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卖国与爱国(转帖)

绥远将军 收藏 29 2029
导读:美国学者韦慕庭在其《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有云“从现时的观点来回顾过去的历史,人们会认为,孙博士对债权人的某些许诺似乎是鲁莽大胆的,甚至是丧失原则的。对于提供特权、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许孙中山毫无内疚不安之感。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伟大的目标:推翻可恶的清王朝,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进步政权。”那么,孙中山所以对债权人的许诺那么鲁莽大胆甚至丧失原则的原因何在?也很简单,就是为了从他们那里筹借到自己进行革命的金钱。 1895年前后,孙中山于广州、檀香山、香港等地先后成立兴中会。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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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韦慕庭在其《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有云“从现时的观点来回顾过去的历史,人们会认为,孙博士对债权人的某些许诺似乎是鲁莽大胆的,甚至是丧失原则的。对于提供特权、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许孙中山毫无内疚不安之感。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伟大的目标:推翻可恶的清王朝,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进步政权。”那么,孙中山所以对债权人的许诺那么鲁莽大胆甚至丧失原则的原因何在?也很简单,就是为了从他们那里筹借到自己进行革命的金钱。


1895年前后,孙中山于广州、檀香山、香港等地先后成立兴中会。兴中会志在救亡反清,所以,虽然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硝烟未散,孙中山还是多次通过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要求日本政府援助即将举行的广州起义,后者认为孙中山太年轻,难以成大事,未明确表示支持。有史家认为:“当时中日两国仍处于战争状态,日本是敌国,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要求敌国政府援助起义,攻打本国政府,显然有损民族利益。”(茅家琦等,《孙中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27页)


1907年,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驱逐孙中山出境,但担心压制中国革命派对日本扩张势力不利,乃捐献给孙中山5000元,事为章太炎、张继等人知道后,认为孙中山“受贿”、“被收买”,同盟会几为此分裂。(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397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1909年5月,孙中山由新加坡转赴巴黎,其目的,据说是“竭力运动一法国资本家,借款千万”。此前数年,孙中山与法国驻华人员即有机密往还,并曾派人陪同法国军官前后凡三人,前往与法国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广西、贵州、四川三省,作实地考察。但因为法国政府内阁改组,借钱的事就黄了。有史家怀疑,孙中山欲前去借款的“资本家”,就是法国政府自己。(《晚清七十年》,622页)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军费开支浩大,而且需用甚急,因各省独立,不向中央政府缴纳税款,致使府库空虚,庞大的军费开支无着落,连政府公务员的薪水都发不出。孙中山多次向英美银行协商借款,外国银行不愿借钱给临时政府,一笔钱也没借到。因北伐紧迫,财源枯竭,孙、黄迫不得已以汉冶萍铁矿为抵押向日商借款500万元,对外则称该矿集股3000万,中日各半合营,由公司转借500万给临时政府。此事泄露,舆论大哗,参议院议员质询政府,实业部长张謇反对此议,辞去实业部长。汉冶萍借款终因参议院不承认合办条约及股东大会反对,正式取消。


日人还乘此机会,向孙中山提出东北满蒙问题,要求割让给日本接管,方借款支持中国革命。在与日本财界、政界代表森恪的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6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内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此事一波三折,最后因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没有办成。原因是:“按照日本军部的扩张主义分子的观点,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理应享有一切权益,而无须以金钱收买。”(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268、269、265、671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转引自袁伟时,《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


1917年,段祺瑞破坏约法,孙中山南下护法前因财政支绌,一时不能解决,上海的犹太人哈同得知后,捐给孙中山五麻袋钞票,孙命吴景濂、林森管理财务,遂得以率参众两院议员和海军舰队南下。另有史料披露,当年6月,北京政府内部因对德参战意见不合,孙中山支持黎元洪反对对德宣战,德国政府为了利用孙中山政治影响,密赠孙中山200万元。(李国祁,《德国档案中有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项记载》,载《中国国民党建党80周年纪念》)。美国驻广州总领事亨兹曼(P.S.Heintzlmen)呈国务院报告称:“据广东都军陈炳报告渠,孙中山在上海秘收德国现款150万银元。孙以50万元给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使率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另30万给南下非常国会之议员,余款由荷兰银行与日商台湾银行汇广州备用。”(美国国家档案局所藏驻外领馆呈国务院之报告USDS893.00/2707号,载韦慕庭著《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杨慎之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以上史料,一说是200万元,一说是150万元,数目到底多少,有待更多可靠的档案、史料才能确证。征诸当时的情况,很难说此事是捕风捉影。


与孙中山南下护法的同时,北京段祺瑞政府却因日本人的支持,大举借款,扩充实力,图谋打败南方“军政府”,武力统一中国。自1917年1月至1918年9月,段政府向日本银行借款八笔,总计日金1.45亿元,这就是民初历史上有名的“西原借款”。孙中山两次护法,一败再败,痛定思痛,悟出“再造共和”的革命没有钱、没有外国势力财力上的援助,难以成功,因此做出了联俄的政治选择,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在苏俄的资助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第三次回广东,他打败陈炯明,掌控广东省财政,为日后北伐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李敖评价孙中山这种对外借款方式是“为救国而卖国”,是不是这样,看了这些材料,不难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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