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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搬家,会引起军警的怀疑,也会引起妻子和她们家人的误会,应该找个更妥当的办法避免突然袭击。他们注意到,每次军警搜查都由保长带领,如果保甲长事先通个信息,那可就保险得多了。阎保禄和刘子青商量,决定由刘出面谋取保长职务。阎保禄分析了刘的有利条件:刘是巡官的女婿,和公职人员交往多,在商界和这一带居民中有声望,再加上请客送礼,取得这一职位是不成问题的。不出所料,刘子青很快被派成酒泉中山镇公所第九甲甲长。他们把电台藏在刘家中。


刘子青当了甲长之后,又出现了个难题。原来国民党从1939年起,一方面要求居民中的青壮年轮流参加“国民兵”训练,作为后备兵源;另一方面要求公务员,包括保甲长、学校教职员,一律要参加国民党,否则轻者丢掉饭碗,重则给戴顶“红帽子”。刘子青当了甲长,如果不加入国民党,不仅会丢掉甲长职务,而且会引起怀疑,牵连到情报站;如果让他加入国民党,则又违反了边务处的纪律。阎保禄反复考虑,为了情报工作顺利开展,经请示边务处同意,让刘子青和其他保甲长一起,用当时的化名刘兆恩,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1940年初,情报站一度陷入困境。在马步康旅部工作的情报员鲜明成和金某某,由于不谨慎被发觉了。幸好他们从别的渠道及时得到消息,在逮捕他们之前,通知他们和李国芳一起秘密撤回新疆。复泉新货栈是新疆商人开的商店。由于盛世才公开打出亲苏亲共的旗号,虽然在国共合作时期,也深为马家和国民党不满,对新疆往来人员严加防范,因此对复泉新货栈自然不会放过。丁炳南又是东北人,更容易使人怀疑是盛世才派来的。一天晚上,军警突然把复泉新货栈团团围住,里里外外仔细搜查了一番。这个事件表明,丁炳南虽然还没有完全暴露,但已成了重点监视的对象。丁炳南以复泉新货栈歇业为名,撤回了新疆。


1940年夏天,边务处又派来两人加强电讯工作。先期到达酒泉的叫武守礼,任电台台长;后到的叫高成兴,任机务员。他们的口音与玉门人相近,就称是玉门人,安排在杂货店当店员。自从李国芳情报组撤回新疆,要获得有价值的情报,也成了问题。他们用重金经常从马步康警卫队一个大个子兵那里购买情报。这个兵是青海回族,作了马步康的卫士,家境甚为贫寒。他们利用他需要钱贴补家用,得到一些马家军的情报。阎保禄利用内兄的结拜兄弟、马步康旅一个姓袁的排长,探听到一些情报。但这些情报比较分散,很不一致,需要认真地分析、补充、核实。好不容易搞到情报,又到了和边务处电台联络的日子。半夜,武守礼和高成兴从刘子青家的炕洞里拿出发报机做试验检查,准备发报,发现没电,干电池受潮失效。因为自丁炳南走后,机器和电池就一直藏在炕洞里,未使用过。虽然有了报务员,却连一次电报也未能发出去。他们只好把情报写成密信,从邮局寄走。


1941年三、四月间,阎保禄奉边务处的指示回新疆汇报工作。他在星星峡见到了王振坤,化名吴南山,任星星峡哈密办事处分处主任。他在哈密见到了刘庆南,化名万友林,任哈密办事处主任。刘庆南、王振坤都是新兵营的战友,与阎保禄同一批去苏联学习。刘庆南私下告诉他,陈培生已不在边务处工作了。边务处人员变动很大,据说一些人被捕了,罪名是“国际间谍”。现在,盛世才的五弟盛世骥兼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