.itiexue.net/1381/13812535.jpg[/img] 本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23期 作者:李宗陶 原题为:阎锡山 能成大事业,难得大机缘 阎锡山受的是旧式教育,10年私塾形成了他的知识结构,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了他一生。成为政要后,他

2011年10月10日 08:06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李宗陶

核心提示:阎向美国政府求援:“如能支持十万日军俘虏,拨飞机200架,归阎某指挥,定可横行华北,扑灭共产军。”


1949年阎锡山:如有十万日军俘虏 可灭共产军


本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23期 作者:李宗陶 原题为:阎锡山 能成大事业,难得大机缘


阎锡山受的是旧式教育,10年私塾形成了他的知识结构,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了他一生。成为政要后,他的大量讲话中随处可见四书五经的句子。他反复强调,“井田的经济制度,传贤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儒家的修身、自省在他的生活轨迹中历历可寻。


在他的幕府里,年长他17岁的赵戴文(字次陇)是民国时山西惟一可以与他相提并论的人物,曾官至山西省政府主席,也曾任职蒋介石国民政府中枢——国府委员、内政部长、监察院长。然而不论他身在何处、官居几品,始终是阎锡山的首席辅弼。赵对人说:“我与伯川君臣名分已定。”阎则说:“次陇与吾相交三十年,公私事件饱经波涛,虽有危及身家之虑,亦未尝忧形于色。”


为父守制期间,阎锡山曾给赵戴文写信,提及为什么要在父亲的墓旁待上百多天:


宅中一切房舍用物几尽为先严生时所住用,触目伤心,离宅居住稍可减少感痛。二十余年从政非特无暇读书,亦且无暇思过,每觉名牵物诱,应事接物常处于被动地位。向思欲成自由、自主、自动的生活,非痛加克伐割断牵诱不可。然快刀利器惟智仁勇,山生来不足,只有求补之之一道。同声相应,同性相辅,补之之法只有借他人之智仁勇,以补自己之不足。山欲于此守制期间,处于凄凉惨淡之境,痛思己过,加以克伐。


阎锡山最愿意与手下文士谈的,是他一生奉行的“中”的哲学——


中在哪里?中就在事物之中。


如何识得这个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便是中。


如何掌握这个中?叩其两端,而用其中。


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中是不是变化的?事物是时变的,万变的,中是不变的,但不能执中,要求时中。唯心偏,唯物也偏,摞了物的心,等于腐物的微菌。摞了心的物,就是毒害人的蛇蝎。咱不唯心,也不唯物,咱是唯中。


1924年5月,到太原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问阎锡山:东方文化是什么?阎答:是中。泰戈尔问什么是中?阎说,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了这个“中”。泰戈尔问: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概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阎锡山说: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你们想要找,去乡间还可以找到一点。


跟幕僚开会,对他们的意见,阎总用两句话回答,一句是“你说得好”,一句是“你说得对”。说好的不采纳,说对的采纳。时间长了手下才明白过来:原来,好并不等于对呀。


阎锡山自有说法:对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对在不对的中间,不在不对的反面;不对的反面,还是个不对,不对与不对是相对的……偏与倚,过与不及,都是不对。唯中与对是绝对的。”


“中”渗透此人骨髓,影响到方方面面,比如用人——阎锡山常说:“疑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心目中没有一个好人,他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一有机会就为自己图谋私利,如不预为防范,小则营私舞弊,大则图谋造反。因此他用种种手段使同人互相监视,甚至互相摩擦,由他操纵支配,无论远近亲友,都不例外。


阎锡山的幕府中人基本上符合《阎伯川先生感想录》中的用人之道,他的“知人善任”、“赏罚严明”、“先求诸己而后求诸人”,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各种人才。


“聪聪明明的坏人,与糊糊涂涂的好人,皆不可使之任要职。”

阎锡山身上既有传统文化的烙印,有近代文明的影响,也有封建意识的遗传基因。他的讲话叫“训话”,他看过的信批“上阅”,他亲复的信批“上复”,他的手批称“手谕”,冠之以天干地支,这是所谓“申东手谕”、“壬寒手谕”的由来。


他的迷信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内室常设香堂,剪子巷吕祖坛的扶乩生常被找来问福祸。抗战前有一回迎接蒋介石到山西,在哪里迎很费了一番周折:在运城(运成),那可不成,最后选在介休,让老蒋休了才妥。


学延安,蹲窑洞;学土改,村公有


正因为“中”的思想,阎锡山能从中共各方面汲取长处。他看到了旧军的弱点,研究了中共“党指挥枪”的办法与经验,得出结论:“军官能力的军队不如政治能力的军队,政治能力的军队不如主义能力的军队。”于是他依靠以薄一波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筹建新军“青年搞敌决死队”,并仿照八路军的建军制度,在新军中普遍设立政委制。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山西军、政部门撤至临汾。他仿照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口号,仿照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订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当时延安有个学校叫“抗大”(抗日军政大学),阎锡山在临汾也成立了一个“民大”(民族革命大学);一到秋林、克难坡,阎锡山就仿照延安挖了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同时修食堂、盖舞台、建礼堂、兴水电,使得秋林、克难坡的夜景像是个小延安;中共历来鼓励妇女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延安有成群结队的女兵,阎也标榜提高妇女的地位,布置各校招收女生,培养女干部。于是秋林、克难坡街头也不乏身着戎装的“女兵”;延安提倡勤俭朴素、艰苦奋斗,阎也要求禁绝烟赌赃欺,官兵干部待遇以及服装也较国民党中央军简朴;延安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阎也使秋林、克难坡的生活紧张化,机关干部每天8小时工作外,须出席早晨6点由阎主持的“朝会”……


当1935年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从南方苏区向北方蔓延时,阎锡山在“防共会议”上提出“土地村公有”的主张。他还几次提到“共产党的厉害”:“共产党将私有土地拿来分给贫农,使贫农同情于他,成为拥护他的基本分子。所以他是以平分一切土地取得农民拥护为其革命手段,是摧毁现在政府建设的基础。”


早在1920年代,阎锡山提出过“田由公授”的主张,他深知土地问题是这农业国家的命脉。10多年间,因为战乱与动荡,农村破产情况普遍,自耕农降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降为雇农佃农,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如此趋势,“必然激起土地所有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土地使用者终岁劳动,不得一饱”。


他认为汉之王田、晋之占田、北魏之均田、隋唐之班田、宋之限田,都是限制土地集中的办法,但没从根本上解决,“所以中国的土地问题,老是走循环路线,由集中到重新分配,由重新分配又恢复集中的过程。”


他想出的办法是动用早年推行的“村本政治”,不是将土地收归国有,而是收归村有,希望在实行土地分配时有村人理解,手续也简便易行。


他督导制订的《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一共13条。主要款项是:凡满18岁的村民,就有权向村公所领一块田,到58岁,还给村里;那些不下田耕作的人,必须交不劳动税。


这份大纲在当时引发许多评论,有的人认为它在理论上存在许多缺陷和自相矛盾之处。


阎锡山在老家五台县的几个村试点,苦口婆心劝说富人们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把多余的土地拿出来,以无利公债收买,遭到富人的强烈抵制。结果,不了了之。


正如当时某些评论指出的:解决土地问题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习惯、利益的重新分配,实际上是要触动甚至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一种能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此,远没有阎锡山设计的那样简单。


他的方案,实际上是在不损害所在阶层利益前提下的一种改良,以挽救走向没落的命运,却遭遇非议和责难,这不得不算作既得利益阶层的悲哀。但阎的努力,对19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和改造农村运动,确实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3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1935年,日本在侵占东三省后,开始筹谋“华北五省自治”,想让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组成联合自治政府,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山西,因其战略地位、煤铁矿产,以及阎锡山的影响力,成为这盘棋中的首落子。


日本特使与其说客不断做阎锡山的工作,请他挂帅五省。但任凭软硬兼施,他总是一副太极身段,“极力忍耐敷衍”。他“不出头”,但也没置身事外,因为他知道,总会有人出头,那对华北乃至中国的危害总会祸及他的地盘。蒋介石、日本人、共产党这三方面的压力加诸其身,阎锡山自喻为“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反复权衡之后,他做出“迎共抗日”的选择。


中共代表、山西定襄人薄一波,就是在这时候到达山西,接管了牺盟会,在这条特别的统一战线上,跟阎锡山合作、周旋、智斗了8年。当时牺盟会掌握了全省80%以上的抗日县政权,新军发展到40个团10多万人,撑起山西的抗日局面,被誉为“敌后抗战楷模”。


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对这段岁月作过生动描述,其中不乏微妙之处。如他说服阎锡山释放关押在太原的300名政治犯,让那些爱国、有为的青年恢复自由之身,加入抗日阵营。范长江在1937年2月有过太原之行,《塞上行·太原印象》中记述:


我到太原的时候,正旧历正月十五前后,一切旧式的游艺组织,如秧歌、高脚、社火、梆子戏等,都一起搬了出来,热闹非常。但是这些旧东西,却完全换了新的内容。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支配这些东西,他们唱歌和演戏材料,或是已经成为抗日救亡题材,或者夹入许多抗战的唱歌和口号。这种做法,普遍到全省。


此间,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不能等准备的力量足以抗战时再抗战,也不能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赶得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强并驾齐驱了,然后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复回来”,“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


他提出的对日“实行持久战”、“宜在有利之地形与之作战”和八路军的实践不谋而合。


在与傅作义共同领导绥远抗战时,阎锡山以继母陈秀卿的名义,将父亲的遗产87万元捐给前线。晋绥军将领、学生、商人,随即纷纷解囊。


凡此种种,包括摒除党派之见起用共产党人,放手让薄一波发展壮大牺盟会,表现出他的政治胸襟,是他真心抗日的举动。山西当时成为陕北之外的又一个抗日中心,吸引了许多爱国志士。


徐向前是五台人,阎锡山的同乡,且在阎创办的省立国民师范读过书,是阎的学生辈。1937年9月他作为“向导”,与周恩来、彭德怀等赴太原同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抗日的事。这次交道,令阎锡山对周恩来颇为佩服,事后他对薄一波说:“周先生对抗战前途看得非常清楚。”又赞:“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在雁门关视察地形时,周恩来与阎锡山有过这样的对话——


“如果日寇攻到这里,你准备怎样打?”周问。


“我拼了老命也要保住山西。”阎答。


半个月后,由阎锡山筹划,林彪、聂荣臻指挥的115师在平型关打了一个伏击战,取得八路军抗战以来第一个胜仗,也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敌并首次胜利的战斗——尽管它无力扭转中国军队在整个平型关战役的被动局面,无法改变对日作战的一连串失利及太原的沦陷。


节节败退的过程中,阎锡山有过骑着毛驴撤退的经历,也曾赋诗抒怀:夜向吉县行,昕水百余经。行人身半湿,残冰伴稠星。


正因为阎锡山与共产党的合作,国民党内部有“山西赤化”的诘责。1960年5月23日他在台北去世,有报纸刊载社论《阎锡山值得国葬吗》,认为他“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坐大”,结果“晋西事变”后,新军加地方团共约15万人同时叛变,携带新武器,投向朱德、刘伯承、林彪和贺龙;更有人暗指,阎锡山是国民党垮台的“首祸”。


阎锡山真心抗日的同时,蒋介石却横下一条心:攘外必先安内。他不断调遣阎和张学良带兵“剿共”——让晋军奉军与共军彼此消耗。阎、张同病相怜,深感再这样下去只能两败俱伤、国家大损;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能保全自己、保全国家。

一年之内,张学良5次飞抵太原跟阎锡山“共商陕北剿匪事”,双方小心翼翼,边试探边由浅入深、由虚而实,彼此心照不宣。


1936年10月31日是老蒋50寿辰,阎锡山就停战问题进言,蒋厉声道:“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阎锡山对张学良说:“汉卿啊,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以后看机会慢慢做吧。”


42天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面对国家危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较好选择。毛泽东在写给阎锡山的信中说:“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事实证明,阎锡山多方斡旋调停,功不可没。


至于1940-1944年间,阎锡山与日本人频繁的接触,通常被指斥为“勾结”,事实上,是一场无甚进展的讨价还价和软磨硬泡。日本想利用阎的身份、资历和地位令山西乃至华北脱离重庆政府,而阎想借助日本,在“剿共”的同时克服自己的困难,加强经济和军事实力。赵戴文曾向阎说,“以后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卫的道路。”阎回答说:“我有我的主张,我为了存在,利用他们,绝不会走那条道路。”


谈判中曾出现过这样一幕:日方代表花谷正极不耐烦,对阎锡山拉扯起来。阎毕竟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尽管难堪,也只是皱起眉头。


日本军方回忆录里,阎是个“有自私自利打算、老奸巨滑不吃亏、难以揣度的人物”。在日军1938年就制定的瓦解、诱降中国军队的计划中,阎锡山这部分代号为“狸”。


跑来跑去,守不住“没奈何碉”


1945年8月9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国共两党曾在重庆签署“双十协定”,即停止内战,长期合作,建设新中国。阎锡山大为不满,他在刚刚结束的上党战役中吃了大亏,损失了13个师。


阎锡山认为中共的优势主要在于政治,善于宣传,因此始终视为劲敌:“天下少有比共产党会说的,翻过来折过去都有理。”


1946年,国民党再次发动内战时,阎锡山与胡宗南联手,向山西解放区进攻。当时他推行“兵农合一”政策,虽然描画得很好,但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当时流传的歌谣“兵农合一聚宝盆,村里跑得没了人”,“编组抓丁真真好,地里长的全是草”,“编村村长兵贩子,害得媳妇没汉子”,大致讲出了民意。兵农合一最终导致农村经济衰败,许多农民弃田离家,有的跑到解放区。


战场上传来的消息也越来越糟。阎锡山开始乱了阵脚,他在梁化之策动下展开了“三自传训”、“返干团”等白色恐怖,杀人无数,推着他进一步失掉民心,推着他的王朝走向坟墓。


一位当时进入太原的美国记者说:“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对数不清的碉堡感到吃惊,高的、低的、长的、圆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严密火网。”


太原周围修建了大约一万个碉堡,样貌跟阎的性格一样复杂:一层到多层不等;材质有砖、石、钢筋水泥;形状有人字形、十字形、圆形、三角形、六角形、宝塔形;功能有杀伤碉、伏地碉、警戒碉、侧射碉、好汉碉、半径碉;有面向四周的、面向两侧的、反向射击的——名为“没奈何碉”……这些都是他坐在家里,用文明棍在地上画出来的。


“这完全是他幻想的产物,并非可行。”但凡军事工程军官对这些古怪设计提出意见,阎就会大发脾气。


太原四大要塞攻防战,是国共战史上最惨烈的战事之一。东山上的每一个据点、每一座碉堡都经过了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残酷过程。一块面积不大的阵地上,每天都要承受至少800门火炮的轮番轰击。陡坡上已经没办法修建工事,只能用尸体堆积掩护。阎锡山的部队攻势猛烈,防御顽强,几近疯狂。徐向前的部队无论兵力还是装备都处劣势,官兵流血牺牲,前赴后继,昼夜厮杀。


战斗接近尾声时,徐向前旧病复发,胸部因大量积水剧痛难忍。他躺在担架上不肯撤后,前线官兵的巨大伤亡令他心寒。战事稍稍平息之后,东山上各主要阵地焦土达一米厚,战死的官兵尸体交错叠摞。此战,阎锡山部损失兵力万余,徐向前部伤亡8500多人。

身边人描摹1947年以后的阎锡山:“如热锅里的蚂蚁,团团乱转,每天拄着手杖,几个卫士跟着,一会儿到参谋处,一会儿到作战组,内北厅、外北厅、中和斋,跑来跑去——这是他想问题时的习惯;此时更形焦急,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面色黧黑,眼眶深陷,性情变得粗暴,逢人便骂,对卫士稍不如意,举杖便打,不仅拿公文请示的参谋、参事,怕与之见面,能避则避,就是伴随他的五妹子阎慧卿,这时也收敛了。”


有一次,阎锡山特地招见美国驻太原的新闻记者。桌上摆着500小瓶毒药水,门外停着一口棺材,阎锡山对记者说:“咱阎某决心死守太原,如果失败,咱就和咱的干部们饮此毒药,同归于尽。”还令侍从给他物色一个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随身带枪,事到临头将他打死——“这个任务非日本人不能完成,你们是无勇气下手的。”


1949年3月28日晚,阎锡山的内室悄无声息。手下已伫立良久,他才睁开眼睛说:“你坐下,拿支笔,咱说你写。”阎向美国政府求援:“如能支持十万日军俘虏,拨飞机200架,归阎某指挥,定可横行华北,扑灭共产军。”他委托早有款项交存的美国凯因公司向政府游说。手下问:“凯因公司是商人角色,怎么能叫美国政府这样办呢?”阎锡山说:“你不懂得,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与政府有直接关系,你去办吧!”


3月29日下午,阎锡山带了六七个侍从,秘密溜出南门,在汾河西洪沟小机场,乘坐陈纳德替他准备的一架小飞机,逃往南京。


1949年4月23日午夜,太原城破在即,阎锡山电报五人小组:“万一不能支持,可降;唯靖国、化之两人性命难保。”


4月24日上午,解放军对太原城发起总攻。梁化之命副官在省府院的钟楼一侧备汽油和木柴,然后进入钟楼服毒自杀,在副官点燃的冲天烈火中化为灰烬。同时服毒的,还有阎锡山钟爱的五妹阎惠卿。


梁化之自杀前后,特种警宪指挥处的部分成员也先后服毒或开枪互击。阎锡山到台湾后,立了一座“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冢”。


这故事曾被编入台湾小学课本,被称为“戡乱战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台湾一些文人也说“太原无降者”、“满城文武在城陷之际集体自杀”等等。李敖童年时曾在太原度过一年时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做‘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


解放太原用了整整6个月,攻守双方伤亡均在3万以上。破城一个多月后,章士钊、邵力子写信给李宗仁:“夫阎君不惜其乡人子弟,以万无可守之太原,已遁去,而责若辈死绥,以致城破之日,尸与沟平,屋无完瓦,晋人莫不恨之。”


1949年12月9日,民国行政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政务委员陈立夫、教育部长杭立武即将逃往台湾。


众人候在机场,惟阎锡山样子奇怪:他带着两只箱子,寸步不离身,一只坐着,另一只放在手边;他神情恍惚,身体微摇。这两只箱子里都是金条。


多亏这些黄金,让他晚年能在阳明山麓独占一隅,建起一座碉堡式建筑,著书(70多岁出版《三百年的中国》)、会友、“观察宇宙”,安度余生,不必多看蒋介石眼色。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失败,不是兵力不够,是政略不够。如我们对二百万日本精兵,能守住西南半壁,而不能对抗装备甚差的三万共军,即是明证。共党以其主义、政策、政略,组织起民众,造成面的战略,以明击暗、以大吃小的战术,是超历史的做法。”


阎锡山死于因感冒引发的肺炎和心脏病,走完78年人生路。他生前曾作了一些挽联,嘱咐家人在他死后贴在墓地。其中一副道:


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


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50年来,他的侍卫官井国治、张日明等人一直看守着这座碉堡。他的灵堂里香火不断,除烛台、鲜花、素果,供桌两侧还摆放着其著作《三百年的中国》、《阎百川先生要电录》等。80岁出头的张日明对台湾《中国时报》记者说:“这几年有山西来的客人,或研究阎锡山的学者来过。有兴趣看看,就带几本回去吧!”


2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12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